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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东市的诸多功能中只有一项没有衰退。那就是充作刑场。也只有在行刑的日子里，东市才畸形地恢复了往昔的盛况。今天要处决的是十六名从淄青解送来的人犯。据说他们就是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虽然他们无法准确描述出遇害宰相的面目。现在他们作为朝廷平定淄青的战利品被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絷缚到长安。在拥挤的围观人群中间，也有青蝇的踪迹，两三只而已，并且只在外围逡巡。因为，青蝇们的内心其实是很懦弱的，以膋血为食却看不得生动的血腥场面。一语未毕，只听雷腾云奔似的一阵呼啸，如沧海三叠浪自人群头顶上方涌过。几只青蝇惊恐万状地扑腾着膜翅，仓皇闪避声浪的潮头。也不知是那朝那代留下来的规矩，刽子手一刀下去，观刑者必定得吼这么一嗓子，吼得自己血脉贲张，刚出壳的新鲜鬼魂才不会附上身来。一阵呼啸就宣告一条桀骜不驯的生命的终结。隔不多久一次，十六阵呼啸有条不紊地将人心冲刷成白沙，冲刷得平平的。
完事时已经接近黄昏了。人群散去，薄暮中只剩下没人认领的无头身尸，横着、竖着、斜着……三两青蝇在若有若无的淡淡血腥中交头接耳、切切私语。我将青蝇们的交头接耳、切切私语理解为回味。毕竟，那年秋天行刑的场面是值得回味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元和中兴最后的盛典！
长安的里坊总是被黄土夯成的墙围成一个封闭空间。不管这个封闭空间里是如何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生气。比起里坊，东市的生存形态其实又最是夸张和炫耀的，虽然如今在一如既往的夸张和炫耀里透出了中气不足的症象来。东市的繁华曾经得益于广运潭——它是运河的终点。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运河将海内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大规模输入长安。随着刘晏的漕法被逐渐废去，广运潭也渐渐地淤积了。百年藻苔虽也还是碧绿碧绿的，河道里的水体却失去了流动的生命感，使过去的繁华变得不足为凭。韦坚操办的盛会遗迹在这稠厚的潭水里消融得一点不剩。失去滋养后的东市一脸憔悴。憔悴的东市还得很务实地延续着市井人家的生活。那是长安的另一半，没有像样的文字记载而不得不臆测的一半——从整体上讲，唐朝还是属于贵族的，确实没有留下什么贴近苍生的历史文字。街衢是东市的底气。它们一生十、十生百地蔓生蔓长；本来封闭的空间通透了；本来沉闷的气氛活泛了——长安展开了一张笃老但乔张乔致的槁面。可是，底气毕竟有些不足。两旁的铺面，也不管是星货铺、丝庄、鬻卜的，还是当当的当铺、卖雕胡饭的食肆，还有承办丧事的凶肆……一色污渍斑斑的墙壁，本来的颜色已剥落不少。砖缝里积满了黑垢，象乞丐的指甲缝似的。镂空的木雕或残或朽，没有一块完整的，蒙着厚厚的灰，成了蛛丝的支点。长竿上挑出写着店号的布幡，一百年不换，千人一面地灰扑扑的，亮出了长安厚厚的舌苔。不知沟渠被什么可疑的肮脏东西堵住了，污水横流，水面上漂浮着死鼠和汤饼。没有污水处匝地都是驴粪、菜帮子和从板缝里撒漏下来的炭黑，被踩踏了无数遍后都结结实实地夯进土里。就如此，居然也有三丛两簇齐膝的草还在疯长，反衬出周遭事物生命力的孱弱。地很污秽，空气也是溷浊的。油腻腻的空气饱含着霉味和鼠溺的酸臭，唾沫四溢地舔着路人的脸——琐碎的气味，亵渎了刻意树立起来的巍峨。这对长安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长安变得浮嚣。
——它暗示着长安的贵族生涯即将永远地结束，而西安的平民生活终于要开始了。
如果说肃穆堂皇的皇城作为一种生活表征为人所熟知，而东市的喧嚣嘈杂同样也展示出了长安另一面的现实风貌。在两种截然不同但并行不悖的生态环境的对角线上，坐落着平康里，铺张着平康里的生活。平康里的女人们完全没有了盛唐时细眉丰颊、肥白如觚的风姿。她们脸敷黄粉、唇注乌膏，时髦的椎髻很做作地偏向一边。她们的眉也不是开元时所流行的柳叶眉或却月眉，而是八字低颦，仿佛在哭吊一个生日无多的时代似的——整个社会竟然会欣赏这种带有自虐心理倾向的所谓“囚装”或“啼装”。天朝审美情趣的变异道出它精神上的气息恹然。一个在文化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根本不能和波斯、天竺和大食骈肩的吐蕃，就用如此丑陋的女妆样式引领着中、晚唐的时尚。可不管怎么说，平康里的主角还是红颜。红颜曾经在王朝的历史上留有大手笔，不过从武曌、太平公主母女到韦氏、安乐公主母女，到武惠妃、杨贵妃，再到张良娣和牛昭容，她们的命运呈现出明显的式微走势。到了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们的活动空间几乎已经被完全压缩到这小小的平康里来了。这使长安的故事成了一部没有女主角、甚至女配角的残次品。所以，我们要在进入正经八百的历史前，特意光顾一下女性在长安的最后领地，以说明女人们并没有离开历史。也可以反过来说，男人和女人是一起退出创造意义上的历史的。因为当一张张明艳的面容从唐朝的宫廷里逐渐地消隐后，她们身上的阴气却仿佛被不经意地留下似的。宫廷政治也没有了真正含义上的男性。由女性化的男人们操盘的政治，更加显出变态的重重阴晦。相比之下，反是退出了政治的尤物们在平康里烟视媚行，多少还有些亮色。
平康里也是青蝇们经常流连的地方，因为平康里的风毕竟是香浓粉腻的，和宫墙的涵洞里流出的脂水一样，将我们的心情污染得斑斓到极致、秾艳到肮脏；平康里的话语不多，也就那么三两句，可音韵宛转，含糊不清地夹带着点呻吟和娇喘；就是平康里的灯烛也是别有情趣的，忽闪忽闪地照亮了男男女女的私密，带着那么一点偷窥的意思，很契合青蝇的兴趣……长安随处可以触发的沧桑之慨在这里被彻头彻尾的享乐哲学所置换。这就是为什么青蝇们从内心底里依恋平康里的缘故。不过，在平康里，青蝇们并不是特别受待见的那一类。歌伎舞女们喜欢回鹘人。他们偎红倚翠的时候脱手千金；羁留长安几辈子的九姓胡也很不赖，几杯玉陵春就能让他们在错杂的琵琶声里潸然落泪。是充满异域风情的曲调勾起了他们的乡思，却教流落长安卖笑卖唱的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生出知音的感觉。连借着觐见办差的空隙到平康里寻欢作乐的河北武夫也比青蝇地道。他们的调情虽然放肆而粗鲁，可真实得不得了。相形之下，青蝇就虚伪得多拘谨得多了。它们也喜欢蝶舞，也总是在燕狎、追逐妓女们的妍影，可一但被追逐的对象认真起来了，它们又受惊似地嗡一下飞开了。流露的明明是真实欲望，却不那么理直气壮，带了心虚的痕迹，总担心自己的行径被纪录下来。所以，它们的风流功德永远没有圆满的时候。体态婀娜的胴体上永远缠绵和徘徊着的灵与肉，在呝呝浪笑声里一点一点地陷入迷茫——在女人和政治面前表现出的虚伪，都是真实。
平康里往西，过了子午向的一条街就是务本坊。它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东西横街南侧，隔街晤对着峨然的安上门。如果将城东北的大明宫和含光殿考虑在内，务本西门可以算作长安的几何中心了。可是，这里就是长安人所谓的“鬼市”。至于是什么鬼，《南部新书》就没有说了。是《哀王孙》中没有提及的落难王孙，还是广德元年吐蕃剽掠长安时横死街头的贵人，抑或只是小门小户人家不免会出现的几个无法参与生死轮回的魂魄？食腐的青蝇消化了那些在这里哭过、笑过、生活过的肉体，却把原本依附在肉体上的魂魄给留下了。长长时间使一切都物是人非，甚至人事全非。这就造就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的鬼。青蝇会随着人的迁移而不断地依附到新的地方，鬼却不会。那些失去载体的魂们无依无靠，在长安越积攒越多。平时，他们就潜伏在古旧的床箦下，隐藏在幽暗的老屋里，和他们认识或不认识的后人们往来酬酢，给牛僧儒或谷神子的志怪提供素材。要不就在阛里间飘忽而来，飘忽而走……就象生与死、阴与阳，以及得与失，鬼和人也是长安此消彼长的一物两面。当长安的人越来越鬼气萧森，长安的鬼也越来越象人，象人一样爱、恨，寻仇与报恩，分离与重聚——这是长安生活的辩证。
鬼的聚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每到风雨晦冥，明锐的雨线由疏而密，从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簇落。疲惫的长安在白茫茫的水汽中被刺骨的寒湿冻得面皮青紫。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市廛忽然什么都烟消云散似地安静下来，连黄犬的狺狺也有一声没一声地。九陌红尘中忙忙碌碌的人们纷纷回家中避一避这愁煞人的秋雨秋风。飞舞的青蝇们也几乎一瞬间就从长安的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家可归的鬼们却在这时成群结队地聚集到务本坊的西门，聚集成鬼市。茫茫九衢，到处是鬼的喧嚣，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似乎是无处不在。空气里，水面上，每一个圆涡、每一颗雨珠都咧开嘴。无数张口在秋风中纵声吟啸同一个句子。侧耳聆听，似乎是诗鬼李贺的一句旧作在反反复复：
落寞谁家子？来感长安秋。
象是对我说的，又好象不是。于是，我伫立在唐朝的最中央，伫立在长安秋暝里，听风、听雨、听鬼唱歌，听一段风起叶落的故事。
我可以将这个故事复述一遍。
第一篇：枭鸣松桂树
深宫欠缺绿意，除了中和殿一侧还有三两株桂树——这些植物也枯萎近百年了。谁都不愿提议将那曾经香气馥郁的残骸掘去。诡异的宫阙里有着太多莫名的禁忌。为了掘去已经没有生命的花树破坏帝王家的风水，或者触犯冥冥中不可知的神道，实在有些犯不着。于是，死去的桂树作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来的旧道具被遗弃在宫壶。被遗弃的，还有巨大而可怖的黑影，仿佛死去许久的怪兽陈尸于宫阙前空旷得清冷的砖地上。这是含元殿在寒日最后斜照里投射下的巨大阴翳。老去的宫城本身也不过就是个立体的阴影，横亘在日夜交替的年月里。金碧已黯淡了很多年，雕纹也早磨损得所剩无几了。疏于修葺，原本洁白的石阶被灰霉青苔锈蚀得斑驳不堪。那肮脏的洁白教人联想到未及枯朽的骨殖。从千百间奢华而阴暗的宫室里蒸发出来的血腥气息，还有无数在雕栏玉砌之间翩翻的亡魂，最后都酿成阴寒之气，都被宫廷悉数贮蓄起来。当这个容器无可挽回地残破下去后，阴气就从砖石的缝隙间不绝如缕地渗漏出来，使人体会到挥之不去的逼人寒意。更毋庸说，现在——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时令已是早春，苦寒却无异于暮冬。放眼周匝，毫无生气可言，除了三数只野枭，在枯树上、在宫室上空飘忽无定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粗糙的枭哭充斥着暮色里空荡荡的宫廷，仿佛几个巫人在徒劳地预言——几个时辰后的暗夜里，枭哭里难以破解的讔语就要应验了。
历史不提供讔语。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概括，使我们借助对同一事物彼此迥异的概括来认识概括者自身。“元和宫变”可以被洗练地概括为：宦官陈弘志弑宪宗。新、旧唐书没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因此，就事件的具体经过来说，我们对元和宫变知之甚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手头少而又少的文字进行推敲，在极其简陋的文字里钩校可能是极其隐蔽的真相。
宪宗李纯罹难，道士柳泌难辞其咎。兴唐观终年火气不消的铜釜里，韶州出产的钟乳石被他炼成鱼肚白的粉末，然后盛在瓷钵里恭敬地进献到御几上。李纯迷信在医家看来颇具毒性的丹药，不顾廷臣的反对不间断地用温酒送服。药物助长了炽烈的心火。中和殿的阉人们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斥责，甚至杖杀，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陈弘志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他铤而走险，不知用什么手段杀死了李纯。
这是一个未必真实但大体上说得过去的解释。但对罪犯的处理却清楚地表明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陈弘志没有受到惩罚，而是很快离开了政治旋涡的中心，远赴淮南担任监军使。这不能不被理解为一种别有用意的赍赏。如果是这样，元和宫变就应该是一次计划周详的行动，弑君则是整个计划关键的环节。当计划实现后，参与者陈弘志理所当然地分取属于他的一杯羹。不过，他也只是参与者而已——元和宫变的定性由刑事案件升格为政治事件也就意味着陈弘志所扮演的角色由刑事案件的主犯降格为政治事件的从犯。在他身后，有更为高贵的主谋。尽管多年以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