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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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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new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们遂于2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已减少到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土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三军团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矸以西地区,突破敌二十三师守备的四十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后,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像那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的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3)new   
  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矸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如毕节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当过秘书长。我们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们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虢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我们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时,也曾用六军团首长名义,把这个意思与龙云、孙渡写过信,并提出同他们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加深对蒋介石中央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我认为,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缺,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驻,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中央军委和省委双重领导)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4)new   
  当着中央红军在1935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令部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们不失时机,建立“殊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滥调,大放厥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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