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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就是这一阕《春游曲》，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作为七律，它似有失粘的瑕疵，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形式上自由——格律尚未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桃色的面颊、嫩柳的腰身、律动的春情……短短的诗行里写满了一个时代的无限春意——那是乐府的流风余韵，那是尚未褪尽的民间情趣。
以我来看，《春游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了一种隐喻。上苑桃花明媚鲜妍的意象和“出众风流旧有名”的自负自信，都指向盛唐宫廷里不老的红颜，她们以自己的明艳照亮了整个时代。所以，我才选择桃花下一个少女啭呖呖的天籁之音来作为一段叙述的开篇。
她就是长孙氏。
两唐书的后妃传的记叙起于太穆皇后窦氏，而不是文德皇后长孙氏。但是，窦氏早在高祖李渊被贬涿郡时就崩逝了。严格地说，她不属于这个由她的丈夫和儿女开创的朝代。她和这个朝代的联系是由祔葬、尊号等礼仪性元素构成的；再有，就是为人夫者、为人子者的无尽追忆了。长孙氏才是唐宫里为人记取的第一红颜。
长孙出自北魏拓拔氏，因为是宗室长，所以以长孙为姓，是真正的虏姓。自长孙氏的高祖大丞相、冯翊王长孙稚以降，长孙裕、长孙兕、长孙晟，累世显宦，但总体上家族的运势略有走低。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长期对突厥进行分化、离间和策反，是葬送突厥霸业的第一人。不过，后人更多是记住了他在沙钵略可汗面前一箭双雕的英姿。长孙晟是听从他的兄长通道馆学士长孙炽的劝说将女儿许给李世民的。因为他们从窦氏劝抚突厥女的行为中看到了睿智与大气，相信这样的女人一定会有和与众不同的儿子——他们是对的。
严格地说，这只是《新唐书》“后妃传”的说法。两唐书的“高士廉传”都将长孙氏许嫁李世民归功于传主。在长孙晟去世后，由于异母兄长的冷遇，长孙氏和他的兄长长孙无忌跟着母亲投奔舅父高士廉。如果与李氏的联姻发生在大业五年以后，那倒确实多半出于高士廉的主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怎么说，长孙氏是将永兴里舅父家当成自己的娘家，而不是那个不能给她们孤儿寡母以温暖的长孙家。两唐书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说长孙氏归宁时，高士廉有个妾媵曾在她下榻的房舍外看见一匹两丈高的马，鞍勒皆具。高士廉请筮者推演，是《坤》之《泰》的卦象。对史书上记载的灵异事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筮者对长孙氏的论断：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总结，而不是预言。这八个字与其说由推算得来，不如说是从长孙氏的生活中总结而来。因为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在兄弟阋墙渐露端倪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因为她从不专横地干预政局，却又能很有分寸地对政治施良性影响；更因为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即将和丈夫一起奔赴玄武门的将士得到了长孙氏亲切的慰勉；因为各种原因开罪于皇帝的大臣和宫人得到她的庇护；她将出生不久就失去母亲的豫章公主视同己出，甚至宽恕了曾经虐待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为所谓的灵异，不过是对长孙氏一生的事后肯定，并将其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而已——
那个桃花林里自由自在地放歌的灿烂少女很快就隐没在遮天蔽日的历史深处了。日渐清晰和明亮起来的，是厚德载物的母性形象，是使人如坐春风的端庄笑容。
我们不曾因先天的相貌丑陋而鄙视任何女性，那只能证明我们有远比相貌丑陋的内心。但是，当西晋皇后贾南风丑陋的脸上出现如此丑恶的表情时，我们意识到那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厄运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里去经历礼崩乐坏、家破人亡的苦楚。在眼前闪回的，是羊献容的无可奈何、冯妙莲的淫荡表情和潘玉奴、冯小怜、张丽华所谓的红颜祸水……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当凝视历史的目光不再囿于将从一时一事，而是将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收入眼底，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长孙氏主妇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李靖的赫赫战功、魏征的犯颜直谏，甚至比李世民的霸业宏图更具有历史意义。那是琐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磅礴大气，是风诡云谲后的波澜不惊——它标志三百多年颠沛流离的真正结束。以贾南风的丑陋开始，结束于长孙氏的美好，两张迥然不同的女性面庞之间，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分裂时代。
现在，风和日丽的贞观时代在一个贤惠女性操持家务的纤纤素手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就象《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激励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的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数百年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般的朝廷，和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所具有的无限生机——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还对太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我相信，长孙氏所统摄的后宫一定能有效地节制物欲。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也许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那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在她回护魏征时最为典型——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于是，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了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本来对魏征的话不以为然，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的意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一视不暝前，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弥留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温婉地给予了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证明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因为母性缺位。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主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是暗示着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而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