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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处，长安，还是他在平泉庄的家？
其实，李德裕在平泉庄的时光很有限。失落的日子里，那一首又一首《忆平泉》不过是用对山庄若多细微景物尽自细致却未必真实的描摹来苦苦寻找一种已被抽绎的情感。他南谪后，平泉庄蓬门昼掩，竹径寂廖，红桂静静地凋谢在碧潭前。洛阳城内的豪族越过日渐圮坏的墙垣盗取松石花树。最后，连平泉庄也改作了平泉寺。这一改，就改出了某种归结性的意味。
庙号武宗的李炎归葬端陵的那一个月，被他和李德裕所打压的循州司马牛僧儒迁衡州长史，恩州司马崔珙迁安州长史，湖州刺史杨嗣复迁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迁郴州刺史，而流放封州的李宗闵也起复为郴州司马。李德裕南谪，这些平庸但对唐的政治生活曾经拥有非常影响力的前宰相们则同日北迁。他们都老了，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以后的日子是要完整地留给李忱的。所以，他们的北迁更多地具有象征性，带着涤荡会昌政风的意思。可这也许提醒了一些人，不能在日后给李德裕同样的机会。由此观之，平泉庄可算不上理想的幽禁处所。不全然因为多少官员的阿谀和世故在平泉庄的月榭前喧妍着，金丝笼里啼叫着，四壁上悬挂着，铭刻着进献者的名号在多宝槅上陈设着。更要紧的是，它离东都不过三十里，近迩两畿，联络朝野有极突出的便利。于是：
过了一个月，李德裕被解除平章事，收回荆南节度使节钺，留守东都。
半年后，李咸莫须有的控告使李德裕降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
九个月后再贬潮州司马。因为吴湘盗用钱粮程案翻案了——那倒未必是一个莫须有的案件，但作为整治政敌的借口，无所谓。
又过九个月，李德裕终于万里投荒，被送往崖州。
这是湮没在天南荒烟蔓草里的一个角落——雨林里，文明痕迹和草木反反复复地争夺着每一寸空间。崖州的荒凉不仅意味着匮乏，还意味着巨大的落寞：没有多少可以做的事，多少可以走的路，甚至没有可以对话可以倾诉可以感染的人、可以亢声争辩驳斥的人——全郡户数不过八百一十九，散落在孤岛上，且多有未开化的百越人……崖州，在那个时代人眼里，是鬼门关外的九幽狱。永贞的宰相韦执谊甚至连这个地名都非常忌讳，然而最终他自己也没有逃脱被贬崖州的命运。他、皇甫鎛，还有更早一些的杨炎，这些失势的宰臣不得不踯躅于南去崖州的路途，在踯躅中消耗掉人生涯的最后一段。他们的对手都明白：那些政治强人的身躯可以用栅栏禁锢，而禁锢他们影响力的只能是距离。距离就是这个狴牢的藩篱——“雷州徐闻县南舟行，渡大海，四百三十里达崖州。至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至东都六千三百里，广府东南二千余里”——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李德裕对这个距离的感受肯定要深刻得多：
独上高楼望帝京，
鸟飞犹有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
百匝千遭绕郡城。
如果说《登崖州城作》还因恪守“哀而不伤”的诗歌创作守则而压抑了什么的话，王谠在《唐语林》中所记载的李德裕可能要真实得多：“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哽”。登临之地因该是舍城城北的望阙亭，而时间大约是申酉之交吧：在平泉，桑柘影斜，夕烟中朝出暮归的荷蓑老叟吆喝着牛羊悠悠地踱过田埂；在长安，那正是六街传鼓时分……崖州没有严厉的宵禁，李德裕可以冥然兀坐在无垠的儯u中，把自己坐成一樽北向的雕像。天已经渐渐晚了，化不开的墨色洇染着边城周遭的荒芜景象。桄榔椰叶将舍城水流域四下里飘散的暗青色野烟分割成丝丝缕缕。褴褛的瘴气后面，残照也没有，月也没有，就是北翥飞鸟也在微弱天光中翙翙投林，就是围绕郡城的荒山也只剩轮廓。老人脸颊上两道晶亮的线沿着鼻梁洏洏而下，都是被泪水打湿的泪水。
他不想归去，他也没有归宿。简陋的下处藏在鬼气飖飏的黄芦苦竹中。推开柴门，满眼挂网檐虫、绕床饥鼠。庳湿使空气都有青苔的颜色，残羹冷炙散着淡淡的腐败气息。那就留半截残烛吧。一个人的长夜里，明灭不定的光就会使陋室里的一切影影幢幢，连老人自己的身影也扭曲变形了，映在垣衣班驳的壁上，就象一个人与他抱膝相对，讲述一个古老传说：
人留在尘世的一个个脚印是不会磨灭的。它们静静地躺在匆促的脚步留下它们的地方：在山路，脚印如同满径落花；在溪桥，脚印如同残砖数方；如果桥耐不住年月的侵蚀坍塌了，那么脚印就会是停渚在水面上的浮萍点点；如果连水流也干涸了，脚印就是搁浅的小小的船……它们在等待主人来找寻。人死后，不昧的魂灵就会沿着生前曾走过的路将自己遗下的脚印一个个重新拾起——这是人在紫陌红尘中要了断的最后一桩事情。最后，当亡灵拾起他一生中最初的一个脚印，那么他就将空白又还给了这个世界，仿佛他从来没有来过。
大中三年，李德裕终于飘飘渺渺地踏上了拾取生前脚印的迢递路途。长路将穿过天南的烟瘴蛮溪逶迤北去，经过平泉庄的断壁残垣，经过渭水、经过骊山、经过柳色掩映的灞桥，一直延向遥远的帝京……那里，有他遗留的无数脚印，恍如落叶满长安。
当权的宰相令狐绹两次梦中邂逅回到长安的李德裕，这使他在长安的繁华里品味到一丝惶恐。经他出面请旨，李德裕遗弃在山陬海澨的骸骨被迁回。
第七篇：终归大海作波涛
一个老僧宴坐在瀑布边的岩石，饧眼看着远处拾阶而上的一个行人。那人在老僧的凝望中近了，近了，一直走进水激石响的硿然之声里，走尽了山路。他也是一个僧人，似乎已经在山水间独自前行了很长很长时间，人到中年已然一脸风尘。那僧人默默地仰视着峭壁上如雨的流水，而伫立在瀑布前他自身也成了被仰望的对象。老僧的慧眼从他深锁的眉宇间隐约看到一种光芒，尽管他远离了紫垣，来到远离尘嚣的幽谷里。
就这样，两个僧人看着水流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将飞珠泻玉的壮观湿漉漉地倒挂在石梁上。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聆听着，绎味着，中年僧人仿佛从老僧语带双关的诗句里看到一个从高处不胜寒的危崖跌宕着下来的真实自我，在嶙峋山石间艰难宛转地寻找去向沧海的河道。他知道，自己深藏许多年的生命秘密在磅硠水声中被老僧给破解了。不过，不要紧。这里不是宫闱。人在空山灵水间，并不担心被诇破。他信口接过来吟到：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潮起潮落的平平仄仄鼓荡着万重烟波，湮没了眼前的山、眼前的水、眼前的草树穹石——语气吞吐中形成的浩淼无尘是龙的故乡，使两个僧人全身心地沉浸在虚幻的沧海气息中。
……
老僧是黄檗禅师，也有人说是香严閒——就象故事中的瀑布也有人说在昌化大明山、在奉新犀牛潭或福清黄檗山。些许细节上的差异对于我们的长篇叙述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位气魄轶尘的中年僧人法号琼俊，俗家名讳李忱——作为这段历史叙述中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他终于在叙述接近尾声时现身了。也许我将故事说得过分造作了。“瀑布联句”其实是李忱无数秩事中最合乎情理也最富于文人气息的一个。但我觉得非如此不能尽意。因为长久以来，是那么多造作的传说象藤萝一样在我们的主人公身上蜿绕、罥结。那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事枝枝蔓蔓，让李忱以一种刻意造作的风貌在历史的风中飘摇。
李忱的母亲郑氏据说是尔朱氏的苗裔。就我所知，她是这个冷酷、嗜血而闻名的北朝家族露面于历史的最后一人。江南几百年杏花春雨的滋润软化了祖先遗传的刚硬气质了么？连姓氏都不一样了，可丹阳街头的一个方士仍然准确地指出了她不同寻常的命运走向。他预言郑氏将会成为天子的母亲。镇海节度使李锜相信方士的话，别有用心地将郑氏纳为侍人。可这种讨巧的方式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短暂反叛使李锜在长安引颈就戮——郑氏的命运轨迹却因此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作为罪孥被没入掖庭宫后，她遇上了宪宗皇帝。于是，幽深的宫廷里有了一回殢云尤雨的事；于是，邂逅性的偶然事件有了一个影响王朝十三年局面却终于没有改变其气运的结果——皇十三子李忱诞生了。
孩提时的李忱好象很愚钝。穆宗李宥（一说是文宗李涵）可能是少数不怎么认为的人。李忱十余岁时一度病得很重，乳媪以为他得的是心疾。前来探视的兄长却抚着他的背说：“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可那时候的郑氏母子不过是可怜的孤嫠，有时还是人们戏谑、欺侮的对象。武宗也许觉察到他叔叔的大智若愚。他想在波斯球场上安排一次意外来结果李忱，而李忱“凑巧”病了。事情不会永远那么巧，所以逃过一劫的李忱换上缁衣，开始了一段云水僧生涯，瀑布联句就发生在云游途中……这使他没有象十六王宅里许多表面上很聪慧的天皇贵胄一样，在云翻雨覆的宫廷里夭折。当武宗驾崩，他出人意表地登上宝座并在很短时间里就向大家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位胸有城府的帝王。十三年后他在大明宫溘然长逝时，人们没有吝于赞美，甚至将他尊为“小太宗”——我初次看到这一记载时，有些错愕——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掩上那些泛黄的书卷，遥远年代里所有的人物和器物、事件和评价、存在于遥远年代里的一切在我们阖眼的一瞬间消解了。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混同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甚至具有了不是感官而是心魂才能接触到的性状。比如，一个叫张爱玲的幽寂女子会在沪上的里弄间将英格兰幻想为苍天下的红庐，而法兰西物是飘雨的青色——没有切实的依据，但是比科学的描述可能更为准确。听到人们谈及北宋时，冥想空间中渐渐地浮现出哥窑瓷器细腻、薄脆的淡青，我笃信这是那个朝代的质地；对殷商具体情形知之甚少，可并不妨碍它在我印象中以饕餮纹的表象存在，狰狞，却很稚气；元朝于我甚至是气味：羊膻气和热乎乎的皮革味。因为熟稔，我对唐朝的感觉不象张爱玲只是单纯的橙红：开元朝是沉香亭北牡丹的香与色；而大中朝所呈现的绝对是一种很中庸的灰，它与其后咸通朝生硬的黑、僖宗时期支离破碎的黑、昭宗哀帝时期奄奄一息的黑固然迥异，但和贞观朝明快的观感也绝不相类。张爱玲说隋唐是橙红的，那是太宗时代的亮丽光彩；甚至是他之前隋文帝、隋炀帝的；是他之后高宗、玄宗的；可不是李忱的。直觉上我很难将“太宗”和李忱，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
作为一代圣主，太宗无可俦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张扬的个性和英雄风范。对照李忱，我们发现他与太宗实在没有多少相似：在他身上没有多少武人的豪迈气质，反而对文学有发乎天性的爱好；还有，他的喜怒往往不形于色——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对于前半生在夹缝中小心求生的他是至关要紧的。在帝业方面，李忱与太宗的差距同样显著：尽管谥号是文皇帝，但太宗首先是一位驰骋纵横于高山大河间的统帅，在玄武门之变后才逐步定型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李忱则不然，与其说他是八表经营的英武帝王，不如说他是谨慎老成的守成者。然而，史书竟然将个性、功业迥异的两个帝王相提并论，这引发了我们探究的兴趣。
我们注意到，太宗也有很多阙失，记载也相当清晰，却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早在贞观中期，休养生息就已经让位于对奢靡的追求。对仁寿宫等前朝宫苑的重修和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和玉华宫的建造在十六年间陆续进行，密度之大是少见的；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仁寿宫因过于华丽而被拆毁，而襄城宫被拆毁是因为不合太宗的心意；在人们的印象中长期离朝游乐似乎专指穆宗、敬宗等，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太宗并不比他们检点：他因为恼怒一个儿子频繁出猎而专横地下诏处死负有责任的权万纪时，御史柳范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自身也沉湎于畋猎之乐；隋炀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征服高丽有关，可太宗也没有“以史为鉴”……太宗在日，对其专横和奢侈的抱怨就已经公开化了。但马周和魏徵的批评，还有房玄龄临终时对皇帝阙失的感叹都没有被重视。所有这些，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