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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感受，殷海光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愤怒的是天道何其不公，他的工作刚刚展开，就将撒手人间，正如林毓生在信中所说：“想想这些年来，您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您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坚持到底，论精神，论风格，论对思想的贡献，五四以来的学人无人能比；而社会却从未给您公正的待遇，您个人精神的寂寞与艰苦也是五四以来任何学人所没有遭受过的！想到这里，悲恨填膺我要诅咒这个社会，这个人间！”林毓生性情平和，罕有如此悲怆之音，可见老师身患绝症给他的心灵造成怎样的震憾！
殷海光花了巨大的精力翻译海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在《译文自序》中，他把人生比作一支点过之后永远不会再燃的蜡烛。“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只蜡烛在尚未被风吹灭以前，有许多只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只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遍大地。”在他逝世前的二天，以口述的方式完成《海光文选·自叙》，引用梁启超的《志未酬歌》结尾，那颗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的心灵，何等真挚、何等清醒，令每一个有心闻道的读书人热血沸腾。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殷海光以五十岁的盛年离开了人间。同样艰巨的道路，正等着我们来走。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陈寅恪的诗
作为学术大师的陈寅恪与经广为人知，而作为诗人的陈寅恪却尚未引起人们十分的关注。其实，若以旧体诗而论，陈寅恪在二十世纪的文人中堪称一绝。著名学者汪荣祖在《陈寅恪评传》中指出：“其诗立意遣辞，远迈异常，其辞藻略似李商隐，其意境略似钱牧斋。”陈诗的可贵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陈氏“生为帝国之民； 死为共产之鬼”，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若干重大变迁，家国之痛身世之感，一一熔入诗中，以强烈的史家意识入诗，古今对照、借古讽今、移史鉴今，几有“诗史”的份量。其次，陈氏深思忧郁，耿介不阿，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一生坚持与时代相左的思想，恢宏布衣书生之本色，不为世俗所动、不为权势所屈，故诗中处处可见人格光辉与自由精神，这种形而上学的特质使之“与天壤而同久”。
上篇：诗史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一代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对自己生活的“神州沸腾，寰宇纷扰”的时代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深入地研究前辈的历史记录，从中总结人类作为每个个人的集合所作的决策及其后果；另一方面他则深入到当代的事件中去，用短促的诗句汇集成一部“叙说的历史”，让自己的取舍、视角、情感和阐释全都融汇其中。抗战时期，陈氏作诗较多。在“转徙西南天地间”的过程中，他吟出了“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这样一些情真意切的句子。既有东晋群臣对泣新亭、风景迥异的伤痛，亦有老杜忧黎元、思报国的拳拳热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的确有某种代代相传的永恒性的品质。
当最后的胜利来临的时候，乐观的傅斯年携酒上街痛饮，而陈寅恪却用颤抖的手写下《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降书文到醒方知，何幸今日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这首诗平易自然一泄而下，却又铸典熔史回环往复，颇类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韵致，概括了历史转折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即使在这样举国狂欢的时刻，陈氏仍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他援引史书，指出国事仍然多荆棘：“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鉴于历史上胡马多次南下的悲剧，陈氏对世事了如指掌，他对俄国势力觊觎的警惕终为五六十年代的的历史所证实。《玄菟》一诗作于双目失明后不久——“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阳。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衰吟。”忧己、忧时、忧国、忧民、忧外患、忧内战，忧之深忧之切渗透进每个字里。陈氏化入大量典故，点石成金，化铅为银，千古兴亡久感与多事之秋之愁两相对照，更觉“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以才学入诗，惟有如陈氏辈“读书破万卷”，方能“下笔如有神”；以性情入诗，也惟有如陈氏辈不失赤子之心者，方能作此至情至理之诗。
陈氏一生，家国巨变连连。在狼烟与烽火之中，他由清华而西南联大继而中大，始终蛰居书斋，埋首故纸堆中，似乎与时代保持较大的距离。实际上，陈氏外冷内热，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入世颇深，他的学术是一种能够承担苦难的学术，他的诗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体现出他的古道热肠。“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在沉痛展示知识者困窘而蹇迫的历史命运的同时，还表达了对现实最严厉的批判。外部世界一次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陈氏看来，许多相同的东西却沉淀下来。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之句；在共产党时代，则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都是讽刺一言堂的写真。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哪日休”之句，俱为“最是文人不自由”境遇的写真。陈氏冷峻地审视“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的历史，发现在迥异的历史表象的背后，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的质地。“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索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这样的诗句，使人联想到中晚唐刘禹锡、杜牧的一系列咏史诗。长江中的沉戟、王谢堂前的旧燕、英雄的故垒、沧桑的遗址……这一切，萦绕在他的眼前与心中，令他警醒、亦令他痛苦，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历史的火车头加快马力向深渊驶去，自己的警示却没有一个人引起重视。
文革浩劫，寅恪自不能身免，目盲脚膑之躯仍横遭摧残。此时陈氏悲观到了极点“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枯眼人。”陈氏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历史化，“断肠史”既指献身学术四十四年的历史，亦指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他一点也没有回避惨痛的历史，以超乎个人的关怀和超乎时代的视野，在对历史的阐释与记录中显示自己的文化信仰，因此他的诗构成了一部血泪交织的“诗史”。
下篇：诗格
余英时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自始便是文化价值的护卫者。他们有了超越的精神追求为依据； 才能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读陈氏的诗，深刻地感受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沛然其中，也就是一种不降生、不辱志、义命自持、屹立不动的人格精神。陈氏的挚友吴宓先生尝言：“人生乱世，而欲有所作为，安得不低头，安得不堕溷？惟望以文史自娱，以天命自遣，不消极亦不过于激进。庶有曲肱饮水之乐，而无失时不遇之悲也。”然而，这种陶渊明式的理想毕竟难在荆棘密布的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譬犹贞女而堕平庸，不肯效妓之搔首弄姿，倚门拉客，则必不能见容……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初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而况鸿飞冥冥，姿意高翔？不被罗网，古今东西，能得几人？”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氏的自嘲，不输于当年陈子昂幽州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悲叹。陈寅恪是一个决心把十字架背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是其五十六岁生日的自谓。已成涸辙之鲋，方悟一切苦难均缘于对“文字”——即文化的坚守。“读书久文人生苦，未得崩离早白头”，眼前苦与书中苦交成一片，体现了一种至为尴尬的处境。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陈氏不受政府再三的敦请，坚卧羊城，坚决不入新的权力中心北京。难道他不思念早年水清木秀书声琅琅的清华园？“世态万端终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了获得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毅然留在水土不服的南方。二十年代，陈氏目睹精神导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惨痛一幕，他在为王而作的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论学，盖将以脱心态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以说，陈氏自己一生也是按照古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身体力行。
苏格拉底说：“一个不经反省、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陈寅恪自我反省的深度，本世纪的知识分子罕有能及者。六十七岁时陈氏有诗“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旷达之外，悲凉则近于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之意。每一次哈姆莱特式的反省，对陈氏而言，都带来人格上巨大的升华。因此，即使到了“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地步，他仍能“然脂瞑写费搜寻”。悲观固然悲观，却并不绝望。钱理群先生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他们在社会浮躁混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或者应该保持沉稳的力量、高度的理性和韧性。”陈氏是做到这一点的廖廖无几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他是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单就文化角度而论，“花岗岩”尚属于经过后来的雕琢就能充作新房子的建筑材料，而那些顺势流转的软体动物般的“学者”、“诗人”、“大师”们，尽管生前显赫，死后却很难辨认出他们的学术、创作性状，就象摊在地上的一堆稀泥，派不上什么用场。
许倬云先生论及近现代知识分子时曾说：“其成份与功能，均有改变。最主要的现象则是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来自域外的文化与学术传统使他们疏离于中国社会，其行为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的特征。”陈寅恪一生是在古与今、东与西之间进行悲壮的沟通工作。而他花岗岩般坚硬的诗句，标志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格和精神高度，令每一个后来者不得不仰视。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愚人治理愚人国
——点评《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二十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庆亲王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到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错聩、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