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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采的盘旋，作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4月30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6月30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6月22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7月2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颜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焘也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后，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腕。当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的时候，虽然总司令部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他们二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是妄图拉拢、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他在两军会师后，派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这时（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议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张国焘却改换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同志马上看出张国焘企图从组织上以少数压倒多数来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表示不同意，并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向他提出：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这时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来在四方面军的艰苦工作，对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方面军又热烈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就推动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一致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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