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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现在你已经是皇帝了，你下诏书惩治她还有谁敢不听从吗？玄宗并非不想这么做，他的顾虑主要在于太上皇，就和当初李世民发动政变时的顾虑一样，也是顾及这样做会有损孝道。不过既然是皇帝嘛，那就怎么说都有理了，崔日用拿出“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的大道理出来，玄宗也就被说动了。
崔日用还提出一个很概括的行动方案，即“先定北军，后收逆党”。无疑这是十分妥当的策略，重要的就在于兵权，先定“北”军，即玄武门那里的守军，这几乎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北军，再收捕乱党，自然是百发百中，而且这样做，“不惊动上皇矣”。当然，如果真行动起来，起初太上皇自是不知道，但早晚会知道这桩事情——那也顾不得了。
计划定好之后，七月，魏知古状告太平公主打算在当月的四日作乱。玄宗当下便让羽林军突入到武德殿，自己则与两个弟弟和其他一些大臣商议怎么捕捉太平一伙乱党。初三，唐玄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将太平公主的一些党羽杀掉了，由于杀掉的人并不是非常重要，杀的方式也十分简单，史书中也就是寥寥几笔，因此不详述了（其实这些废话都比那个过程要长）。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当时必定刀光剑影，喊杀声冲天，因为这惊动了太上皇。李旦听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郭元振上奏说是皇帝奉太上皇的诰命（太上皇诰命何在？他都不知道有此事，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诛杀窦怀贞等奸臣逆党，没有其他的事。随后玄宗也来到门楼之上——他来干什么？可能是解释，也可能是“逼宫”。推测众目睽睽之下，解释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李旦肯定晓得玄宗的意思，马上颁诰列举太平公主亲信窦怀贞等人的罪状，然后大赦天下，但逆臣的亲属党羽不在赦免之列。
从这一次的事件中，李旦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李隆基上一次可以发动政变诛杀韦后，这一次又瞒着自己发动小政变铲除太平公主的党羽，下一次，未必不敢发动政变从自己手中彻底夺权。心有余悸的李旦当下就表示“自今军国政刑，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地不再参与政治，这与李渊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李旦也终于提前几年成为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太平公主又怎样了呢？在事变发生之后，太平公主逃到了山寺之中，三天之后才出来，回到家便被赐死了。在她死后，她的余党一个一个被清理，只有她的儿子因为挨了她一顿鞭子（表示和她不同道）才得以免死。
开元通宝，唐朝最鼎盛时期的标志性货币。
不错，太平公主确实反对李隆基做皇帝，而且是出于私人目的，人前人后一直在说“睿宗舍长立少已经是不合适，而且皇帝又失德更应该废掉”之类的话，判个死罪也差不多，但无疑玄宗泄私愤的成分也很大。至于太平公主有没有策划那起未发生的谋反政变，史书上的记载并不详细。事实上如果记下来的话更有利于玄宗，但我们看到的就是太平公主今天找几个人说什么，明天再找谁说什么，即使是策划谋反政变，也只是找了一大堆的人密谋，但怎么谋的，根本没说清。既然玄宗知道得很详细，那么就不该这么简略地记一下就算了，最后只是凭魏知古空口无凭地说一句“太平公主计划在四日谋反”便下手，这一切似乎都有可疑之处。我们知道，侯君集参与李承乾的谋反，众人当时割破手臂饮酒为盟的情景，史书上写得栩栩如生，如果是编造的话不会编的这么自然，何况，可以给李承乾编一个谋反的情景，就不可以给太平公主编一个吗？总之，给我的感觉，太平公主的计划很模糊，倒是玄宗的计划很明朗，最后将计划付诸行动的并非太平，而是玄宗。很可能是玄宗为了铲除姑母这个异己，强加给她“谋反”的罪名，至于她到底有没有策划那起七月四日的政变，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她确有谋反的实力和动机。所以，不管太平是不是真的“谋反”了，她都必须“谋反”。
至此，太平公主这位帝国的公主，真正的覆灭了。而睿宗在正式离开政治中心之后，于开元四年夏六月逝世。
李隆基，从临淄郡王到平王再到太子，终于成为皇帝，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一切都是凭着他的才能、实力与魄力。大唐在混乱了一阵子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带给它安定而后又带给它无比创伤的人。于是，历史上一个名为“开元”的时代，向世人发出吼声——
我来了！
第三部分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
唐代这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王朝，不乏盛世，亦不乏大乱。肃代两朝似乎素不为人所重视，也难怪，它的前面是由开元到天宝“天上人间”的转型期，后面又是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年间的所谓“小中兴”。然而，如果没有肃代两朝的靖乱与恢复，那么大唐后来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
一
安史之乱形势图
时间走到公元756年，这一年，本来应该叫天宝十五载——尽管已经这样叫了大半年，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终于宣告了天宝这个年号的终结。
就在前一年，玄宗的干儿子安禄山起兵叛乱。
安禄山本来是想在玄宗死后再起兵的，奈何朝中总有一个人在皇帝面前说他要谋反的坏话，又搞出很多事情来激他，安禄山一阵阵恼火，索性真的提前造反了。
那个总说安禄山要反的人便是杨国忠。我们也不必佩服杨国忠有此先见之明，他之所以和安禄山过不去，是因为他与安禄山有隙，多半是想借此来打击他，这属于权力场上的倾轧，并非是为了国家，否则也不会听说安禄山谋反而高兴了。
他高兴得太早了。显然“不过旬日，必传首行在”只是一个幻想。安禄山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也就是说，他们，包括唐玄宗在内，都低估了安禄山。
在安禄山成功的众多因素中，不能排除宗教信仰这样一条。现在更多的人相信安禄山是粟特人。安禄山所亲信任用的多是他本族人，而他在粟特人当中的地位则是汉族人无法想像的。曾看过《考古中国》中的一集，《发现虞弘墓》中就说，“禄山”其实就是轧荦山，即袄神出生的地方。那么关于安禄山的名字，有多种说法，据说在突厥语中，是“战斗之神”的意思，又有人考证出来是光明的意思，然而又有人说是“亚历山大”。总之不管他的名字究竟是何意，安禄山在粟特族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就这样，安禄山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打到了长安。
本来，路途中他们是遇到了麻烦，而且安禄山本人曾一度在潼关前抓狂。唐军兵力分散，而且国内之兵此时多不可用，平日未经训练，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可好歹还是能够抵挡一阵子。而事实是，最终唐军以错误的战略战术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而长安的东大门潼关被攻破了。
唐军本不该轻易出动，尤其是像潼关这样战略意义重大的要道，更应该重兵把守，何况此时也并不具备主动出击的条件，如果这支唐军能像唐初那支玄甲军或是安西那支百战精兵一样，那么自然不用发愁，难道谁还愿意被动挨打吗？因此对于唐军来说，在潼关拖住安禄山是个无奈的必须选择。然而，玄宗却杀了退守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又从家中把病废的哥舒翰推到了战场。
这里想说说这三位将军。这三个人中，最先死去的是封常清，而随后被杀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即所谓的蕃将。他们同时因为战争不利退守潼关被玄宗以战败弃地罪而杀，其中宦官边令诚的作用不可低估。两位将军接到诏书后都慷慨受戮：封常清死前将一道表章交给边令诚，表中看不到一句怨言，反而处处体现着对大唐的一片忠心，“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是有些愚忠的意思，我们至今看这道表都觉得很不忍，不知玄宗看后是什么感觉……而高仙芝则不承认“盗颉资粮”的罪名，他对部下说：“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话音刚落，军中都喊：“枉！”然而高仙芝还是从容赴死了。读到这里时，总会让人感觉很难受，不禁想起了同样因为坚守不战而被换下的廉颇，他没有被杀实在是很幸运了。高仙芝将军固然是蕃将，但他对大唐忠心耿耿，可见唐玄宗宠信蕃将本身并没有错误，只是他识人不明，宠错了安禄山。何况，不是蕃将，就不会造反了吗？
被换上来的哥舒翰，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中的那位令人敬佩的将军。他接手潼关后，当然不会像没头脑的赵括那样立刻出兵，他也同样采取了坚守的策略。当时的情况，无论换哪个人，只要头脑还正常些，就不会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去送死。尽管郭子仪、李光弼也如是说，奈何杨国忠却惧怕哥舒翰谋算自己，劝玄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玄宗本来就想主动进攻，此时更是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派去了一个一个的使者。我们看到的情形是：“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于是大哭一场之后，哥舒翰被迫出兵了。
第三部分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
这样的队伍出去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就这样败了，连哥舒翰本人都被俘虏了，或者说，是被部下当作奇货卖给了安禄山。那个部下自己也并未得到好处，反被安禄山杀掉了。所以说要想做叛徒也是有“风险”的，得到青睐的不少。而被杀的也有不少，所以叛变的时候，要么等着敌军或是自己的手下把自己抓去再投降，要么就把戏演足了再叛变，而主动叛变的，只怕多半得不到好处。
在安禄山面前，哥舒翰又是什么表现呢？只见哥舒翰跪伏在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这里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哥舒翰，战败他的确有责任，而且被俘后如此表现确实令人大跌眼镜，但是哥舒翰还是尽到了一个为将的职责，他也曾想过收拾散兵去把潼关再打回来，但是未及行动，就被抓了。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不能不说与杨国忠有关，是他在这种紧急时刻还有心思搞政治斗争，“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直到这时，他还在想着事故责任人的问题，说不是他的过错，有谁会相信呢？不过，即使没有杨国忠，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唐玄宗本人此时的糊涂是不比杨国忠差的。
于是，在一个黎明，玄宗皇帝带着杨氏兄妹，带着自己的儿孙，偷偷地出了长安，将自己的都城和臣民们彻底地抛弃，一步步远离了他们……
二
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中国古典四大美人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关于这件事，后来很多诗人都写过诗哀悼贵妃之死，倒是唐末的郑畋写诗称赞了一番唐玄宗，说他能在此时杀贵妃，“终是圣明天子事”，可见还不是完全的昏聩。于是有人说郑畋有宰相之才，又有人说他是没心肝。其实不管怎么样，玄宗此时都必须杀了杨贵妃。
军士们心中不满，颇有怨气，于是发生哗变，杀了当朝宰相，又逼皇帝杀了自己的爱妃。一切发生得都很自然，自然到甚至可以忽略背后的主谋。
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主谋，那么这些人的胆量就实在太大了。有句话叫“敢怒不敢言”，很多时候怨尤是有的，但是胆量就不一定有了。放开玄宗此时还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皇帝不说，单说当时人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人，谁敢这么做？何况此时也并不是“礼崩乐坏”的时候，就是真的“礼崩乐坏”，像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已经到那种地步了，军士们的怨言怎么也比马嵬坡这群人的怨言要大，但是要想谋叛皇帝，尚需仔细筹谋，而且最后是找了一个首领才敢于办事。那么，马嵬坡上发生的事变，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当时的太子李亨身上。
杨贵妃之墓
公元618年，想要作乱的几个人找到了宇文智及，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宇文化及，当把那个天大的谋划告知宇文化及后，宇文化及“变色流汗，既而从之”。公元756年，想要“作乱”的陈玄礼找到了李辅国，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太子李亨，当把那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