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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时代-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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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呢,难道永远不封吗?也不是。反正既然有了实,又何必担心名呢?只是有了这么个缘故,使得建宁王在生前再也没有晋升的机会了。    
    家人都封好了,然后就该封大臣了。这一点上,得位不正的肃宗还是有其自主权的。当下肃宗把拥戴他即位的那些人都封了高官: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然后又封了其它一些官员,大多是太守、节度之类用于防御的武将。    
    在肃宗即位之初的那段日子,境况比较惨淡,很多兵将人员都被派出去御敌了,留下来的文武官员加一起不满三十人,全部都披着草莱站在“朝堂”上,加上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便骄慢起来。这算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往往最容易骄慢的就是武将。倒不是说文臣就不会骄纵,只不过文臣更文雅一些,也更懂得礼数,而武将则粗犷了许多。汉朝初建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还要糟,甚至有人醉酒后会拔剑击柱,和这个相比,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唐初虽然没有这样,但有一次大将尉迟敬德竟然当着太宗的面殴打江夏王李道宗,也是奇闻一件。而在肃宗面前,大将管崇嗣“背阙而坐,言笑自若”,也有失体统。当时李勉便立即弹劾,经过这件事,总算煞住此风,于是肃宗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亨是七月辛酉(初九)到达灵武的,三天后也就是七月的十二日(甲子),当时仍为皇上的玄宗到达了晋安,同一天肃宗即位,又过了三天,即七月丁卯(十五日),大概尚不知自己已晋升为太上皇的李隆基仍以皇帝口吻下了一道“诏书”(此时应该称为“诰”了),命令太子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都使,收复长安和洛阳,然后又分别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各领几路节度使平叛。    
    这道“诰”历来被认为是唐玄宗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让永王李璘他们起兵以牵制李亨。不错,是可以这样理解,谁让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多次父子兄弟争权的事件呢?但是细思量的话,却觉得单纯地把它归到争权那方面去似乎又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时间上。这三个比较重要的日期,辛酉、甲子、丁卯都是确定了的,通鉴、唐书上均明确记载,而且也明确记载了玄宗真正得知太子即位是八月的癸巳,那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玄宗是否真的想过要牵制太子呢?    
    我们先抛开这个复杂的问题,先来说说这道诰造成的结果,那绝对是玄宗不愿看到的。当时由于只有永王李璘出阁赴任,所以三王中真正执行了玄宗命令的就是李璘。想必李璘大家都不陌生,而且也都知道他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李白就是受他牵连流放夜郎(当然后来遇赦没去成)。永王招兵买马,的确是奉玄宗之命,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平叛,还是骚扰一下肃宗的皇权,就不大好说了,总之,官方的记载是写他有“异志”,却又“未露其事”。其实,手握兵权,即使没有异志,也不容易说清楚,但何况兵权这个东西又的确容易让人滋生野心。这种情况下,肃宗让李璘回到蜀地,应该说这个措施并不十分过分。只是李璘不识相,或者不愿意识相,又或者不能识相,这样便有了当涂之败。于是乎,玄宗也只好在大骂李璘一通之后把此时已被杀死的儿子贬为庶人。    
    李璘不愿听肃宗命令的三个可能,即上面说的不识相、不愿意识相、不能识相。第一个是他真的不识相,不懂宫廷斗争;第二种可能,即不愿意识相,则是由他自身野心所致;第三,不能识相,这就关系到玄宗了,毕竟这是他的命令。真实的情况,也许这三个方面的可能都有,唐书里就很明白地写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而野心又是在那样地位的人很难避免的,他们又不是圣人,一旦有了机会,怎会不心动(要注意,心动和行动是不一样的,行动是可以约束的,而心动就无法控制了)?最麻烦的要属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玄宗的诰到底有没有牵制李亨的意思——这样,我们的问题又转回来了。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帝王将相的心思哪里这么容易猜测?    
    如果单看玄宗那道诰的话,绝瞧不出来什么问题。这份诰,并非玄宗亲自所写,而是贾至的作品,收录在《全唐文》中,题为《元宗幸普安郡制》(清时编全唐文,避康熙的“玄”,所以“玄”一律成了“元”,这也是房“元”龄、李“元”霸的由来)。里面的内容比通鉴上引用的可要多了许多。诏书中往往在要给谁封赏加官的时候,先称赞其人一番,玄宗这道诰中也不例外。从称赞的话来讲,绝对有利于肃宗,因为待遇都不一样——太子被单独拿出来称道一番,而三王则并列一起称赞了两三句。如果我们注意唐初高祖的诏书的话,其中太子和秦齐二王往往都是各自被夸奖一番的,那么可见,肃宗的地位高出三王许多。但由此来推断玄宗并无为难肃宗之意,有个致命的要害,就是这只是表面文章。    
    所以,我们只有将这层表皮撕开,才能探寻这温情脉脉的表面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于是,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份诰,分析着,联想着——大概古时的文字狱就是这么产生的。


第三部分唐明皇幸蜀闻铃处(5)

    如果像上语文课那样来一次全方位的解析,我们可以分段阐述,然后概括各段大意,最后来个总结。但我们不是庖丁,没必要解牛。这道诰中前一部分是很没有意思的,无非就是“话说隋朝末年是多么地腐败,我大唐王朝又是多么地得人心”的套路,《通鉴》中将这段删去还是很有必要的。    
    废话不多说了,玄宗这道诰的主体是分别让四个儿子去平叛(尤其是太子和永王),重要的在于如何分配他们的势力,即这一部分: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    
    如果在地图上划分一下势力的话,肃宗在长安、洛阳这条线以北,永王则在这条线以南,另两王由于没有实际出动,没有讨论意义。李璘既无法控制李亨的后方,实力也比不上北方四节度,又无法直接交兵(中间还隔着安禄山呢)。如果玄宗真是指望李璘牵制李亨的话,只怕这个希望注定是要落空了,因为他没有给永王足够牵制的条件。再联系他此前此后的一贯态度,也都是比较统一地偏向太子一方,所以,玄宗的本意,至少主要是平叛。假如说他要是想在背后挖墙脚的话,就不该痛快地肯定太子的即位。他完全可以说那不是他的本意,至少不该表示支持,因为一旦承认的话,即肯定了太子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样在道义上、舆论上也都对肃宗有利。    
    既如此,肃宗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先安定内部呢?因为他得位不正,势力不稳,害怕自己的地位会动摇,因此他积极打击一切威胁他地位的人或事,实属正常。不过肃宗在平叛之前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自家人干掉了,大大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    
    八月,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到了蜀中,据《通鉴》描写,上皇此时很“高兴”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接着为自己被动地光荣退休找了个台阶,第一次以太上皇的名义下了正式的一道诰令,将军国大事统统交给肃宗——事实上,交也是这样,不交也是这样,没什么区别。    
    其实,玄宗一直以来积极地配合肃宗,无非是想今后儿子能对退位的自己好一点。想玄宗当年何等英雄,何等威风,而今年迈的李隆基,站在城楼之上,向长安的方向望去,心中是怎样地凄凉呢?也许,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睿宗,又或许想到了自己的高祖父,那也正是大唐的“高祖”。但不管是李旦还是李渊,固然晚景凄凉,但毕竟是颐养天年。而未来的自己,又会如何呢?


第三部分颜真卿像(1)

    我们前面一直说李唐这边的事,下面也该说说安禄山了。    
    从起兵到进入长安,虽然总体来看一路还算顺畅,毕竟一年的时间就打到了都城,不过他也碰到过强有力的对抗,于是有时安禄山也会抓狂一下。    
    有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清朝的曾静就是一例,像他那样的谋反真是幼稚得可笑,雍正帝没杀他也不代表就有多仁慈,只不过对于这样的造反,的确没必要认真(乾隆不能容忍有人对自己父亲的谋叛,那得另说),结果就是搞出《大义觉迷录》这样类似于笑话的东西。但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不能以单纯的文人来看待,当然他更不是造反,而是为了维护唐朝的正统反对安禄山,此人便是颜真卿。颜氏一家在安史之乱中可谓悲惨之极,有三十多个人死难。颜真卿有名的“天下第二行书(第一当然是指《兰亭序》了)”《祭侄文稿》就是诞生于此时。颜真卿化悲愤为力量,就在安禄山起兵节节胜利之时,坚守住了平原,成为河北二十四郡中唯一的“忠臣”(玄宗曾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千年之后,每当人们看到看似有些笨拙却又极方严正大的颜体字,对于人如其字的颜真卿能不敬佩?    
    不过,平原毕竟只是一座孤城,无法阻止安禄山大军西进。这种情形颇有些类似于唐初的尧君素——尧君素是隋朝的臣子,至死都在为隋守城。以唐初那种攻无不克的形势居然都拿他没办法。    
    安禄山在进军过程中曾遇到过郭子仪和李光弼,这两人令他头疼了好一阵子。只是可惜的是,他二人并未掌握唐朝的主力,力量有限,又赶上潼关失守,所以基本上此前的抵抗都白费了。    
    到了长安,该杀的杀,该抢的抢。于是玄宗没有带走的亲人们便遭了殃,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的死相关的人员几乎都被杀了。其中就包括霍国长公主,还有杨国忠、高力士等人的同党。凡是安禄山看着不顺眼的也都被杀了。    
    安禄山和杨国忠在演义中的脸谱像    
    剩下来活着的人也并不好过。很多大臣早上上朝时忽然发现皇帝不见了,再然后就是安禄山进京,他们随之成了阶下囚。    
    安禄山怎么处置这些人呢?和那些被杀的人相比,对他们可谓优待,很多人在唐朝做什么官,到了安禄山这里仍然做什么官。当时主动投降的高层人员有陈希烈、张垍兄弟等。    
    有主动投降的,就有不愿意投降的。什么,不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于是安禄山命人把这部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关了起来,直到他们同意为止。这其中就有诗人王维。王维其实是真的不想从贼,所以就装病,可惜装的不是地方,假如装个吐血或者其他严重一点的病,兴许就混过去了。可他居然是喝喑药装哑巴——秀才遇上兵,本来就有理讲不清,这回连话都说不出来,更是没法讲理,结果可想而知。    
    史书中记载了殉难的人,也记载了主动投降的人,而对像王维这样的大臣则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通过事后王维的一些文章可以清楚当时的情形:“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    
    此后不久,安禄山便带着从长安掠夺来的财物及大臣们,浩浩荡荡地回到了东都洛阳。    
    然而,回到洛阳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形势似乎向有利于唐的方向发展,这件事就是安禄山的被杀。杀死安禄山的人,不是唐朝派去的刺客,也不是战场上的某位英雄,却是安禄山的亲生儿子安庆绪。    
    安庆绪为什么要谋杀自己的父亲呢?原因也是权力。因为安禄山喜欢段夫人所生之子庆恩,庆绪担心自己不得立为太子,“常惧死,不知所出”,所以就联合了安禄山的近侍李猪儿,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大刀向安禄山的大肚子上砍去——插一句题外话,据史料记载,安禄山的肚子堪称一绝,大到垂膝。如果觉得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了,那么没关系,还有一事可做证明,就是有人给安禄山系腰带时,旁边需要有几人捧着他的肚子才能系得上,而掌管系腰带的人,便是李猪儿。那曾经是他侍奉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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