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优越的工作也早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的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舒服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猝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他爱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却不爱他。学者林毓生深味鲁迅的心思：“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只缠结的网。人生于其中，就难逃它的文化影响。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一种足以改变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会的内部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只有变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本质。正因为他觉醒了，他却被这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虽然狂人被描写成一个特别勇敢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悲剧形象。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其他成员不能沟通，他的批评也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郁编的《被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吾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谀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鲁迅真的是让青年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吗？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则轶事来：一位落魄的文学青年上门来，鲁迅安排他休息，然后拎着青年那双破了个洞的鞋子到街上去帮他补。这种“赤子之心”却赢得了苏雪林之流的辱骂。对于“纯真”和“崇高”，我们的同胞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其实，这种被亵渎的命运，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自己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他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可是先生自己说，仅仅“用于护身”。去世之前，他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不会杀的人，鲁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可宽恕的敌人，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一座火山。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鲁迅的偏激
辩证法是杂文的死敌。在一个辩证法被当作匾额高高挂起的国度里，我很难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时具备川、鲁、湘、粤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么，厨师只好什么佐料也不放。在报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个人写的，甲与乙一模一样，乙与丙大同小异，正如李敖批评台湾政界人士讲话的方式：“他们除了各自发音上的不同，没有任何内容上的不同，这是很可恶的。我们应该有表达个性的语言，但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党棍政客们，都太缺少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都滥套。我们应该多鼓励有个性、有所不同的语言表达。”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闯进文坛，然后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继续对他冷嘲热讽，罗织的第一个罪名理所当然的是“偏激”。这把利刃杀人不见血，表面上看是前辈对后辈的关心和爱护，实际上是以一种僵死的思维来克隆生机勃勃的思维。幼儿园老师要活泼顽皮的孩子不得乱说乱动，手要背在背后，脸要擦干净；文坛长老们同样告诫年轻人，不要乱想乱写，要像我们这样三思而后说，否则后果自负！说不痛不痒的话语，写四平八稳的文章，养温驯可爱的小猫，种不鲜不艳的小花，保安乐祥和的长寿，乃是人间正道。
然而，在我看来，个性、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与人的年龄不仅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偏激是杂文的精髓，在我的心目中，专门用来形容青年人的“偏激”却是一个褒义词。“世故”的鲁迅，有一颗青年的心，他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偏激的。钱理群、王得后两先生在编《鲁迅杂文全编》一书时，曾用否定性、攻击性、偏激性、隐蔽性来概括鲁迅杂文的特色，而论述偏激性的笔墨最多。鲁迅说过：“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存在于偏颇之中，是真理惟一的存在形式。鲁迅杂文中有许多全称否定，如“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儒”、“道教”、“老年”、“导师”等。用学者们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些判断大都是靠不住的。但鲁迅不考虑结论的“永恒价值”，而追求“迎头一击”的杀伤力。正如只有霹雳闪电能划破黑漆漆的夜空，也只有偏激的文章才能打破文明的酱缸，救出在酱缸中挣扎的孩子。鲁迅斥责中国的“中庸”之徒及其攻击偏激时，说：“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他在《华盖集》的《小引》中还说：“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奥义和人生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
“写下来”的结局是引发一场接一场的笔战。在一个“面子”王国，“面子”的价值远远高于真理。鲁迅的杂文对事不对人，而且不像《红楼梦》苦心设置“贾雨村言”（假雨村言），往往直接点名，即使是他尊重的老校长蔡元培、授业的恩师章太炎、好朋友刘半农、北大同事胡适，有他所不认同的地方，他也“不为尊者讳”地直接点名批评。于是，他人撰文攻击他时常有“人格阴毒”、“思想偏激”之语。今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开始“反思”鲁迅的“不宽容”。先生真的“不宽容”吗？谁又宽容过鲁迅呢？
生活在这样的国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偏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偏激是一条九曲回肠的山路，一般人是没有胆量去走的。“要辩证地看问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风霜染白两鬓的老人们常说这句话。我却想，道路固然曲折，前途却未必光明。鲁迅曾告诉他心爱的学生；“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确偏向这做绝望的抗战，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我一向觉得，猫头鹰及乌鸦的叫声比夜莺的歌唱更动听。星斗一串一串地坠落，我甘做被大多数人厌恶的猫头鹰或乌鸦，在那天边的黑夜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第二辑·反叛之后孤独的蔡元培（1）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演得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的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的，谁理解他呢？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他摘下了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庆祝二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则是把办学校当作升官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