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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还不够。他追究元和宫变中的罪人们，追究穆宗的罪过以否定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得位的正统性。甚至不惜将郭氏逼上绝路，让她几乎要用坠楼的方式来祭奠流水落花般逝去的往昔。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清算，李党被肃清了；牛党也变成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历史名词。宣宗收回大权使中唐党争失去争夺的目标，很快地烟销云散。阉寺盘根错节的势力虽然没有被连根铲除，但宣宗借清算元和逆党之机对其大加清洗。在整个大中朝，权阉们直接干预朝政比较少见。笼络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宣宗在长安确立起天子无可争议的权威，唐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也许，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宣宗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也许，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使他极度自卑也极度自尊。自卑和自尊，在对待臣下时却外化为刻薄和猜忌，连深渥圣眷的令狐绹也要在宣宗不信任的睨视下汗湿重衣。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宣宗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没有共事者的宣宗自然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对那么多的细节的追求和追究上面。长安的文官们在宣宗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越来越无所作为。
王夫之“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说法也许过分了，但“聪察明断”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确实是于事无补。安史之乱后，东南财赋与西北武力相结合给王朝以新的生机。现在，这种结合行将告终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唐朝，一株把根系深深植入东南肥美的水土，却在西北向天探出最高一枝的参天大树。现在他的根系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也就意味着落花，乃至落叶的时分终于要到来了。
让我们在落花中回想五十年来的恩怨是非吧：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从文宗、武宗到宣宗……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王朝，在一步一步走向黄昏的时候，几番振作，几番挣扎，只希望能再现那曾经有过不会再有的繁华。宪宗不在了，杀死他的宦官、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也不在了。就是那个从东宫就开始陪伴他一生却又最终抛弃他的女人，也只能孤零零地走上高高的勤政务本楼……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壬辰或者癸巳日，当人们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宣宗头朝东边永远地睡着了。也许不是，是几起几落后的如梦初醒。
宣宗之死
回顾晚唐的历史舞台，我们只看到一束耀眼的强光端端地打在李忱的头上，照亮了每一个细节，使号称“小太宗”的他在强光下纤毫毕现。可光柱以外的世界正在无疆的黑暗中沉沦。十三年来，李忱以为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只有他一人在黑暗中孤独地思考。他越来越真切地看到死亡的黑暗影子正在向他逼近过来，将把他完全笼罩，把他吞噬下去。早在死亡真正到来前，李忱就已经垮了。因为，他对死亡怀有一种杯弓蛇影式的恐惧了。
那一年，京兆府的参军卢甚受上峰差遣，巡视京畿周围的馆驿。在一个小驿站里，他遇到了因结婚请假路过这里的左补阙崔瑄。驿站里的上房只有一间，可两人都不想退让，在驿厅里争执起来了。按照惯例，左补阙是天子身边的谏官，属于清望官，比京兆府中杂佐官员参军地位要高一些。但此时的崔瑄是因私外出，而卢甚却是公事出差，也有优先的道理。事情一下成了僵局。崔瑄大概在争夺中落了下风，回到长安后火气未消，处心积虑地谋划着要报复一下卢甚。左补阙品级不高，却是有权直接上书皇帝的近臣。崔瑄资格又很老，连当朝宰相崔铉都是他的门生。仗着朝中有此奥援，他很快就找了个题目上了封奏章，诬陷卢甚。卢甚回京后，很快就被下到御史狱中接受审问。
官员入狱，就要换下居官的服色，穿上待罪的白色囚服。看着狱吏手中的白衣，遭此横祸的卢甚心中被不平的怨气给梗住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口不择言地说，又不是天子驾崩，为什么要穿白衣？
这句话一下触动了李忱心中最深的痛。崔瑄诬告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真实，这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卢甚在李忱最惧怕死亡的时候，谈到了他的死亡。卢甚的无心之言立刻被李忱误读成一句恶毒的诅咒。那强行压抑的恐惧突然转变成不可遏制的怒火。李忱咬牙切齿地宣布立刻将卢甚除籍为民，贬到万里之外的岭表。这已经是非常过分的处置了。唐朝的岭南是真正的烟瘴之地。在长安人看来，那里是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鬼门关。只有身罹重罪的官员才会被放逐到那里。可是，没有人敢为卢甚说话。
就这样，卢甚黯然离开了长安。一句戏言带给他的悲惨命运还远没有结束。卢甚不知道，当他步履蹒跚地走在南下的驿路上时，大受刺激的李忱象被困住的野兽在深宫中狂暴地转来转去。死亡的字眼使他歇斯底里，他用沙哑的声音发出了一道更加疯狂的指令：他要杀死这个敢于诅咒他的人。他忘了，这个王朝的天子不诛杀文官，已经有很久很久了。
宦官在洛源驿赶上了卢甚。当这个故事在一个驿站开头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它会以这种方式在另一个驿站收场。执行死刑的宦官取出小刀，从卢甚的尸体上剔下喉结，拿回去复命。因为，唐朝规定官员被赐死后，喉结要被剔下来，让宣旨意的人带回为证。在回来的路上，这个宦官和这个悲剧的另一位主人公崔瑄不期而遇。他从口袋里取出一点血淋淋的东西，平静地告诉对方：这就是卢甚的喉结。
崔瑄木然地站在道旁，站了很久，告诉他这个消息的宦官已经消失在路的尽头——这也不是他想得到的结局。
李忱终究会意识到自己的荒唐。他默默地把崔瑄从左补阙迁为阳翟宰，这个会让他想起自己的错误的人必须从他身边走开。但是，这挽回不了什么。人们都知道，使卢甚送命的，正是李忱对死亡的恐惧。他已经把自己的脆弱完全暴露在大众怜悯的目光中。这种怜悯与其说是给已死的卢甚，不如说是给未死的李忱，那个在死亡到来前就已经失去常态的李忱。
就在这时，一群明眸皓齿的少女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李忱的生活。她们来自风光旖旎的越州。在春秋时，那里是越国旧地，有西子浣纱的溪流。曾为那传说中的浣纱女忘记了游动的鱼曾无数次为临水照花的江南美人而无声无息地痴痴沉沦，千年后还在清澈的流水中游来游去。为了抚慰李忱苍老而寂寞的灵魂，美丽的少女们走出越州的明丽山水间，千里迢迢来到了大唐的宫廷。从西子故里间走来的女子乐队让风雅的李忱为之惊艳。她们的身上缭绕着着江南迷茫的烟水气息，让李忱恍惚记起，多少年前他也曾是一个徊彷在江南的杏花烟雨中的过客，踏着无边的春色，从无数婀娜的浣纱女、采莲女身边悄然经过。现在，他不无遗憾地思索着，为什么如诗如画的江南没有留住他匆匆的脚步。如果是那样，长安的一切，那暮霭沉沉的宫廷和表情木然的大臣都将与他无关，他会是山水间一个垂钩钓明月的隐者，板桥上行吟的诗人——“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李忱轻声吟诵着赞美越州的诗句。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笑靥把年迈的他又带回到从前……
李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怡然自得地享受过生命了。这么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皇帝的端庄、严肃。偶尔，他也会流着眼泪写诗来哀悼诗人白居易的亡故；或者和十六宅的兄弟们一起欣赏他为《菩萨蛮》填的新词；在闲暇的时候，李忱还常和大臣们一起品鉴流行的诗歌。可是，这样感性的时刻已经越来越少了。李忱的生活象从完美的模子中铸造出来的一样精致和刻板。他在临摹太宗的生活时失去了自己的灵韵。因为，他临摹的范本，是《贞观政要》中经过筛选和提炼的生活，非常的苍白。现在，人们又看到了一个为异性的美丽而着迷的李忱，不那么合乎教条，有但缺陷，但很有生活趣味的李忱。
可就在这时，李忱召来了掌管掖庭宫的内侍，很平静地吩咐他鸩杀几个月来深蒙上宠的越女。内侍错愕地望着李忱，生怕自己听错了。几年来，宫中的宦官们对李忱的精明已经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知道李忱的每一个作法都有他自己的深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宦官们甚至有些崇拜这个心思缜密，态度冷静的帝王，知道他有着他们所不能企及的智慧。大中一朝的宦官们服从着李忱的每一个指令。尽管如此，听到那匪夷所思的旨意后，内侍还是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能理解眼前这个高高在上的人物了：皇帝竟然要把死亡赐给那为他带来多少欢愉的江南女子。这让人从心底感到震惊。内侍小心翼翼地向李忱提出自己的看法：既然不留将美人留在宫中，不如将她放还民间。
可是，李忱不听这善意的劝解，执意要杀死那可怜的女人。
就这样，越州来的美丽女子终于没有被放回故乡的青山绿水。她横尸于掖庭宫冰冷的砖地上。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一只空杯孤零零地撂在那里。这应该又是一杯迷人而致命的金屑酒。从风流蕴藉的魏晋以来，这金灿灿的液体一直是宫廷中许多传奇生涯的句号。当权倾一时的大宦官王守澄涉死的时候，我想起了它；只要这幽深的宫廷期待着一次静谧的死亡时我都会想起它。可是，在这司空见惯的悲剧中，越州美人的死亡，没有必要的铺垫和跌宕的情节，似乎是一次过于单纯的死亡。
司马光认为这又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故事，“太不近人情，恐誉之太过，今不取。”他不相信儒雅的李忱会有如此残暴的举动。
可是，我相信。我相信，杜撰是要有动机和主题的。杜撰出来的情节总是围绕着预先设定好的或褒或贬的主题。人们用杜撰的故事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或者隐晦地表达自己对主人公的批评和赞美。所以，杜撰的故事也有史料价值：它真实地反映了故事杜撰者的主观意图，还有故事传播者的集体无意识。
“李忱鸩美”这个故事出入于褒贬之间。如果说有人编造了这个不人道的故事来贬低李忱，那是说不过去的。情节里明显有种类似于“忍痛割爱”或“壮士断腕”的基调，隐约藏着一种试图让人钦佩的东西。司马光也说这故事不可信的地方在于“誉之太过”，而不是贬之太甚。可如果说它褒扬了李忱的克制和理智，读者又将以怎样的心态去直面死者淋漓的鲜血？儒家的“克己复礼”是绝不该用别人的死亡来实现的。用“太不近人情”来评价这段事迹，那是忠厚淳和的司马光不忍尖锐地批评故事中李忱的残忍。这样一个故事，无论主旨是褒是贬，都是不到位的。编撰出来的故事，绝不会如此意义暧昧。
我以为，真正困扰历史叙述者的，不是故事的真伪，而是他们无从判断故事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这种意义两可或“无意义”的故事，比起那些含义明确的故事更自然，更原生态；因此，更可能是真实的！
象司马光这样坚定，甚至略显武断地对史料进行取舍的历史叙述者是少而又少的。其他人只好将故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把诠释的工作留给了后人。可这样的诠释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李忱少有的残忍行为，透露出许多弥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