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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以用来把自己改造为和平民族的真正力量在于这样一种能力，即她能就某种行动方针说：“这已以失败告终”，然后将其努力倾注于别的途径。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他们曾试图以战争来获得其“适当位置”，但他们失败了。他们现在可以放弃这一方针了，因为他们至今所受的一切训练把他们塑造成能够见风使舵的人。具有比较绝对伦理的民族须有自己是在为主义而战的信念。当他们抱胜利者投降时，他们会说“正义与我们的失败一起消失了”。而且其自尊心要求他们努力使这一“正义”在下一次取胜。要不然的话，他们就捶胸顿足地忏悔自己的罪过。日本人却既不坚持“正义”，也不必忏悔罪过。日本投降五天后，在美国人登陆日本之前，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竟能在谈及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但这一切将为最终地拯救日本发挥作用”。这篇社论强调，任何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因为建立一个完全以实力为基础的日本的努力已归宁彻底失败，从此以后日本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东京的另一家大报《朝日》在同一星期把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作为旧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严重错误”，论述道，“必须抛弃所得甚少，受害甚多的旧态度，代之以基于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注意到这个在他们看来是原则的变化，并对此感到怀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私人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中，这都是构成处世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认为采取了某个行动方针而未能实现目标就是犯了“错误”。当某个行动方针以失败而告终时，他就把它作为失败的主张加以抛弃，他没有养成固执己见的性格。他们说“噬脐莫及”。本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是公认的手段，他们认为可借助它来获得世界的钦佩——以其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佩服，他们忍受了这种计划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被认为是日本至高无上的代言人的天皇告诉他们战败了。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所包含的一切事情，这意味着美军的进驻，于是他们就欢迎美军，这意味着他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地着手起草放弃战争的宪法。在日本投降后十天，日本的一份报纸《读卖报知》就能够谈及“新艺术与新文化的开始”，并论述
道：
“我们在心中必须有军事失败与一国文化的价值无关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军事失败应被作为一个转机而发挥作用……为了使日本国民真正地面对世界，客观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有必要作出国家失败这样一种巨大的牺牲。至今歪曲日本人思考的一切不合理的事必须用坦率的分析来排除……把这次战败作为严酷的事实来加以正视需要勇气，（但我们必须）相信明天的日本文化。”这就是说他们已尝试过一种行动方针，结果失败了，从今天起要尝试一下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各种报纸的社论都重复地论述说，“日本必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受到尊敬”，日本国民的责任是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敬。
这些报纸社论并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街头和偏僻乡村的普通百姓也实现了同样的转变。美国占领军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友好国民正是那些曾发誓用竹矛战斗到死的人们。日本人的伦理包含着美国人拒绝接受的许多东西，但承担占领日本任务的美国人所得到的种种经验绝妙地证明了即使一种不同的伦理也能够具有许多赢得赞同的方面。
在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之下的美国对日管理承认日本人这种改变前进方向他能力。它没有强制采用使日本人屈辱的方法妨碍他们采取新的方向，假如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按照西方的伦理，这在文化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的信条，羞辱与刑罚是使作恶者有服罪表现的在全社会中行之有效的手段。而这种认罪是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正如我们前面所述，日本人对此是持另一种看法的。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某个过错的必然后果是使人相信这个过错是要不得的。这些必然后果甚至可能是一次总体战中的失败。屈辱会使日本人感到愤恨，但是这些必然后果并不是像屈辱那样一定会使日本人感到愤恨的。在日本人的辞典里，一个人或国家是以诽谤、嘲笑、侮辱、轻蔑和坚持口诛笔伐来羞辱其他人或国家的。当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羞辱之时，报复成为一种德行。不管西方伦理如何强烈地谴责这种信条，美国对日占领能否取得成效有赖于美国在这一点上能否慎重。因为日本人把他们极为愤慨的嘲笑与“必然后果”截然地区别开来，根据投降条件，“必然后果”包括非军事化、甚至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这样的内容。
日本在其对一个主要强国的一次巨大胜利中曾显示过，即使作为战胜国，当敌国终于投降，当她认为该敌国未曾嘲笑过日本时，他也会细心地避免去羞辱失败的敌人。有一幅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记述俄国军队1905年在旅顺投降的照片，照片上俄国人佩着剑。胜利者和失败者仅能根据军装来区别，因为俄国人并没有被剥夺武器。据在日本流传的关于这次投降的有名故事说，当俄国指挥官斯托塞尔将军表示愿意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俄军投降条件时，一个日本大尉和翻译带着食物来到他的司令部。“除了斯托塞尔将军自己的坐骑外，马已全部被杀掉并吃完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只鲜蛋的礼品受到了由衷的欢迎。”斯托塞尔将军与乃木【即乃木希典（1849～日俄战争时日本第3军司令官，1912年与其妻一同为明治天皇殉死。——译注】将军的会见安排在第二天。“两位将军相互握手。斯托塞尔称赞了日军的勇武……乃木将军则赞
1912），
扬俄国军队长期、勇敢的防御战。斯托塞尔对乃木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托塞尔把其白色的阿拉伯良种马赠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尽管他很想从将军手中接受并留下这匹马，但他必须首先把它献给天皇，不过他充分相信天皇陛下一定会把这匹马重新踢给他。他表示，如果此马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将细心照料它，就像它本来就一直是他自己的马那样。” 【转引自厄普顿。克洛斯《幕后日本》，1942年，第294页。这个关于俄国投降的故事是否句句真实也许是有疑问的，但不管怎样，它在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原注】在日本尽人皆知万木将军在私邸的前庭为斯托塞尔将军的爱马盖了一座马厩——该厩常被描写得比乃木将军自己的家更讲究，而且在乃木将军逝世后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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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俄国投降以后到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前这些年间日本人的性格已完全变了，譬如说，在占领菲律宾的几年间日本人进行了举世瞩目的肆意破坏和残酷虐待。然而，对一个具有像日本人那样极端机会主义伦理的民族来说，这并不是必然的结论。第一，日本的敌人在巴丹之后并未投降，只有局部的投降。甚至到日军自己在菲律宾投降之时，日军还在作战。第二，日本人从不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侮辱”过他们，而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每一个日本人都被教育得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轻视日本”，或以他们的话来说是“把日本贬得一钱不值”。这是日本对《排日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条约》和《海军裁军条约》中所起作用的反应。日本人还受到怂恿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美国在远东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和美国人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种族偏见。因此，对俄国的胜利和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形象地说明日本人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方面的行为：当涉及侮辱之时和当不涉及侮辱之时。
对于日本人来说，美国的最终胜利再次改变了事态。在遭到最后失败时，日本人按其生活习惯放弃了至今实行的方针。日本人独特的伦理使他们能够从账簿上擦去一切宿怨的记录。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而不在擦干净的账簿上写上新的羞辱符号，而只坚持实行在日本人看来是失败的“必然后果” 的事情。这获得了成功。
保存天皇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事巧妙地得到了处理。最先是由天皇拜访麦克阿瑟将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拜访天皇，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实例，其巨大效果是西方人所难于理解的。当劝告天皇否定其神性时，据说他表示异议，说抛弃原来没有的东西会使他个人难堪。天皇说，日本人并不把天皇看成西方意义上的神，事情也正是如此。可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仍劝导天皇说，西方人认为天皇主张神性，而这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同意忍受否定神性的声明会给他带来的难堪。天皇在元旦发表了这一声明，并要求把全世界报刊对其元旦致词的评论翻译给他看。天皇阅读了这些评论以后，致信麦克阿瑟司令部说他感到满意。很明显外国人在以前对此并不理解，天皇庆幸自己发表了这个声明。
军，
美国的政策还让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的指令明确地规定“对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和农业的诸劳工团体的发展应予以鼓励并表示支持”。日本工人自己在许多产业中组织了起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活跃的旧农民组合重新显露头角。许多日本人认为，作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日本赢得了某些东西，而其证据就是他们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据一名美国通讯记者报道，东京的一位罢工者仰头望着美国兵眉开眼笑地说：“日本胜利了，你不这样认为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昔时的农民暴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发起暴动的农民的控诉常常是他们所负担的年贡和赋役干扰正常的生产。农民暴动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不是改变制度本身的尝试。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并不减缓生产速度。最常用的方法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并以增加产量使经理人员丢面子。在一个三井所属的煤矿中，罢工工人把负责经营的职员全部赶出矿井，并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罢工’中进行操作的足尾铜矿的工人们也增加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提高了一倍。” 【《时代》，1946年2月18日——原注】
当然，不管所采取的政策如何通情达理，治理任何一个战败国都是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和国民再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尖锐饱问题。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职员来管理行政，这些问题至少会同样尖锐。如果日本官员不是被留下来，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当权者们就十分担心的复员军人问题势必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但就是在日本官员被留下来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也不是轻易地被解决的。日本人了解这些困难，去年秋天（1945年），日本报纸富于同情心地谈到失败对于曾经遭受苦难而又被打败的军人们是一杯多久辛辣的酒，并请求他们不要让这种苦涩影响他们的“判断”。被遣返回国的军人一般来说都显示出值得称道的“判断”，其中也有些人因失业与失败而投身于追求国家主义目标的旧模式的秘密结社中去。他们极容易对现在的地位感到不满，日本人不再给他们过去那样的特权地位。在以前，伤兵常常穿着白衣服，人们在街上向他们鞠躬致甚至和平时期应征入伍者离家与回家时也得到村里人的聚会欢送与聚会欢迎，这时有酒，有菜，有舞蹈，有漂亮女人的盛装表演，而他坐在贵宾席上享受这一切。现在，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这一切的关注。他的家属给他一席之地，但仅此而已。在许多城镇他遭到冷遇。如果我们了解日本人对这种行为的变化如何怀恨在心，我们便能很容易地想像出日本人为了恢复将日本的名誉托付于军人之手的过去时代，他对同以前的战友结党感到多么满足。他的战友中恐怕会有人告诉他，幸运的日本军人如何在爪哇、山西和满洲与同盟国作战；为什么要绝望？他们恐怕会对他说，他也将再次作战。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是日本很早以前就有的团体，这些团体是“洗刷”日本“污名”的组织。这种秘密结社的可能候补者是一些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他们为了实现彻底的复仇，只要还有什么事情留下来做就感到“世界是颠倒过来的”。像黑龙会和玄洋社【以头山满为首的超国家主义团体。创立于1881年。公然以入侵大陆为其纲领，在日本的右翼团体和政界中颇有势力，1946年解散。——译注】之类的团体使用的暴力是日本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