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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在1955…1957 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 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分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 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 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坏分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人人知道大跃进的含义，人人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3 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 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大跃进的“敌人”则是对密植持异议的所谓“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三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7 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 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气，与其它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300 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
尽管知识分子已表现出对大跃进的强烈激情，但国家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的“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 月9 日和4 月1 日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3月25 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4 月4 日，南京 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 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市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4 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 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年8 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 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 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份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对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公开批判和惩罚，只会进一步加强民众对国家威权的认识和对大跃进的支持。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领导机关“有破有立”，在批判和处理了有问题人员后，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自1958年9 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 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针”，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人们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语症”。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党委决定一切”、“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 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196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城市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市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市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 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 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 （1961年7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542 人）。据当时的报导，城市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市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市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市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市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 人上山下乡，为市下达计划的99。2％ ，1961…1962 年又动员了4672 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至1962年6月，南京市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7 月，江苏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