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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先生做的第二件事是发动西安兵谏。20世纪20年代后的张学良，可称之为“青年凯末尔（现代土耳其建国之父）主义者”。他统掌数十万军队，是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张相信军队可成为落后国家推动现代化的重心，而某些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可担负起救国保民的重任。他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新式军人，更将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凯末尔”蒋介石的身上。然而张学良所敬重的蒋介石却告诉他：“攘外必先安内”。正是蒋一声令下，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在“九·一八”后不战自退，致使东三省沦于日帝的铁蹄之下。
张学良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羞辱。1933年，张学良远走意、德诸国。和蒋介石一样，张学良也对意、德的“国家振兴”萌生了兴趣，试图从欧洲带回强国兴邦之道。但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法横向移植意、德经验。这时，张学良又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他茫然，愤然，这位爱国者，已不能接受“兄弟阋于墙”的现实。
张学良的苦闷与彷徨被另一群中国人最先捕捉到。1935年后，红色力量已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角，中共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御侮，派出了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一时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激励民气、凝聚人心的时代最强音。
1990年，张学良先生打破50年的沉默，向日本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那时，共产党实在是善于抓住人心。当时中国充满抗日的气氛，但是国民政府却不想立刻抗日。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利用这一点，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我认为共产党抓民心，做得实在漂亮。”（日本广播协会（NHK）采写，周季华、蒋立峰译：《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当年在张学良身边还有另一批人，这是一些在中共党内斗争中被“淘汰”出去的前共产党员。这批人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共产主义理想和救国激情并没有消退，他们的领袖人物就是中共早期的著名活动家罗章龙先生。罗的一位朋友、也曾是共产党员的黎天才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张杨八项通电”就是出自黎天才之手。
张杨兵谏“成了推动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打开了信道，全民抗战的新局面从此形成，中共也从西北一隅走向华北，走向华中，走向中原，走向全国。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在神圣的抗战中，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获得民族复兴的生机。
而张学良作为一位军事政治家的生涯，却被过早地斫断了。事变前仅次于中央军的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子弟兵和当时全国飞机数量最多的东北航空队，在事变后消散于无形。张学良曾寄予厚望的苏联人，在事变后并不欣赏他的行动。苏联人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而当张学良抱“赴死之心”亲送蒋介石飞返南京后，等待他的却是长达54年的漫漫幽禁岁月。
中国共产党由衷地感激张学良先生。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赶往西安机场，试图劝阻张学良，望着飞往南京的飞机，周恩来惆怅、惋惜不已；在40年代国共谈判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释放张、杨的要求。
八十年代初，沈阳恢复和修葺了张作霖的墓地和故居。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也在1993年重新挂牌复校。
1991年，张学良当年东北军的袍泽、中共元老吕正操将军专程赴美，看望张学良先生。东北的官员多次邀请他重返白山黑水，看一看家乡。
五十年代后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未能重返故园。1992年，张学良手书“谒郑成功祠”诗一首赠吕正操，藉以述怀：“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张学良对国家、民族、同胞的大爱。其晚年书写的一幅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也可见他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操守。
张学良已将他自1936年始的全部私人资料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指定2002年才能开放。或许人们可以期待，明年开放的那些卷宗能发现“另一个”张学良。
“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李宗陶
零点已过，首都机场依然灯火通明。律师朱元涛乘坐的港龙航班已由香港抵达北京，他取完行李箱，准备出机场。这时，一位40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请他停步。她先用仪器扫了一遍行李箱，随后，决定开箱检查。打开箱子，一本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赫然放在最上面。没有任何提问，也没有翻阅，女关员简短地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这本书是朱元涛花175港币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刚看了三分之一。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请问海关按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总得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
“有意见的话，明后天来找。” 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
“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于是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又注明“待审”二字。
这是2002年8月5日凌晨。一个“没收”的简单动作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的行政诉讼。
“我要打官司”
10月9日，朱元涛在趋车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在他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之后，海关去电请他面谈。“时间不算，我得交过路费，还有油钱，”那是一种平民都有过的无奈的体验。朱元涛告诉记者，然而，一种“胸闷”的感觉让他决定：继续。
受理科，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
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于是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包括：因“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拟依法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这个决定是和北京海关商量过的。
朱元涛则递交了一个给机场海关的书面“意见”。他说：“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贵关的审读结论，有几点想法供贵关考虑：
1、《红》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介绍，作者高华是以这一学术成果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的；
2、《红》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其他对我国我党存有偏见的出版单位；
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
4、《红》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这一段党史详情，既为我们所关心，又为我们所不知；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试图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学习党史并不为过。
5、对《红》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第二天，朱元涛又书面向机场海关邮送了《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他说，走私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而他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任何“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的行为，何谓“走私”？
他同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旅客如何判明自己携带入境的印刷品的性质？审查印刷品是否允许携带入境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对货物进出境，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一系列的《目录》，印刷品等进出境是否也有类似的《目录》？他再次请求机场海关终止行政处罚程序，将《红》书发还。
机场海关对此没有回应。
12月17日，机场海关再次打电话请朱元涛过去，告知他：经最终研究（10月21日，首都机场海关经北京海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递交请示，同时将该书送海关总署审查。11月19日，海关总署监管司批复，同意对该书做没收处理）决定，还是要没收《红》书。按程序作了笔录以后，朱元涛拿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朱元涛不服，表示要打官司。机场海关明确表示：非常欢迎。
记者致电北京机场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说，被没收了“禁书”的人大多数都气呼呼的，嚷着要打官司，但实际上从来没人真打过。为啥？“为几十元上百元的一本书，犯得着吗。”
朱元涛在胜诉第二天接受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为什么打这个官司，主要基于三点：一是书没看完，有点窝火，这样的处理程序，他不满意；二是打这个官司有宪法意义，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制建设，而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法律没有禁止或规定到的内容，行政机关是不允许做的。三是很明显，带书入境的人现在无从知道哪些是属“禁书”之列，“知情权不是空的”，朱元涛说。
2003年1月1日，朱元涛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首都机场海关。
三大争议焦点
2003年2月24日，有着十多年律师执业生涯的朱元涛第一次以原告身份出在法庭上。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携书入境是否应当申报；《红》书性质如何确定；原告是否属于“走私”。
首都机场海关称，经海关审查，《红太阳》一书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朱元涛携带该书入境，未向海关申报，已构成《海关法处罚细则》第三条第（二）项所列“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的行为；原告则认为，该书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是否所有境外印刷品在通关时都要进行申报，海关并无明示，且海关没有受理此类申报的窗口，故携带该书入境未申报的责任不在行为人一方。
朱元涛对进出境物品（含印刷品）全部“申报”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他说，根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从2001起，我国每年进出境的人次已过2亿。显然，要求每一个进出境人员申报携带物品（含印刷品）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正基于此，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的颁布。但目前，公众无法看到有关印刷品等进出境的类似《目录》。
6月19日，一审宣判。法庭认为，根据有关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大阳》一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书所作没收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朱元涛败诉了。
6月25日，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但却有意回避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至今不明白首都机场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书为禁止进境的印刷品。
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广汇新民律师事务所的富敏荣律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对何为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有明确规定：“（1）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污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