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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迹象说明刘彻先生也确实有这种心愿。他阁下除了喜欢声色犬马外,跟秦王朝嬴政大帝一样,也喜欢云游四方,到处乱逛。不过小民乱逛就叫乱逛,帝王乱逛,在官文书上则叫“出狩”“巡幸”——“出狩”还像人话,“巡幸”就是狗话。不管人话也好,狗话也好,刘彻先生每次离开首都时,就把政府交给儿子刘据主持,把皇宫交给卫子夫主持。母子们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所作的决定,刘彻先生无不十分满意。刘据先生性情宽厚,对于死刑案件最后裁决时,如果发现是场冤狱,就立即加以平反,引起人民的赞颂膜拜。然而,任何专制政府,无一不是只重视官权,不重视人权的。刘彻先生所用的酷吏群,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崽,以逮捕和杀戮为他们唯一的邀功和升迁途径,而皇太子似乎偏偏跟他们作对,断了他们的前程,自然怨声载道。最初不过窃窃议论,后来开始在刘彻先生面前婉转攻击。卫子夫女士感觉事态严重,再英明的人都挡不住如火如荼的小报告,何况,她深知刘彻先生并不英明,只不过一个普通的酒色之徒而已。她告诫儿子曰:“遇到大事大狱,应该留待老爹决定,你可不要自作主张。”但是,刘彻先生却每一次都支持儿子,认为老妻太不坦诚。政府官员遂分成两派,尊重人权的是一派,尊重官权的又是一派。酷吏群是一个庞大的势力,他们对刘据先生的陷害,无所不用其极。
炙手可热(2)
公元前106年,卫青先生逝世,官权派高兴得跳起来,大开香槟庆祝。盖老娘失宠,老舅又死,而宫廷中的父爱最不可恃,正是对刘据先生下手的时候。刘彻先生那年五十二岁,在古代的宫廷里,已算老矣耄矣。大概感到来日无多,而更加荒淫,卫子夫女士更难见他一面,攻击就更加猛烈卑鄙,这得举个例子。
有一次,刘据先生进宫晋见老娘,大概逗留的时间稍久,宫门警卫官(小黄门)苏文先生——官权派的小喽之一,向刘彻先生告密曰:“皇太子跟宫女们乱搞起来啦。”刘彻先生倒还漂亮,好小子,你喜欢妞儿呀,立刻下令把太子宫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苏文先生抹了一鼻子灰,心还不甘,他和他的宫门警卫官同僚常融、王弼二位先生,就更加紧收集刘据先生的过失。如果刘据先生没有过失,他们就捏造过失,并在捏造的过失上,加油加醋,使它不但变成真实的,而且是严重的。卫子夫女士把他们恨入骨髓,曾跟儿子密商,要儿子禀报老爹,杀掉他们。刘据先生这时已二十九岁,危机四伏的环境,培养出他的政治警觉,他知道仅只杀掉几个爪牙无补于事,反而更增加仇恨;而且,也未必能杀掉他们。他曰:“我们以后只有更加小心,只要不做错事,老爹英明,向来不信奸邪,没啥可忧愁的。”恰巧刘彻先生有小病躺床,教常融先生召唤刘据,常融先生回报曰:“皇太子听说你病啦,脸上一团高兴。”刘彻先生像挨了一记闷棍,一语不发。等了一会,儿子赶来,刘彻先生瞧他脸上有眼泪的痕迹,觉得不对劲,一再盘问,勃然大怒,把常融先生处决。
——呜呼,宫廷斗争是最可怕的斗争,盖任何斗争都有天伦的温暖,只有宫廷斗争,骨肉之间都不免猜忌诈欺。刘据先生的泪痕显然是伪装的,再孝顺的儿子,即令听到老爹横祸惨死,也不可能立即珠泪倾盆,而且一直持续到抵达现场。然而,我们不责怪刘据,斗争的残酷使他不得不用诈术以自保。父子之情,在宫廷中淡薄如纸。
丧钟——公孙事件
中国皇帝群中,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得一个焉,曰辽帝国第六任帝耶律隆绪(圣宗)先生。在位五十五年以上的,则只有我们的男主角刘彻先生。他十七岁登极,七十一岁才总算翘了辫子,未免活得太长。一个专制帝王活得越长,他的罪恶也越多。并不是他本人不好,而是制度使他身不由主。无限权力使人发疯,长期的无限权力,不但使人发疯,还使人像猪一样的发疯。
握有无限权力的人,不管嘴巴说得如何漂亮,内心无一不恐惧死亡——尤其是被人宰掉的死亡。刘彻先生可以说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假设幸福的意义是权和钱,以及可以随心所欲的话),如果他能够一直这样,那该多么好兼多么妙。可是他知道寿命有限,任何人最后都要挺尸,所以,他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积极的,大肆招揽巫法师(方士)为他烧炼不死之药,希望用小民的血汗钱,烧炼出一粒或两粒仙丹,吞下尊肚,就可永远活着,永远享受他的荣华富贵。
——幸亏这仙丹没有炼成,否则他阁下一直活到二十世纪的今天,而别的小民却一代一代死亡,我们可不会买他的账。老帝崽谋生乏术,在街上晃来晃去,凭他那两下子,恐怕去妓院当大茶壶都没人要。
另一项措施是消极的,那就是他严密地防范被人暗算,他不但恐惧人的暗算,更恐惧鬼神的暗算。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时代,人们坚信用巫术可以致人死亡,所以刘彻先生对巫术也特别敏感。皇后阿娇女士之所以被废,囚死长门宫,并屠杀三百余人,就是起因于阿娇女士玩弄巫蛊。
关于他阁下求不死药部分,与我们无关,不必提它。关于防范巫蛊暗算,那正是事情的关键。
宰相公孙贺先生的妻子卫君孺女士,卫子夫女士的姐姐也,他们的儿子公孙敬声,继任老爹的交通部长(太仆)官职,荷花大少兼纨绔子弟,又兼公子哥儿。仗恃着老爹是宰相,姨妈是皇后,表弟是皇太子,舅父又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在长安城中,无恶不作。最后,公元前91年,他阁下戳了一个大纰漏,贪污军饷一千九百万钱(当时的购买力,大概值黄金五百公斤)。官权派乘机揭发,卫家再大的巴掌,也遮不住这么大的犯罪。在法律上,那是确定无疑的死刑。公孙贺先生爱子心切,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奇妙之法。原来当时有侠客朱安世先生,劫富济贫,杀赃官,救小民,闹得大啦,连皇帝都大为震怒。可是,朱安世先生行侠仗义,朋友密布,虽然严令追缉,他仍逍遥首都。公孙贺先生向刘彻先生报告说,他愿捕获这个“剧盗”,来为儿子赎罪。刘彻先生应允。
在宰相的严厉督促下,朱安世先生终于落网。当他听到事情经过后笑曰:“公孙贺想用我的性命去救他的儿子,我要教他满门灭绝。”于是他揭发公孙敬声的罪状:如何跟阳石公主私通,如何用巫术咒诅刘彻先生赶快死掉,又如何在刘彻先生常走的御道旁,埋藏咒诅用的木偶。
刘彻先生七窍生烟是在意料中的,下令连同老爹公孙贺先生一并逮捕,交由司法部长(廷尉)杜周先生侦查。杜周先生也是西汉政府的酷吏之一,这下子生意上门,苦刑拷打兼软欺硬骗,案情向四下蔓延,卫家亲属,几乎牵连进去一半。包括刘彻先生跟卫子夫女士的两位亲生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双双自杀;卫青先生的儿子卫伉,绑赴刑场,斩首。公孙贺、公孙敬声,囚死监狱,公孙家所有男女,全部屠戮。
——为了营救一个犯法的儿子,使全族数百口被杀,正是“因小失大”的注脚。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杀掉当事人也就够啦,却交由酷吏去左陷右害,连亲生女儿都杀,刘彻先生也太冷血。而酷吏是官权派的主流,他们怎么能放过打击人权派精神中枢的良机?呜呼,法律在能够独立执行时,才是法律,法律在政治的或私心的使用下,便不是法律,而只是流氓报复时用的扁钻矣。
在公孙事件中,卫子夫女士的女儿、姐姐、姐夫、侄儿,都死于非命。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惨烈的剧变还在后面。官权派头目之一的江充先生,紧接着对卫家作最沉重的也是最后的一击。
江充先生是赵国邯郸人(河北邯郸),他的妹妹嫁给赵王刘彭祖先生的儿子刘丹,因妹妹的裙带关系,成为刘彭祖先生的重要宾客。可是到了后来,刘丹先生疑心这位舅哥把自己不可告人的一些罪行,向老爹打小报告,郎舅之间,遂翻了脸。刘丹先生仗着他是法定的王太子,大发兽威,派人逮捕江充先生。江充溜之乎也,于是把江充的老爹和老哥抓住,一律斩首。江充先生逃到首都长安,遂向刘彻先生控告刘丹先生不但跟亲姐姐通奸,而且跟老爹的姬妾通奸,还交结土豪劣绅,抢劫小民。毫无疑问,他向刘丹的老爹打的小报告,大概也是这些。
杀手江充
刘彻先生看到江充先生的报告,立即逮捕刘丹先生下狱。调查的结果是,证据确凿,理应判处死刑。可是,刘彭祖先生是刘彻先生的异母老哥,一再求情,甚至要求率领他封国的勇士,攻打匈奴汗国,来为儿子赎罪。在法律之前,儒家学派是不主张平等的,而有“八议”之条:一曰议亲之辟,亲属犯了法要商量。
二曰议故之辟,朋友犯了法要商量。
三曰议贤之辟,有道德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四曰议能之辟,有才干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五曰议功之辟,有功勋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六曰议贵之辟,有权势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七曰议勤之辟,工作努力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八曰议宾之辟,帮闲拍马的人犯了法要商量。俗话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酱萝卜常用这话证明中国自古就尊重人权。事实上,八议之下,当官的几乎无一不可商量,官越大越不犯法,“刑不上大夫”是也。只有小民倒楣,一点也不可商量。古书上曰:凡在这八议范围之内,轻罪则原谅他,重罪则改为轻罪。不过在表面上,他们是犯了法。这正是传统文化的渣滓,法律不是公正的,而是可大可小的“说不准学”。原文:《周礼秋官小司寇》孙贻让先生正义:“凡入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拉得远啦,且归正题。刘丹先生是“八议”中的第一议(他是皇帝刘彻先生的侄儿),所以弄来弄去,仅不过剥夺他阁下王太子的角色。然而,一个小民能把王太子告垮,在当时,已造成大大的震撼。
不但小民震撼,连刘彻先生也震撼。他召见江充先生,对他的谈吐和态度,大为满意,任命他当首都特别警察厅厅长(直指绣衣使者),专门负责缉拿贼盗和维持社会秩序。他果然不避权贵,大大地露了若干手。有一次,某一位公主,仆从如云,奔驰皇帝专用的御道(驰道)上,江充先生派人拦住,公主曰:“皇太后曾有命令,特准我使用御道。”江充先生曰:“既然特准公主使用,公主只能自己使用,别人不能使用。”把仆从和车马,一律没收。
这显然是对皇太后的命令故意曲解,然而刘彻先生认为他守法不阿,大为奖赏。江充先生遂开始膨胀,走上挑剔苛察的路,成为官权派酷吏群之一,不久就跟卫家冲突。
起因于皇太子刘据先生的信差在御道上奔驰,江充先生把信差囚禁起来。刘据先生吓了一跳,派人向江充先生求情曰:“我不是爱护信差,只是不愿老爹知道,这都是我的错,平常失于教导,求江先生从宽处理,赐给我自新的机会。”江充先生不但拒绝,反而原原本本报告给刘彻先生。刘彻先生大喜曰:“当一个忠实干部,固当如此。”对江充先生更加信任。江充先生从此成为人人恐惧的人物,而他也以此沾沾自喜。
公孙事件发生于公元前91年。公孙家族屠灭后不久,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刘彻先生在甘泉宫(甘泉,位于首都长安西北八十公里,今陕西淳化北),卧病在床。那一年刘彻先生已六十七岁,正是随时都可以四脚朝天的年龄。江充先生忽然感觉到事态严重,灾祸正在他头上盘旋,盖万一刘彻先生死掉,刘据先生坐上宝座,公仇私怨,一旦报复,老命不保。于是,他在精密的计划下,走上偏锋。
江充先生的计划是把刘据先生陷进巫蛊巨案之中,连根拔除。他向刘彻先生一口咬定说,御体所以违和,完全是巫蛊作祟。前已言之,刘彻先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巫蛊。他命江充先生负责侦查。一场可怕的屠杀,于焉展开。江充先生雇用了很多外国的巫术专家(胡巫)。在戒严令下,长安入夜之后,街上如同鬼域,没有别人,只有这些外国专家出动,四处寻找巫蛊。巫蛊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他们就把一些木偶之类,随意埋到人家门口,再用脏东西(可能是猪血狗血)污染,然后把那家的家人拘捕,拘捕后发生什么事,可以推猜得到。史书上说,那些酷吏把铁条烧红,在“人犯”身上火烙,再用铁钳去拔“人犯”的头发、牙齿,甚至更敏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