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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资金将源源拨出。
这意味着，德国的原子弹研制的巨大机器开始运行了。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最初英国政界的核知识水平
德国的核研究走上战争轨道，使这种研究跃变为核武器的开发后，英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战争打响之后，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领袖。战前，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对战争准备不足，使英国在战争初期吃了苦头。这种状态在科技界，具体说在核研究方面也表现了出来。德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把物理学家集中了起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制定了核武器的开发计划，使核研究走上了战争轨道。英国却不是这样。英国有许多一流物理学家，像G·P·汤姆生、詹姆斯·查德威克、马克·奥利芬特，还有流亡到了那里的奥利·弗里希、鲁道夫·派尔斯等。但战争开始后，他们依然按照实验室的计划各自行事，英国政府没有什么人管他们。
当初，政界对核的知识知之甚少，丘吉尔的一次行为就具有代表性。
1939年8月5日，下院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出于对希特勒可能用一种新式秘密武器来恐吓张伯伦的关切，给英国空军大臣写了一封信。丘吉尔在信中告诫内阁，至少在“几年”之内不要害怕“具有毁灭性威力的新式炸药”。
丘吉尔援引的是“最大的权威人物”的论点：“铀被利用的部分只是一丁点儿，而且实际利用难以做到。” 丘吉尔所说的“最大的权威人物”是尼尔斯·玻尔。他引的那两句话，也确实是玻尔的观点。但并不是玻尔对核能表述的全部内容。这且不去说它，且看丘吉尔下面这些话：“只有把铀集中到一个很大的质量时，链式过程才会发生。当能量聚集时，在产生真正剧烈的效果之前，它就会以温和的形式而爆炸，它可能和我们目前的炸药一样好，但不大可能比目前的炸弹更为危险。”最后他说：“总会有一些阴险的暗示，也会有一些恐怖的二、英国科学家的新发现
在政治家如此认识问题时，英国科学家按照自己实验室的计划却又获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小道消息频繁地传出，但是，我们希望没有人会上当受骗。”
弗里希和另一位流亡者、柏林人鲁道夫·派尔斯在链式反应方面——裂变可能爆炸方面——研究得出了“临界质量”公式。临界质量就是维持一个链式反应所需要的质量。一块小于临界质量的铀将保持稳定，集中到一起达到临界质量的铀将发生爆炸。
弗里希计算出，用大约10万支分离管，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生产出一磅相当纯的铀235来。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汤姆生委员会”的诞生
这个计算结果一得出，弗里希和派尔斯便相互凝视着对方，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了同一个想法：原子弹的制造终究也许是可能的。
展望前景，弗里希嘟囔了一句话：“这样一个工厂的造价，同战争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弗里希于是问派尔斯：“你说，是不是应该让某些人知道这件事？”
他们迅速把计算结果告诉给了马克·奥利芬特。
我们知道，马克·奥利芬特是卢瑟福的高足之一，现在则是英国核物理学界的一个权威。他听后说：“我确信无疑。”
他立即叫他们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他们照办了，一份题为《论一种“超级炸弹”的制造：根据铀中的核链式反应》的报告问世。文中，他们描述了一种制造这种武器的简单机制——将铀球分为两部分，“当需要爆炸时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一旦集合起来，炸弹就会发生爆炸”。他们指出，集合时间必须很快，一秒钟或者更短，否则链式反应将过早开始，那就会炸毁炸弹本身。他们还指出，爆炸的一种副产物——他们认为占能量的20％——将是辐射，“即使在爆炸过后很长的时间，它对于生物仍是致命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写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关于一种放射性“超级炸弹”的特性的备忘录》，文中写道：
1作为一种武器，这种超级炸弹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没有任何材料或结构能抵御它的爆炸力……
2由于放射性物质将随风传播开来；要使用这种炸弹而不杀害大量平民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能使它成为这个国家不宜采用的武器……
3很可能德国事实上也正在发展这种武器……
4从德国已经或将要拥有这种武器的假设出发，那么，必须认识到，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大规模使用的掩蔽所，而最有效的对付办法，将是用类似的武器来进行报复的威胁。
马克·奥利芬特把弗里希—派尔斯的报告和备忘录送到了詹姆斯·查德威克手上。詹姆斯·查德威克，这位中子的发现者现在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他看完报告后，又把报告呈给了会长G·P·汤姆生。他们知道，德国已经将物理学家们集中了起来，推断他们一定是在搞什么名堂。看了报告，他们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与有关政府部门沟通，成立了组织铀研究的机构——汤姆生委员会。汤姆生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英国的核事业也走上了战争轨道。不过，这时已经是1940年了。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第一次尝试的失败
战争打响后，美国并没有立即参战，但连小孩子都清楚，参战，那是迟早的事。德国政府已经启动了核武器开发计划。科学家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争取政府对核事业的支持和帮助。相比之下，美国政府的迟钝却是惊人的。
美国官方的反应远没有德国那样敏捷。
这使大忙人齐拉特成了更加忙碌的人。他打听到尤金·威格纳与海军部副部长查尔斯·爱迪生很熟。尤金·威格纳是匈牙利物理学家，原与齐拉特在德国一起工作，希特勒驱逐犹太人之前，他便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来到了美国。经过多方的联络，威格纳促成了核物理学家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而代表物理学家的是费米。大家选择费米的理由是，他是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外国著名科学家，这种名声定然是有分量的。
费米承担了这一使命。
威格纳负责联络工作。与海军部联系上了，但爱迪生不在，他的办公室的人让去找海军作战部长的技术助理斯坦福·胡珀海军上将。胡珀在他的办公室。威格纳讲明了求见的缘由后，将军表示愿意约定时间，洗耳恭听科学家们的声音。
这是美国核裂变物理学家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联系。
费米按预定的时间到海军部赴约。他准备了一个谨慎而又保守的报告。他通报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值勤军官对他的蔑视使他想到自己报告所定的基调是适宜的——那个军官走进房间去向海军上将报告客人的到来时，费米清楚地听到报告人的声音：“外面来了一个意大利佬。”
费米记起了齐拉特动员他“出使”时向他讲的话：“你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啊，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就是被如此看待的！
胡珀在一间 “似乎就要倒塌的旧会议室”里见了费米。会议室里聚集了一些前来听讲的人们，包括几名海军军官和两个在海军研究实验室工作的文职人员。两个文职人员中间的一个，是一位率直的物理学家，名叫罗斯·冈恩。他的本行是研究潜水艇的推进问题，他很想在不燃烧氧气的能源问题上更多地增长一些知识，因此，饶有兴趣地到会议室听讲来了。
费米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时的中子物理学。费米讲到，正在准备进行的新的实验，可能证实会发生链式反应——其后的问题则将是聚集足够大质量的铀，以便产生第二代中子……
这时，一位记着笔记的海军军官打断了费米的讲话，他问：“这样的质量可能是多大？”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向那个叫冈恩的军官做了一个鬼脸儿，然后说：“它能放到炮的后膛里吗？ ”
费米强忍怒气，笑了笑，道：“先生，核物理学家是不愿意从炮筒里来看核物理的，他门情愿遨游在宇宙之中。”
那位军官仍不知趣，又问：“那核物理学家经常玩的那个核有多大？”
费米机警地微笑着回答说：“可能像一个小星球那么大。”
这时，胡珀制止了自己的下属。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
中子在水箱中漫射，这简直太难以捉摸了。胡珀本人就像听了一位魔术师的魔术讲述。
最后，海军部说他们愿意与核科学家门保持联系，并肯定地表示，将派代表到哥伦比亚大学去。
费米从中嗅到了屈尊恩赐的味道。他冷了下来。
齐拉特却热情不减。因为他知道，往日，如果单纯的核研究无须政府的参与，科学家们完全可以单独进行的话，那么，今后，制造一颗原子弹，没有政府的参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看来初试没有成功。齐拉特苦苦地思索着，不停地寻找着另外的门路。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爱因斯坦加入科学家的行列
费米碰壁之后，齐拉特忽然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齐拉特知道爱因斯坦正在长岛过夏。
齐拉特没有汽车，也从未学过开车，他请威格纳把他送到长岛去。
他们先打电话给高级研究所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得知他的房子位于长岛东北角上小皮科尼克湾与大皮科尼克湾之间的狭长的地带上。
他们打电话给爱因斯坦，以安排一个会见的日子。
齐拉特也没有放弃其他线索。他去找了一位有学识的逃亡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斯托普尔，向他征求意见。斯托普尔原是柏林人，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现在纽约定居。斯托普尔答应去寻找一位有影响力的使者。
7月16日星期天早晨，威格纳开车来接齐拉特一同去皮科尼克。他们在午后不久就到达这个地区，可是却无法找到那所房子。后来，齐拉特想到利用爱国斯坦的名字。他看见一个大约七八岁的男孩子站在马路边上，便从车子里把头伸出窗外，问：“喂，小朋友，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教授住在哪里？”
那孩子道：“就是那个长了一头白发的像一个狮子那样的老头儿？”
齐拉特听后笑了笑，道：“就是那头狮子……”
在孩子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那所房子。
他们到达后一两分钟，爱因斯坦就来到了起居室。那里面除了几个花园用的椅子和一个小桌子外，没有其他家具。窗子开向大海，百叶窗半关着，以免热气进入。
爱因斯坦刚刚驾驶过帆船回来，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
由于路上的折腾，吃饭的时间到了。一盘一盘上面没有面包片的三明治——各种各样的香肠、乳酪、黄瓜——不时地送进房间来。他们是老朋友了，吃得很随便的。爱因斯坦吃得不多，烟倒是吸了不少——他的烟斗是从不离手的。
齐拉特讲明了来意。爱因斯坦很快就认识到了齐拉特造访的意义，立即说十分愿意做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并明确表示，他愿意对发出的一项警报负责，即使很可能最后被证明那只不过是一则虚假的警报而已。
齐拉特喜出望外，并甚为感动。他知道，科学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弄成一个笑柄。爱因斯坦对此并不害怕。他想必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另外，这也与他的特殊的性格有关——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说明，在这种场合下，爱因斯坦的人品和地位是无人可比的。
那么，要爱因斯坦具体做些什么呢？
自然，首要的，是利用爱因斯坦的名声，打开一条与政府沟通的渠道。
另外还有一些具体事情请爱因斯坦来办。他们商讨了初步的行动计划。当天天晚了，齐拉特回了家。一进门，他就得到了古斯塔夫·斯托普尔那边的好消息。古斯塔夫·斯托普尔告知齐拉特，他已和莱曼公司的副总裁亚力山大·萨克斯博士，一位生物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讨论过齐拉特提出的问题。萨克斯博士想和齐拉特谈一谈。
随后，齐拉特安排了与萨克斯的会见。
亚力山大·萨克斯生于俄国，当时46岁。11岁时他来到美国，19岁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学的是生物学。毕业后，在华尔街当过一段时间小职员，后又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随后得到几个有名的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