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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河朔的胡化，就不能真正理解这方水土。
张弘靖和他身后那个因自身原因被严重地削弱的中央恰恰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获取一个地缘政治的解释。我相信，只有将元和宫变、党争的兴起与河北形势恶化，也就是将三个春天一一数过来，事情才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在元和朝的很长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君主英明；文职官僚集团在被驯服后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效率；随之中央权力拥有了自盛唐以后所未有过的优势；藩镇势力面对朝廷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相应地萎缩了。元和宫变后到长庆二年春的两年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反向过程：英武君主的死亡和继任者的昏暗；因缺乏制约，文职官僚集团的派性斗争失控，导致朝廷丧失智慧与效率；中央权力的瘫痪也就意味着藩镇的重新崛起。
检讨朝廷在卢龙的所作所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宰相们没有利用起刘总遁世所带来的良机。这种机会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和他们所领导的文官在长庆初年河朔复叛过程中犯了重大错误，并且是一误再误。它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甚至缺乏消极应对能力的朝廷。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显得非常简单的操作，现在却变得紊乱、复杂。本来开始认可朝廷权威、能力的藩镇灵敏地体察到这种变化。臣服，还是对抗？立刻重新成为一个问题。面临抉择的河朔三镇变得迷顿、暴燥。日甚一日的紧张、凶险和尴尬杂糅在一起，取代了过去十多年中饱满的情绪和激越的情感。我们蓦然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不仅已经远离了杜黄裳、武元衡和裴垍，连李绛、裴度也开始淡出时代的核心圈子。许多伟岸的历史形象在元和宫变中扭曲，在长庆贡举案中弄得污渍斑驳，现在都一齐渐渐地暗淡、坍塌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元和中兴的时代即将到来了。我们不妨将它称为“后元和时期”。那个时期最引人侧目的，就是朝廷的慌乱和卤莽。当这样一个朝廷试图积极地去推行什么的时候，缺陷一览无遗——多事之年开启了后元和时期的序幕。
长庆元年二月，宰相萧俛、段文昌共同向天子李宥进献所谓太平之策。其主旨是改宪宗用兵之略为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孤立地看，长庆销兵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在藩镇已经屈服于宪宗持续施加的军事压力情况下，确实需要一项从根本上削弱地方以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政治方案。同时，府藏告罄的中央也必须以一种不动声色、不费钱粮的方法来实现其战略目标，逐渐将自己从军费开支剧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朝廷所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太平之策断送了过去十五年的努力。
裁军方案是被当成孤立的一项政策加以推行的。至于被强制遣散的兵卒何去何从？河朔的土地将如何接纳那些不谙桑稼的武士？有多少把握协调各方利益，消除节度使们的抵触情绪，安抚实力强大而又气焰嚣张的牙军……问题千头万绪，绾成一个又一个死结。缺的又恰恰是双善于梳理的手。也许，李宥君臣根本不认为那些是问题。《旧唐书》对此所作的评论很有意思：“穆宗本纪”批评萧俛等“不顾远图”，而“萧俛传”则认为“帝既荒纵，不能深料”是坏事的关键——仿佛传主相互推诿什么似的。应该说，两种说法都无大谬。皇帝和文职官僚见识浅薄，在政治上都非常的孱弱和幼稚。黜陟使洪经纶几十年前在魏博的失败教训没有点醒他们。君臣都书生气十足地满足于论证一个方案的抽象合理性，完全没有考虑到操作性问题。坐而论道或许可以。但作为执政者就实在有些不得要领了。被他们强行散去的军卒并没有如他们所想当然的那样解甲归田，却转身遁入莽莽山林。密林长草里潜藏着无数盗贼，那种刀头舔血的生活才是他们所熟悉和迷恋的。朝廷不能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江湖可以。江湖是朝廷天然的对立面，也是天然的补充。
专横的裁军方案在数以十万计还没有被裁撤的河朔军卒本来就明一半、晦一半的心里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们本来视军旅为寄身之处、发达之所。可现在却不知道何时被裁撤的命运就落到自己头上。习惯了一刀一枪博取衣食，乃至功名富贵的武人忽然发现自己对朝廷的臣服恭顺没有换来任何好处，反而被无情地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他们不安，他们躁动了。还在实际的叛乱行为发生前，掌握着河朔命运的军人就已经从内心疏远和敌视朝廷了——长庆销兵成了彻头彻尾的败笔。
河朔三镇不同于帝国其他州郡之处，不仅仅在于中央统治力嵌入程度很低，还在于无论从经济基础、权力结构，还是文化心态上看，燕、赵、魏都已经胡化了。长安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将自己的权力之手重新伸入河朔，更是一元化帝国的全面重建。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最初步骤。元和年间的征战完成了这个步骤，更艰难的后续步骤宪宗可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李宥的朝廷肯定误以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扫尾工作，因此他们倾向于将事情简单化。这是一系列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因此不会是最后一个——
长安再一次发布旨意：调魏博节度田弘正使任成德节度使，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任义成节度使，义成节度使刘悟任昭义节度使，武宁节度使李愬任魏博节度使，而田弘正的儿子田布出任河阳节度使。一次性如此大规模地调动方面大员，不要说中唐，就是盛唐也不曾有过。这足以证明，直到此时，长安在帝国政治生活中仍享有极大的权威，它的指令还能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这当然是元和中兴的结果，走马换将也是为了切断节度使个人与地方过分密切的联系，巩固元和中兴的既得成果。可惜的是，它事与愿违地成了对这些成果的最后检阅。和长庆销兵一样，一项从本意上讲很好的举措在具体操作时却极其愚蠢。
旨意一下，左金吾将军杨元卿立即上疏反对以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并到中书省向枢臣们面陈利害。他是对的：在元和朝，田弘正一直是朝廷最忠实的疆臣。由他来领导魏博，打破了河朔三镇互为奥援、对抗朝廷的局面。跋扈的卢龙和成德因此承受了莫大压力。田弘正的效命彻底地改变了宪宗在河北的战略被动。不过，在协助朝廷讨伐成德的连年征战中，田弘正也和赵人结下了不解仇怨。仅元和十一年南宫之役，成德就有二千多人阵亡。往事不远，他们当然会介然于怀。朝廷却无视现实，将他派往成德。
我的目光长久地停顿在历史的这一行。似乎无须往下浏览了，谁都可以猜想出即将发生的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短短一段历史会有如此之多的错。错得没头没脑，没有头绪，错出一种“天意如此”的茫然。茫然也不纯然是天意，三分天意之外还带七分人事。天意我们不好妄说，倒是对那七分人事不妨多谈两句。
田弘正是带着万般无奈的心情来到成德的。随他赴任的，还有两千从魏博带来的亲兵——那是他为保护自己而作的最后防范了。这两千人驻防镇州，自然不能得到魏博的供养。可成德又没有他们的编制。我们根本没法指望长安那些正为蜗角蝇头争得不可开交的官僚。户部侍郎崔倰断然拒绝为入赵的魏兵拨付给养。在他看来，田弘正既然移镇成德，赵人自然应卫护本军统帅。田弘正的担心似乎是小题大作，而过去数年中魏博与成德说不清的恩恩怨怨却被如此大意地忽略了。和他的同僚们一样，崔倰坚持了一个从行政原理上讲没有错，却和现实相去甚远的做法——这种笨拙的错误实在是带有长庆朝政治的明显特征。
田弘正连续呈递了四份奏章，可是他绝望了。当他站在孤城上目送两千亲兵渐渐远去，被遗弃的孤独感一定漫然如潮，铺天盖地地涌过来，湮没女墙、湮没雉堞、湮没镇州百尺谯楼，最终湮没了他自己。
不久，田弘正遇害。与他同时遘难的，还有幕僚、家属三百余人。
也许，面对白刃，田弘正会回想起当年他与裴度剪灯夜谈时的情景，想起他终夕不倦地倾听的那些教诲，想起他顶着重压归服王化的一段峥嵘岁月。当他最终被没心没肺的朝廷抛弃在如狼似虎的仇人中间，他为他的忠诚而感到后悔了么？我相信，田弘正之死对唐朝的最后瓦解有它独特的影响。田弘正以后，还有什么藩镇的节度使肯倾心效忠朝廷？不管是河朔还是其他地方，他们心底始终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他们。那是田弘正临死前的哀鸣，一个恪守人臣本分的人的声音——高骈听到过的，王铎也听到过。几十年后，当风雨飘摇的朝廷又一次投来乞求目光的时候，他们冷漠地背过身去。
杀害田弘正的凶手是王庭凑，一个喜欢读《鬼谷》的阿布思种回鹘人。他强迫监军宦官宋惟澄上疏请封。恼羞成怒的朝廷断然拒绝了他。随即，魏博、横海、昭义、河东和义武等各路大军奉旨从四面向成德集结。阴云密布的天空中笔直升起的狼烟宣告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正式终结了。
时代的终结是需要有人来陪葬的。殉葬者的一切总是与那个死亡的时代息息相关；但是他们并未因为大时代总体上的没落而丧失执着，因为执着是他们天赋的品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才会殉葬于即将逝去的时代。
我说的是田布，田弘正的儿子。惊闻噩耗后，他遣散了仆役随从、歌伎鹰犬，遣散可以软化他意志和殉葬决心的一切事物，毅然重返魏博。田布向送别的妻子、宾客辞行的时候说：
吾不还矣。
——我听得见，那慷慨悲愤的声音。
田布离去时候的决绝使我们看到，那个年代绝不是没有人深谙河朔的特殊性和时局的严峻：田弘正清楚，他在《谢授节钺表》中能够正视“山东奥壤，悉化戎墟”这个现实；田布也很清楚，他上路前就预料到结局了。但是，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悲剧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帝国正由一个君闇臣庸的朝廷领导着，这个朝廷甚至缺乏最低限度的政治智慧。因此，对时局的洞悉只能使他们更加的无可奈何，并在无可奈何中显露出绝望才有的悲壮。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田布带这悲壮的神情，佗发赤脚向魏州进发了。
读史书的时候如果依着时间顺序一路从战国下来，当你看到那一段文字的时候，你的心会忽然苍凉起来。那是易水悲歌的余韵，那是一张张久违了的面孔：他们的勇武果决、他们的张扬气质和直爽外表下对东方伦理价值的恪守，在先秦曾那么广泛地流行过。你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高渐离的歌声仿佛又在耳畔裂石流云地响起。那是燕赵所独有的悲凉，穿透魏晋的放浪、南朝的淫秽和北朝的粗鄙，也穿透了盛唐表面化的昂扬激进，蓦然显现在被党争、被阉人和无知无识的赳赳武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中唐。于是，你发现，久未体验到的感觉又被从心底里勾了起来。设或恰好遭逢到某种与之相契合的情境，也许你就会泪翳如幕……那就是历史的感觉，前世今生的感觉。
我应该将田布与张巡、颜真卿、段秀实归为一类，还有同样被王庭凑置于绝地的牛元翼——他们还保留着几分先秦人物的神韵，比如豫让、聂嫈，和荆轲——也就是所谓的燕赵慷慨悲歌士。他们的张扬和执着，在唐朝以后都渐渐地成了传说人物才具有的特质；其实在中唐也已经很稀见了；就是那很稀见的一点点，也是注定要被一点一点埋葬的。一个可以对照的例子是：几乎是田布慨然赴难的同时，张弘靖之子张文规就听任父亲被人囚禁在幽州，自己蜷缩在长安，逃避他应尽的道德义务——田氏父子也许是燕赵最后的国士了。
可是，即使是大河以北这方曾经血脉贲张的土地也容不下他们了。魏博和卢龙、成德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胡化了的社会。在卢龙和成德相继作乱后，魏博自然摇摆起来了。魏博人是惰性十足的，向来只满足于维系对所领州郡的统治。这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天宝年间过度繁荣的京兆府总户数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