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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义理”的责任而言，浅野家的家臣对亡君负有与他一样剖腹自尽的义务。如果他们愿行对其主君的“义理”而剖腹自杀，那么就像他们主君剖腹自杀一样，是表示向吉良抗议，抗议他对其主君的羞辱。但大石暗自决定，剖腹不足以表现他们的“义理”。他们的主人因被传从其身居高位的敌人身旁拉开而未能实现报复，他们必须完成这种报复，他们必须杀死吉良侯。但这只能以违反“忠”的方式会实行，因吉良侯与将军极为亲近，浪人们不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官方的允许去合法地进行报复。在较为正常的情况下，任何图谋报复的集团都会向幕府报告某计划，说明他们完成复仇行动或放弃这一行动的最后期限。这种安排使某些幸运者得以达到“忠”与“义理”的统一。大石懂得这条道路是他及他的伙伴们所不能走的。因此，他将曾是浅野家臣的浪人们召集起来，但并不告诉他们刺杀吉良的计划。这些浪人共有三百多人，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里讲授这一故事时的说法，他们全都同意剖腹自杀。但是大石知道他们并不全都具有无限的“义理”—— 用日语的表达方式来说，即“真诚的义理，——因此在报复吉良的危险事业中并不是个个可靠的。为了分辨哪些只是“为义理的义理”的人，哪些是有“真诚的义理”的人，他向他们提出了如何分配主君财产的想法，作为一块试金石，试探这些人。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考验，就像他们并没有同意自杀一样，因为他们的家庭会从中得益。关于分配财产的依据，“浪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大管家在家臣中受俸最高，以他为首的一派主张按以前的薪俸分配财产。以大石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平分。一旦完全证实那些浪人中谁不过是“为义理的义理”之辈，大石同意大管家的财产分配方案，并让那些取胜的人离去。大管家离开了，并因此而获得了“窝囊废武士”、“不懂义理的人”和无赖汉的坏名声。大名判定只有47人在“义理”方面坚定不移，可让其参与他的复仇计划。这47个与他合谋的人发誓、不让任何信义、爱情、“义务”妨碍他们去实现计划。“义理”将是他们的最高法则。这47人割破手指，血书立盟。
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迷惑吉良。他们各自散去，并假装成忘却一切名誉的样子。大石经常出入于最低级的妓院，并参与有失体面的争吵。在这种放荡生活伪掩护下，他与其妻子离了婚——这是任何一个行将犯法的日本人通常使用的，而且被认为完全是正当的手段，因为在最后行动这可使妻子儿女免受他的牵连。大石的妻子十分忧伤地与他分了手，但他的儿子入伙当了浪人。
整个东京都在议论纷纷地猜测复仇的事。所有尊重浪人的人当然都确信他们会试图杀死吉良侯，但这47人却完全否认有此种意图。他们装作是“不懂义理”的人。他们的岳父们对他们的这种可耻的样子感到义愤，把他们赶出家门，并解除其女儿与他们的婚姻。朋友也耻笑他们。一
天，
中，
喝得醉醺醺地正与女人们一起狂欢作乐的大石恰被一位密友碰上，大石甚至在他面前也否定对其主君应尽的“义理”。他说：“报复？这是一件傻事。人应该享受生活。任何事情也不如喝酒和玩乐痛快。”他的朋友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从鞘中拔出大石的刀，期望用它的闪闪光泽证明刀的主人是在撒谎，但是，刀上却满是锈斑。这位朋友不得不相信他的话，一气之下。在大街上踢了烂醉稍大石一脚，并把唾沫吐在他身上。
其中的一位浪人为筹措复仇的经费，把他的妻子卖入了妓院。这个女人的兄弟也是一位派他发现复仇之事已被妹妹知晓，于是就用自己的刀杀死了妹妹，并争辩说有了这一显示其忠诚的证明，大石便会把他列入复仇者行列。另一位浪人杀死了他的文人。还有一个浪人让其妹妹去当仇敌吉良侯的侍女与妾，使浪人们能获得宫内消息，告知他们何时可以动手。结果复仇完成之这位女人不得不自杀，因为她必须以死来洗刷曾侍候于吉良侯近侧的污点。
12月14目的雪夜，吉良举行了一次“酒”宴，担任警卫的武士们喝醉了。浪人们袭击坚固的吉良邸，砍倒了护卫的武士，然后直冲吉良侯的卧室。他不在那儿，但他的床上还有点热。浪人们知道他就躲在邸内。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一个人蜷缩在存放木炭的小屋内。一个浪人用其长矛戳过小屋墙壁，但当他投出长矛时，发现矛头并无血迹。其实，该矛确实刺中了吉良的身体，但吉良在矛头抽回去时用身上的和服袖子擦去了血迹。他的这一小伎俩当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浪人们把他拉出小屋。但他声言他不是吉良，他不过是大管家。在此关头，47人中的一个想起了吉良曾因被浅野侯在殿上刺伤而留下了伤疤，根据这一伤疤，浪人们认出了吉良，并要求他就地立即剖腹。吉良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当然证明他是个胆小鬼。于是浪人们就用他们主君浅野侯剖腹时用的刀，砍下了吉良的头，并合乎礼仪地洗净这个头颅。他们实现了愿望后，列队出发，把两次染过血的刀和割下的头颅送往浅野的墓地。
整个东京得知浪人们的壮举后掀起了一片狂热。曾怀疑浪人们的浪人家属及浪人的岳父们争先恐后地来拥抱他们，向他们表示敬意。一路上大藩的诸俟盛情款待他们。他们行至墓地，不仅供上首级和刀，而且还供上一纸致七君的禀告文，这份禀告文至今仍被保存着。【据福本日南《元禄快举录》，墓前禀告文是后人捏造的。——日译本注】
我们今日来此参拜尊灵……我们在没有实现您想完成而未完成的复仇之时不敢来您墓前。我们以一日三秋之焦虑心情等待着今天的到来……我们现在把吉良侯供奉在您断墓前。这柄短刀是您生前托付于我们的心爱的东西，现在奉还给您。我们请求您用这柄短刀再次砍掉仇敌的脑袋，以永远驱散您的遗恨。以上是我们47人在您尊灵前的献词。
至此他们的“义理”已得到履行，但他们还得履行“忠”，只有他们的死才能使这两者一致。他们违反了不准不经宣布即行复仇的国法，但他们并没有背叛“忠”。以“忠”’的名义要求于
后，
人，
他们的任何事情，他们都得完成。幕府命令47位浪人剖腹。据小学五年级日语读本所写：
他们报了主君之仇，他们坚忍不拔地履行“义理”应被视作永不息灭的榜样……因此，幕府在深思熟虑后命令剖腹，这真是一箭双雕之策。
这就是说，浪人们以自杀偿还了对“义理”和“义务”两者的最后欠债。
这一日本史诗在不同版本中略有差别。在现代电影剧本中，开头的受贿主题被换成了色情的主题：发现吉良候正在向浅野侯的妻予求爱，由于迷恋这个女人，他以作错误指导的方式来羞辱浅野。这样，贿赂便被剔除了。但“义理”的一切责任则以令人毛骨涑然的详细程度加以叙述。“他们为了‘义理’，抛弃了妻子，离开了儿女，失去（杀死）了父母。”
Section 3
“义务”与“义理”相冲突的主题是其他许多故事与电影的基调。最佳的历史电影之一以德川第三代将军的时代为背景。当这位将军被提名继承将军职位时，他尚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关于这位将军的继承问题，幕臣们意见不一，有些人打算拥立一个与他同辈的近亲。这些大名失败了，其中一个大名对这一“羞辱”耿耿于怀，尽管第三代将军颇有政治手腕。这个大名等待时机，时机终于来了，他得到通知，将军及其亲信将巡视几个藩国。这个大名接受了招待这批人的任务，于是他打算乘这一机会，清算宿怨，以尽对名誉的“义理”。他的住宅已修筑成一个堡为了即将来临的事件，他专门作了一番布置，使得所有的出口都可堵死，堡垒可严密封锁。然后他又设下机关，使墙壁和房顶能倒下来砸在将军及其一行人的头上。他的阴谋筹划得很出色。他的款待也细致周到。作为取悦将军的余兴，他命其家臣中的一个人跳起剑舞，而该武士受命在舞蹈高潮之时用其剑直刺将军。为履行对其大名的“义理”，武士无论如何不能绝其主君的命令，但是，他的“忠”却又禁止他袭击将军。银幕上的舞蹈绘声绘色地展现了这一冲突，他不得不但他又必须不做。几乎他就要发出这一击了，但他不能。不管“义理”如何， “忠”太强大了。舞蹈走了样，将军的一行人起了疑心。就在他们突然从坐席上站起的刹那间，绝望的大名下令破坏房子。将军虽然逃开了舞蹈者的剑，但现在仍有死于堡垒废墟之中的危险。在此紧急关头，舞剑人上前带领将军一行从暗道安全逃到了屋外空地上。“忠”战胜了“义理”。将军的代表以感激的心情力动向导与他们一起荣归东京。但是，这个向导却回望正在倾塌的房子。他说：“这不可能。我得留下。这是我的‘义务’与‘义理’。”他与将军一行告别后重返屋内，死于倒塌的房屋中。“他的死成全了‘忠’与‘义理’。在死亡中两者一致了。”
在古老的故事中，义务与“人情”之间的冲突并不占中心地位，但近年来，这成了一个首要的主题。近代小说叙述为了“义务”或“义理”而必须抛弃爱和人情的故事，这种主题不是被人
做，
垒，
轻视，而是被广为宣扬。正如他们的战争电影容易被西方人看成极好的和平宣传一样，这些小说也常被我们看成是在要求人们有更大的良由，按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些小说确实证明了这种激情的存在。但是，讨论小说或电影情节的日本人却一再认为含有不同的意思。因为陷于爱情或怀有某种个人抱负而得到我们同情的主人公，却被他们指责为弱者，因为他受这些感情的妨碍而未能尽到良己的“义务”或“义理”。西方人大多认为离经叛道和克服种种阻碍去获得幸福是强者的象征。但日本人的看法是，强者属于那些无视个人幸福克尽义务的人。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显示于服从而不是反叛之中。因此，他们的小说或电影的情节在日本所具有的含义与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当日本人对自己的生活和对他们所知道的人物的生活进行判断时，他们作出的评价同样也是如此，他们判定，当个人欲望与义务的规约相冲突时，一个人如果重视前者，他便是个弱者。各种情况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判断的，但与西方人时伦理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丈夫对妻子的态度。日本男人的妻子便被置于“孝的圈子”的边缘，而其父母则占据着中心。因此，他的责任是明显的。一个具有坚强道德品性的男人要服从“孝”，接受其母亲让他与妻子离婚的决定。如果他爱其妻子，如果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他仍得与妻子离婚，这只使他更显“坚强”。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孝’有时要求把妻子儿女视为路人”。这时，你与他们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属于“‘仁’的圈子”；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成为没有权利对你提出任何要求的人。甚至在美满姻缘妻子也并不被置于各种义务圈子的中心。因此，男子不应提高他与妻子的关系的水平，使之显得与他对父母或国家的感情处于同一水平之上。20世纪30年代，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在公众面前说，他回到日本感到非常高兴，他把能够与妻子团聚也作为喜悦的原因之一——这即刻成了众所周知的丑闻。他本应讲到父母，讲到富士山，讲到他可以为日本国家的使命而献身。他的妻子与这些不属于同一水平。
在近代，日本人自己也显得不满其道德规约那么强调不同的水平应截然分开，不同的“圈子”应泾渭分明。现在日本人的极大部分说教致力于把“忠”提到德的最高位置。犹如政治家们把天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消除了将军及封建诸侯的势力，从而简化等级制度一样，在道德领域里，他们也力求把一切较低的德行置于“忠”的范畴之下，从而简化义务体系。通过这一途径，他们不仅试图把全日本统一在“天皇崇拜”之下，还要削弱日本人各种道德所起的离心作用。他们试图教人们相信一个人履行了“忠”，便履行了其他一切责任。他们试图使它不再是图上的一个圈圈，而成为道德这座拱门的拱顶石。
这一计划最好和最权威的说明是明治天皇于1882年颁发的“军人敕谕”。这个敕渝和教育敕语是日本的真正“圣经” 【原文为Holy Writ；基督教的圣经。此处把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喻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