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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得“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4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紧——“见事迟，抓得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