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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四下张望，向人打听渡口的方位时，依然残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阳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
一个在汽车站前买凉茶的妇女坐在树阴下，一边用扇子驱赶着苍蝇和飞虫，一边朝旁边的巷子指了指，
对谭功达道：“你听见锣鼓声了吗？”谭功达静心一听，远处果然有锣鼓声隐隐传来。
这位妇人即便是抿着嘴，两颗大门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这个巷子，往东一拐，就可以看见渡
口的船了。不过要快一点，共青团秧歌队的锣鼓一停，船就要开了。”谭功达出于感激，连喝了她两杯
茶，刚想离开，大暴牙妇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谭功达好一阵子，这才似笑非笑地说：
“那条船有两条跳板。你上船的时候，最好走左边的那一条。”“为什么？”谭功达一愣，满脸疑虑地
看着她。
那女人诡谲一笑，未再说话。
谭功达走进了一条覆满莓苔的阴暗的巷子。听到锣鼓声渐渐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
他看见不远处的树林边有一片狭窄的河湾，水面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一批身背腰鼓，穿红挂绿的秧歌
队员正在上船。他们排着队，在走上跳板的时候，仍然在打着腰鼓。
其实，时间完全来得及。谭功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渡口边，上了船，在船
舱的一个角落里大口大口地泛着酸水，而排队上船的共青团员仍有一小半还留在岸上。船舱里弥漫着脂
粉和机油的气味。竹制的顶棚筛出细碎的阳光，像铜钱一样，随着船身的摇摆在船舱里跳动不已。舵工
赤着脚，敞着胸，黝黑结实，在船头船尾走来走去。那些秧歌队员进了船舱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
推你一把，叽叽喳喳地嬉戏打闹。
谭功达拿起草帽，扇了扇风，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人群中出现一阵骚
动。他扒住船帮往外一看，原来，最后一名秧歌队员在上船时脚底打滑，连人带鼓坠入了河中。好在河
水不深，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芦苇丛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呛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就被人救起，浑身
上下都是泥浆。那姑娘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笑。
这个有惊无险的意外并不算什么，相反给接下来的旅程增添了小小的乐趣。秧歌队员们不时拿她打
趣，那姑娘很快也恢复如常，跟着大伙一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只有谭功达一个人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那个卖凉茶的妇女，为什么要嘱咐我走
左边的跳板？而女秧歌队员正因为走了右边的跳板而落水，难道仅仅是巧合？谭功达虽说从来都不迷信，
可这会儿心里倒有些疑神疑鬼。自己从黑暗中的梅城启程，在弥天大雾中直接切入了阳光明媚的窦庄渡
口，这使他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在窦庄与梅城之间，隔开的也许并不是六、七十华里的路程，而
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懒懒地看着水面上绿色的浮萍和露出尖顶的荷叶。此刻，正在内心折磨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驱之
不去的念头。早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遭到土匪绑架，被人押往花家舍的途中，很难说不是走了同一
条水路！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在这一刻，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的命运与母
亲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船舱里多了一群秧歌队员；船已由帆船改为柴油机动船——它“噗
噗”地冒着黑烟，油烟和热风吹到了他的脸上。妈妈。妈妈。他默默地呼唤着她，眼前出现了母亲花一
般姣好的面容，她永远都是十九岁！永远都那么漂亮、多愁善感。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妈妈，妈妈，如果上天真的有灵，你就让鱼儿跃出水面，好叫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水上游着的鸭群没有回答。
隔年荷花的残根败叶没有回答。
流水中倒映着寂寞的天空没有回答。
没有鱼儿跃出水面。
从水面突然出现的是一块块浮标，固定在长满菖蒲的湖水中，把他们拼在一起，一个个数过去，就
是一幅完整的标语：花家舍欢迎您船靠岸边，谭功达看见河滩的沙地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
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束一根褐色的武装带，两根羊角辫，垂挂于
肩窝的两侧，脚蹬解放鞋，看上去利利索索，又透出一股飒爽的英气。她是受公社指派来接人的。由于
全船的乘客中除了披红挂绿的秧歌队演员外，只有谭功达一个人，他们很容易就搭上了话。
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心计，甚至还有点孩子气般的天真烂漫。也许是天生的声带狭窄，说起话
来莺声燕语，而且一见面就冲着他笑个不停。她问他是不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谭同志，谭功达点点头。
随后谭功达问她怎么称呼，女孩笑了笑道：“你就叫我小韶好了，韶山的韶。”她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
像章，眉眼有几分长得像白小娴，又有几分像姚佩佩。只是不像小娴那么矜持，也全无姚佩佩的阴郁和
忧戚。这时，谭功达的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
伤的种子……那枚毛主席像章的小别针会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
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小韶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微微泛出红晕，赶紧从他手里抢过公文包来，轻声道：“怎么了，
您？”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
分不清是女孩的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
西？”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椹，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
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
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带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
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
去就来”。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
摘一些桑椹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像
中的桑椹，谭功达道：“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小韶笑道：“想吃桑椹，你自己摘不就行
了？这儿遍地都是。”“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
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
“撒尿。”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
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
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像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
困的岛屿，孤立无援。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
比想像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
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
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
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
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裂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
牙：“啊，欢迎，欢迎！”“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
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八斤，
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
“小韶，今晚演什么呀？”“白毛女。”“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
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
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
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
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２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
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
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
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
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
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
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
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隐隐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
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
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
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
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
“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
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
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
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
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
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
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
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
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
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