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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伤心胜古人”，我在旁人指认的“愚昧”中寻觅一种动人的诗意。这种诗意与那些吓人的真理无关，它仅仅是一些混浊不明的声音，它在沙漠的深处不抱任何乐观的情绪地呼唤着水源。它在我快要放弃的紧要关头匆匆赶来支援我。
那道闸门还在。鲁迅说：“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放孩子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我所做的，不仅没有比先生前进几步，反倒退却了几步——我必须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却无须放孩子们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不是我不愿意放，而是孩子们并不愿意跑。孩子们说，哪里都一样快乐。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见证》中曾形象地描述“鸡的心理”——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见眼前的那粒谷子，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对鲁迅而言，肩住闸门既是行动也是目的。我要做的，仅仅是肩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我无暇考虑。角落里，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手挽着手，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在说我的坏话的时候，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家伙才会显得如此亲热。
我的学长孔庆东在送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肩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明白学长幽默背后的机锋，可我不能像禅宗所说的那样“背不动，就放下”。
作品能够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仍将坚持为抽屉而写作的方式，这一写作方式由三只鼎立之足来支撑：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和边缘的姿态。为抽屉而写作，也就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而写作。自由是人类投身写作行为惟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写作及生活的目的只能是增加每个人身上和整个地球上都可能发现的自由和责任的总量。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在结尾给每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了某种内在的自由。
这样做，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我整理完这本书稿的时候，我真切地听见我的牙齿啃我的骨头的声音。
冠盖满京华，思人独憔悴。
自诩为思人的我，为抽屉而写作的我，走我自己的路。有朋友愿意同行，我不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