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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呢，难道永远不封吗？也不是。反正既然有了实，又何必担心名呢？只是有了这么个缘故，使得建宁王在生前再也没有晋升的机会了。
家人都封好了，然后就该封大臣了。这一点上，得位不正的肃宗还是有其自主权的。当下肃宗把拥戴他即位的那些人都封了高官：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然后又封了其它一些官员，大多是太守、节度之类用于防御的武将。
在肃宗即位之初的那段日子，境况比较惨淡，很多兵将人员都被派出去御敌了，留下来的文武官员加一起不满三十人，全部都披着草莱站在“朝堂”上，加上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便骄慢起来。这算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往往最容易骄慢的就是武将。倒不是说文臣就不会骄纵，只不过文臣更文雅一些，也更懂得礼数，而武将则粗犷了许多。汉朝初建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还要糟，甚至有人醉酒后会拔剑击柱，和这个相比，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唐初虽然没有这样，但有一次大将尉迟敬德竟然当着太宗的面殴打江夏王李道宗，也是奇闻一件。而在肃宗面前，大将管崇嗣“背阙而坐，言笑自若”，也有失体统。当时李勉便立即弹劾，经过这件事，总算煞住此风，于是肃宗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亨是七月辛酉（初九）到达灵武的，三天后也就是七月的十二日（甲子），当时仍为皇上的玄宗到达了晋安，同一天肃宗即位，又过了三天，即七月丁卯（十五日），大概尚不知自己已晋升为太上皇的李隆基仍以皇帝口吻下了一道“诏书”（此时应该称为“诰”了），命令太子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都使，收复长安和洛阳，然后又分别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各领几路节度使平叛。
这道“诰”历来被认为是唐玄宗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让永王李璘他们起兵以牵制李亨。不错，是可以这样理解，谁让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多次父子兄弟争权的事件呢？但是细思量的话，却觉得单纯地把它归到争权那方面去似乎又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时间上。这三个比较重要的日期，辛酉、甲子、丁卯都是确定了的，通鉴、唐书上均明确记载，而且也明确记载了玄宗真正得知太子即位是八月的癸巳，那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玄宗是否真的想过要牵制太子呢？
我们先抛开这个复杂的问题，先来说说这道诰造成的结果，那绝对是玄宗不愿看到的。当时由于只有永王李璘出阁赴任，所以三王中真正执行了玄宗命令的就是李璘。想必李璘大家都不陌生，而且也都知道他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李白就是受他牵连流放夜郎（当然后来遇赦没去成）。永王招兵买马，的确是奉玄宗之命，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平叛，还是骚扰一下肃宗的皇权，就不大好说了，总之，官方的记载是写他有“异志”，却又“未露其事”。其实，手握兵权，即使没有异志，也不容易说清楚，但何况兵权这个东西又的确容易让人滋生野心。这种情况下，肃宗让李璘回到蜀地，应该说这个措施并不十分过分。只是李璘不识相，或者不愿意识相，又或者不能识相，这样便有了当涂之败。于是乎，玄宗也只好在大骂李璘一通之后把此时已被杀死的儿子贬为庶人。
李璘不愿听肃宗命令的三个可能，即上面说的不识相、不愿意识相、不能识相。第一个是他真的不识相，不懂宫廷斗争；第二种可能，即不愿意识相，则是由他自身野心所致；第三，不能识相，这就关系到玄宗了，毕竟这是他的命令。真实的情况，也许这三个方面的可能都有，唐书里就很明白地写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而野心又是在那样地位的人很难避免的，他们又不是圣人，一旦有了机会，怎会不心动（要注意，心动和行动是不一样的，行动是可以约束的，而心动就无法控制了）？最麻烦的要属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玄宗的诰到底有没有牵制李亨的意思——这样，我们的问题又转回来了。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帝王将相的心思哪里这么容易猜测？
如果单看玄宗那道诰的话，绝瞧不出来什么问题。这份诰，并非玄宗亲自所写，而是贾至的作品，收录在《全唐文》中，题为《元宗幸普安郡制》（清时编全唐文，避康熙的“玄”，所以“玄”一律成了“元”，这也是房“元”龄、李“元”霸的由来）。里面的内容比通鉴上引用的可要多了许多。诏书中往往在要给谁封赏加官的时候，先称赞其人一番，玄宗这道诰中也不例外。从称赞的话来讲，绝对有利于肃宗，因为待遇都不一样——太子被单独拿出来称道一番，而三王则并列一起称赞了两三句。如果我们注意唐初高祖的诏书的话，其中太子和秦齐二王往往都是各自被夸奖一番的，那么可见，肃宗的地位高出三王许多。但由此来推断玄宗并无为难肃宗之意，有个致命的要害，就是这只是表面文章。
所以，我们只有将这层表皮撕开，才能探寻这温情脉脉的表面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于是，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份诰，分析着，联想着——大概古时的文字狱就是这么产生的。
第三部分唐明皇幸蜀闻铃处（5）
如果像上语文课那样来一次全方位的解析，我们可以分段阐述，然后概括各段大意，最后来个总结。但我们不是庖丁，没必要解牛。这道诰中前一部分是很没有意思的，无非就是“话说隋朝末年是多么地腐败，我大唐王朝又是多么地得人心”的套路，《通鉴》中将这段删去还是很有必要的。
废话不多说了，玄宗这道诰的主体是分别让四个儿子去平叛（尤其是太子和永王），重要的在于如何分配他们的势力，即这一部分：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
如果在地图上划分一下势力的话，肃宗在长安、洛阳这条线以北，永王则在这条线以南，另两王由于没有实际出动，没有讨论意义。李璘既无法控制李亨的后方，实力也比不上北方四节度，又无法直接交兵（中间还隔着安禄山呢）。如果玄宗真是指望李璘牵制李亨的话，只怕这个希望注定是要落空了，因为他没有给永王足够牵制的条件。再联系他此前此后的一贯态度，也都是比较统一地偏向太子一方，所以，玄宗的本意，至少主要是平叛。假如说他要是想在背后挖墙脚的话，就不该痛快地肯定太子的即位。他完全可以说那不是他的本意，至少不该表示支持，因为一旦承认的话，即肯定了太子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样在道义上、舆论上也都对肃宗有利。
既如此，肃宗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先安定内部呢？因为他得位不正，势力不稳，害怕自己的地位会动摇，因此他积极打击一切威胁他地位的人或事，实属正常。不过肃宗在平叛之前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自家人干掉了，大大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
八月，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到了蜀中，据《通鉴》描写，上皇此时很“高兴”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接着为自己被动地光荣退休找了个台阶，第一次以太上皇的名义下了正式的一道诰令，将军国大事统统交给肃宗——事实上，交也是这样，不交也是这样，没什么区别。
其实，玄宗一直以来积极地配合肃宗，无非是想今后儿子能对退位的自己好一点。想玄宗当年何等英雄，何等威风，而今年迈的李隆基，站在城楼之上，向长安的方向望去，心中是怎样地凄凉呢？也许，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睿宗，又或许想到了自己的高祖父，那也正是大唐的“高祖”。但不管是李旦还是李渊，固然晚景凄凉，但毕竟是颐养天年。而未来的自己，又会如何呢？
第三部分颜真卿像（1）
我们前面一直说李唐这边的事，下面也该说说安禄山了。
从起兵到进入长安，虽然总体来看一路还算顺畅，毕竟一年的时间就打到了都城，不过他也碰到过强有力的对抗，于是有时安禄山也会抓狂一下。
有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清朝的曾静就是一例，像他那样的谋反真是幼稚得可笑，雍正帝没杀他也不代表就有多仁慈，只不过对于这样的造反，的确没必要认真（乾隆不能容忍有人对自己父亲的谋叛，那得另说），结果就是搞出《大义觉迷录》这样类似于笑话的东西。但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不能以单纯的文人来看待，当然他更不是造反，而是为了维护唐朝的正统反对安禄山，此人便是颜真卿。颜氏一家在安史之乱中可谓悲惨之极，有三十多个人死难。颜真卿有名的“天下第二行书（第一当然是指《兰亭序》了）”《祭侄文稿》就是诞生于此时。颜真卿化悲愤为力量，就在安禄山起兵节节胜利之时，坚守住了平原，成为河北二十四郡中唯一的“忠臣”（玄宗曾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千年之后，每当人们看到看似有些笨拙却又极方严正大的颜体字，对于人如其字的颜真卿能不敬佩？
不过，平原毕竟只是一座孤城，无法阻止安禄山大军西进。这种情形颇有些类似于唐初的尧君素——尧君素是隋朝的臣子，至死都在为隋守城。以唐初那种攻无不克的形势居然都拿他没办法。
安禄山在进军过程中曾遇到过郭子仪和李光弼，这两人令他头疼了好一阵子。只是可惜的是，他二人并未掌握唐朝的主力，力量有限，又赶上潼关失守，所以基本上此前的抵抗都白费了。
到了长安，该杀的杀，该抢的抢。于是玄宗没有带走的亲人们便遭了殃，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的死相关的人员几乎都被杀了。其中就包括霍国长公主，还有杨国忠、高力士等人的同党。凡是安禄山看着不顺眼的也都被杀了。
安禄山和杨国忠在演义中的脸谱像
剩下来活着的人也并不好过。很多大臣早上上朝时忽然发现皇帝不见了，再然后就是安禄山进京，他们随之成了阶下囚。
安禄山怎么处置这些人呢？和那些被杀的人相比，对他们可谓优待，很多人在唐朝做什么官，到了安禄山这里仍然做什么官。当时主动投降的高层人员有陈希烈、张垍兄弟等。
有主动投降的，就有不愿意投降的。什么，不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于是安禄山命人把这部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关了起来，直到他们同意为止。这其中就有诗人王维。王维其实是真的不想从贼，所以就装病，可惜装的不是地方，假如装个吐血或者其他严重一点的病，兴许就混过去了。可他居然是喝喑药装哑巴——秀才遇上兵，本来就有理讲不清，这回连话都说不出来，更是没法讲理，结果可想而知。
史书中记载了殉难的人，也记载了主动投降的人，而对像王维这样的大臣则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通过事后王维的一些文章可以清楚当时的情形：“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
此后不久，安禄山便带着从长安掠夺来的财物及大臣们，浩浩荡荡地回到了东都洛阳。
然而，回到洛阳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形势似乎向有利于唐的方向发展，这件事就是安禄山的被杀。杀死安禄山的人，不是唐朝派去的刺客，也不是战场上的某位英雄，却是安禄山的亲生儿子安庆绪。
安庆绪为什么要谋杀自己的父亲呢？原因也是权力。因为安禄山喜欢段夫人所生之子庆恩，庆绪担心自己不得立为太子，“常惧死，不知所出”，所以就联合了安禄山的近侍李猪儿，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大刀向安禄山的大肚子上砍去——插一句题外话，据史料记载，安禄山的肚子堪称一绝，大到垂膝。如果觉得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了，那么没关系，还有一事可做证明，就是有人给安禄山系腰带时，旁边需要有几人捧着他的肚子才能系得上，而掌管系腰带的人，便是李猪儿。那曾经是他侍奉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