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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及他们一贯声称的教会代表性了；换言之，如今招人质疑的不是个别的基督徒的真实性，而是圣礼与教会的合法性。当时，在迦太基有一位信徒名叫多纳徒（Donatus，约355逝世），他宣称曾经犯罪的教士所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而失却圣洁本质的教会也不复是教会了。多纳徒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离开教会，另组新的教会，形成多纳徒派（Donatists）。这是另一次严重的教会分裂，对教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多纳徒派对教会造成的困扰绵延了数百年之久。而在神学上为解决多纳徒主义（Donatism）的危机，作出最大贡献的一位教父，就是著名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有关他的生平与神学思想，详参第三课）。他曾花了十多年时间，与多纳徒派的信徒辩论，并因此而确立了他的教会论。简单而言，奥古斯丁针对多纳徒主义信徒对教会提出的两个指控——教会是圣洁的群体及有罪的教士所行的圣礼无效——作出答辩。
首先，奥古斯丁认为教会最重要的特质是爱而非圣洁。圣洁无疑是教会的理想，但却不可能成为教会的现实；教会永远不该放弃对圣洁的追求，但它现实上却又总会存在著不洁不义的事情。倘若我们不接纳教会有任何一丝的不洁，动辄以分裂为解决方法，那我们只会将教会不断分裂下去。一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也许对以上的论调没有好感，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极具智慧与现实的观点。
其次，奥氏认为圣礼的有效性，端在乎设立圣礼的耶稣基督，而不在乎施行圣礼的人。水礼及圣餐礼是由耶稣基督设立的，所以，圣礼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权能与命令之上。说个笑话，倘若圣礼的有效性乃取决於施行圣礼的人的圣洁程度，那当信徒在受水礼时，便应该先查问一下牧师的信德，以免所受的圣礼徒然无效，而非仅是让牧师来查问他的信德了。
奥氏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应付多纳徒派的挑战，在整个过程中不能用任何暴力手段，而必须是心平气和的理性论辩：因为多纳徒派的分裂，并非由於他们犯了甚麽错误，却是因著他们认定教会容纳犯错误的人，这行动本身是错误的。他们本身是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的。奥氏建立了一套持平而稳健的教会论，足以回应多纳徒派的提问。
D．君士坦丁继位及基督教的合法化。
312年，君土坦丁在麦勒危安桥之役中，获启示靠此基督的名号而得胜。他在313年凯旋归来後，随即协同理吉纽颁布米兰上谕，容许宗教自由，给予基督教合法的地位，从此结束了二百多年迫害基督教的历史。对於这个帝国的政策的重大转变，历史学家一有不同的解说，他们都有兴趣研究君氏要求罗马全国皈依基督教的，真正原因；一般而言，他们所提出的解说，都是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的。
事实上，罗马帝国一直奉行君主专制（寡头政治）的政治制度，这与多神主义的宗教思想是难以协调的。专制的君主除了藉政治与军事权力敉平群雄，使自己高高在上之外；他更要为长期保有这崇高地位与绝对权力，而赋予某个超越的、神圣的理由，於此＇君权神授＇。正合其所用。古代近东各国的皇帝，几乎无例外地，都用君权神提的观念来拱卫他们的政权。但是，君权神授的观念又必须以一神主义作为其前提：因为天界若非仅得一位神明，或至少有一位敉平群神的至高主宰，则这位神明可以授权给这位皇帝。另一位天神也可以同时授权给另一位皇帝。天若有二神，民便可有二主，那君权是否神授便都无所谓了，反正诉诸神明亦不会为皇权是否独一无二提供甚麽有效的支持。所以，多神宗教根本不容许君权神授的观念；绝对的君权若由神授，授权的本身亦必须是一位绝对的上帝。
其实柏拉图早已确定万物的源头是一而不是多，而他所提出的绝对理型（Absolute idea）也有强烈的一神主义的色彩，并导致了日後哲学上的一神主义（所谓＇中期柏拉图主义＇ ，Middleplatonism）。自第二世纪开始，罗马君主亦开始意识到要寻觅一位全能至高的上帝，作高人间君主的终极担保人；他们曾经多番尝试，包括提倡太阳神的崇拜，可是始终没法成功建立一神信仰，扭转希罗文化长久以来信奉的多神主义。法国一位历史学家杜思里（ Par Alain Ducelliar）指出，君氏之所以接受基督教，乃是数世纪以来罗马君主寻求一神宗教的终点。君氏选择了基督教，作为拱卫君主制度的神圣理论，确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以上的解说相当符合情理。
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家华来士（Anthony F．C． Wallace）曾提出所谓＇重振运动＇ Revitalization Movement）的理论，亦有助於我们解释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奉为国教的行动。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第三世纪罗马的传统文化与宗教已疲惫不堪，无法再为罗马社会提供任何发展的动力，并因此导致许多文化与社会的危机。罗马帝国上至君主下至平民，都知道必须为社会注入新的元素，使之复苏更新，否则无法脱困；而基督教作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新兴宗教，正好为复兴罗马文化提供所需的精神动力。
以上两种说法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它们都显示出，世俗君王主要是基於政治的目的，才批准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他们也是出於政治的考虑，而进步将基督教奉为国教，用以整合全国人民的信仰。我们不能期望世俗君王会单纯以宗教的考虑去接纳一种信仰。因为个人皈依某个宗教，可以是私人的行为，也可以是纯粹的宗教决定；但批准某个宗教成为合法宗教就一定是政治的行为，而政治行为怀有政治目的，最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毋须认同政治人物的政治动机，却也毋须因其动机之不纯正，而否定他们所带来的成果。简言之，君土坦丁不可能因著爱主缘故，而将基督教奉为国教。
君氏本人对基督教信奉到甚麽程度，实在是启人疑窦的。终其一生，他仍向太阳神献祭，而在临终前才接受基督教水礼。无论如何，他将基督教定为合法的宗教，并逐渐促使其攀升至国教的地位，对基督教日後的发展形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E．国教的建立。
君士坦丁在位期间，已有计划地取缔异教活动，包括私人献祭，关闭一些敌对基督教的庙宇，为基督教臻受国教的位置而铺路。君氏又委任基督徒为政府顾问，免去教士扪的兵役及其他政治任务，他的儿子也是接受基督教教育的。由於当时信奉传统异教的人为数甚多，所以君氏也不可能一下子作出大变动；他只是逐步增加基督教的影响力，并以各样方法诱导人改信基督教。例如326年，时值君氏庆祝其登位二十周年，士兵们在邱彼特（Jupiter）神庙拜祭，为皇帝祝颂。此举触怒了君氏，他随即严责士兵此行动不当；但因此却惹起贵族们的哗然，他们质问皇帝是否全面背弃了罗马传统的文化和宗教。我们看到，君氏在此期间采取较飘忽的做法：一方面公开反对异教，另方面又长期允准异教存在；他既推举基督教，但同时又不敢贸然将之升格为国教。
君氏的儿子君士坦丢（Constantius，337－361）即位後，开始执行较激烈的压抑异教的政策，包括在357年，挪掉国会的胜利祭坛。由於君士坦丢末几逝世，帝位由君氏之侄犹利安（Julian）继任（361年）他锐意要复兴传统的希罗宗教，并禁止基督徒在学校教授文学。这可以说是传统异教信仰的反弹，并妨碍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国教化；不过，这并未对基督教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妨碍，特别是在民间，基督教已逐渐普及，成了人民最主要的宗教信仁仰，而异教信仰则逃不了式微的命运。在犹利安死後，基督教迅速重夺社会上的压倒性优势。授著是格拉典（Gratian； 349…379）及提阿多修一世（Thcodosius I； 379－395）相继当政，在米兰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参页 110－111）的大力推动下，一切异教正式被官方全面禁止。经历四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基督教终於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
IV．政教关系的适应。
A．从小教派变成教会。
基督教成为国教，对其存在的形态自然产生巨大的影响；简言之，教会已从小教派（Sect）一变而成为教会（Chuch ）了。
初期教会活在一个不友善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关注到如何保存及开拓其生存与传福音的空间，无法主动地为它与主流的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作出任何的界定；外在的政治与社会的限制逐渐内化为信徒的自我限制，以致他们普遍存着一种辩护及防御性的心态，对外间事物采取怀疑与排斥的态度，敌我分明，排他性极强。初期教会对现世的看法非常消极，完全否认其中有任何正面的信仰意义，遑论妄想教会可以成为社会上的主流声音，影响主流文化了。教会要在社会中寻求生存空间，这是它与社会唯一的接触点。
可是当基督教成为社会上的主流信仰後，便得对各样公众和社会的问题表态；作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它要肩负在建制内的责任，这是＇在朝＇ 与＇在野＇ 的分别所在。通缉犯当然不用对司法制度公开表态，但立法与执法人员则需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这正是他们职责所在呢！基督教既然是＇在朝＇之身，便须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公众问题，有一套清晰而正面的观点，用以教导信徒，并指导社会发展了。基督教从社会的边缘，逐渐挪移至社会的中心，信仰的涵括面愈来愈大。
与此同时，基督教亦逐渐由神秘宗教（Mystical Religion）的形态，过渡成为实证宗教（Positive Religion）。世界上大多数的宗教都是神秘宗教，中国的道教是其中之一。所谓神秘宗教，主要不是指某个宗教的教主行踪诡秘，也不是说它们的教义与礼仪的神秘色彩浓厚、莫测高深；这是社会学的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该个宗教的教义与活动可以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神秘宗教有其独特的关注点、语言及思维模式，毋须对现世说话，它有咱家独有的一套信仰模式与信仰赖以实践的生活世界。今天不少基督徒将基督教看为一种神秘宗教，其中以灵恩派在这方面的倾向最为明显。譬如说，他们将上帝的国这个具有集体性（政治的、历史的）含义的观念，沦落为只与个人层面相关的医病、赶鬼；上帝的大能与公义，从此只在个别的信徒身上彰显，而与社会、文化及历史无涉，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转向。我们必须问的是：上帝的国在公众生活中还有甚么意义？除了个人的生命外，还有甚麽地方可以让人窥见上帝的大能？。
实证宗教的意思是： 信仰内容需要与人间的社会、知识对话，信仰需要面迎不同学科对它的挑战，信仰有责任面对人世间各种现实问题的质询。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够提供人人满意的答案，但至少我们知道教会责无旁贷，不能回避。教会无疑有它自身独有的使命，不该与任何人间组织挂钩，但它得确认这个世界是它实践福音使命的唯一场景，而它所传递的非政治性的福音还是有政治性的含义和後果的。教会固然有它独有的信息，不能与任何人间智慧和学说相类比，但这个信息却得用人能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必须与人间智慧与学说对话，挑战它们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是＇小教派＇ 与＇教会＇ 之间的分别所在。
B。信徒人数的上升。
与此同时，教会需要面对信徒人数大幅上升的问题。过去人们都是个别地（或以家族为单位）接受基督教信仰，他们只会考虑所属社群对其信仰抉择所产生的阻力，以及信仰抉择对其群体关系所造成的破坏，而不会出现所属社群迫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情况；不管实际人数有多少，基督徒永远属於社会上的少数族类。可是，一旦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後，情况便大大不同了。每个市民都自动成为＇基督徒＇ ，做基督徒成了唯一的、理所当然的抉择，甚至是毋庸抉择的（当婴孩洗礼的习惯逐渐普及以後，个人根本不用举手决志）。一个毋庸个人严肃思索、郑重抉择的信仰，自然甚难成为个人主动的信仰；信仰很多时变为传统习俗，恪守一套套宗教礼仪与社会道德等客观的外在规范，取代了个人召命的寻索。
信徒人数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信徒素质下降。正如当教育普及时，学生的平均素质也会随之下降一样。这不是说在第四世纪以後，教会便再没有甘愿为主摆上一切的信徒，或在绝对数值上这样忠贞的信徒人数大降；而是说教会成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