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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生长在一个不缺钱单缺爱的家庭，父母是天生的冤家，难得和睦一时，所幸她的母亲黄逸梵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对绘画和音乐都有相当深厚的造谐，因而给了童年、少年时期的张爱玲以特殊的影响。
大家闺秀，名门淑女，张爱玲的文学启蒙居然要感谢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起点似乎不高，那份艺术滋养却相当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缘》和《海上花列传》是她喜欢的读本，张恨水是她喜欢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说才知道得有爱的”，从中获取爱情的初步启蒙。你简直无法想象，一位十三四岁的女中学生竟写出了六回《摩登红楼梦》，支遣着曹雪芹笔头嘘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的团团直转，在现代社会里再演一幕离合悲欢，宝、黛决裂，怡红公子单身出洋，更使这一对璧人儿额外地遭受了许多现世人生的忧烦痛苦。总因为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张爱玲才多幻想，多郁闷，要一一诉诸笔端。母亲是家中的过客，父亲则是昏君和暴君，她没法讨好姨娘（父亲的小妾），父母仳离后，她更无法取悦那位性情酷虐的继母，她被禁闭于一室，尝到的仿佛是铁窗滋味。当飞机飞过天顶，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赶紧丢一颗炸弹下来吧，好与这个无情的家同归于尽！她终于设法脱身，逃到大门外，仍依着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钱，与车夫拉锯似的讲价，竟花去一阵工夫，到了母亲那儿，她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几分后怕。张爱玲的母亲曾留学法国，受过顶好的西方教育，现在女儿挣脱樊笼，前来投靠，没有不收留的道理，但她的积蓄多半已被狡猾的丈夫榨干，手头正觉艰窘，便只好向女儿摊牌：你如果想早点嫁人，我给你置装，想继续读书，我给你学费，二者只能选一。张爱玲选择了读大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开始显山露水，一篇《天才梦》被上海《西风》杂志初定为征文奖的第一名，最终被定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种沧桑尽阅，世味遍尝的感慨可不像是一位18岁的少女所能发抒于怀的。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战火延烧的面积愈广，她也就愈发肯定自己的认识无差。她以竞走的流星疾步抢到了队伍的前面去。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钱，要有一大柜子漂亮衣服。姑姑张茂渊常常笑话她是财迷：“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而张爱玲也乐于承认自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这样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沦陷后，她回到上海定居，与独身的姑姑相依为命。《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在这时候点燃的，当它们摆放到鸳鸯蝴蝶派的首领周瘦鹃的案头时，张爱玲这样年轻（23岁）的女子是很容易让人怀疑她的创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老来犹能识此才，自然欢喜得嘴都合不拢。这两篇小说相继在《紫罗兰》杂志上刊登，张爱玲一炮走红。上海沦陷了，一时间变成真空地带，左翼文学已失去市场，右翼文学招人厌弃，张爱玲适时地避开了黑烟缭绕的政治炉鼎，唯以“剥出血淋淋的人性”的作品应世。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什么油漆刷子之类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欢迎当在情理之中。
张爱玲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她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坏，没有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即便是罂粟花和曼陀罗花，也各有各的真实，各有各的美丽，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与范柳原一流的“红颜杀手”或许自私了些，放荡了些，但这些人言语有味，面目可爱，倒反而让人恨不起来。至于她笔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苏、王娇蕊、葛薇龙一边切实地顾及着自己作为女人应有的利益，一边又幻想着玫瑰花般的爱情，其捉襟见肘的心思，飞蛾在火上的挣扎之态实在是太凄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与丈夫乔琪坐车看到街上的流莺，她说：“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看到此处，都会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荡如葛薇龙的姑姑，阴鸷如《茉莉香片》中聂传新的后母，变态如《金琐记》中的曹七巧，那样的一种“坏”也都是人性的异形扭曲，她们害人也受害，是不该被推出午门去问斩的。王小波曾说，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关于幽闭型小说》）。这并不奇怪，他喜欢更富有生趣的东西，而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斥着那种挥之不散的阴郁和烦恼，像是六月天的闷罐车。
“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这就是张爱玲预先准备的辩解词。你很可能无法相信，张爱玲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鲁迅而不是别人，她认为鲁迅的作品最勇于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后来的小说则多半文过饰非。她走的路子与鲁迅一脉相承，但许多左翼作家故意看不懂，对她大加责难。
唯独大翻译家傅雷为天下惜才，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他先是明说他不喜欢《连环套》的“漫画”趣味，认为那样一种繁缛的叙事和做作的风格浪费了她的才华。但他十分欣赏《金琐记》，并给予她这篇小说以极高的认可。傅雷出于对一位天才女作家的爱护，他劝张爱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傅雷对政治概念化的东西显然心有抵触，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文艺更不成问题。”在文章的结尾他还真诚地提醒她：“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傅雷欣赏张爱玲出众的才华，因此响鼓不惜重棰擂。对于这位不知何方神圣的“迅雨”的酷评，当时志骄意满的张爱玲是不服气的，很多年后她在美国重读旧作，汗为之涔涔下，当即就承认还是目光如炬的傅雷看得准，那篇《连环套》的确不成模样。
与张爱玲曾有过交往的柯灵先生曾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于是，有人置疑，她在沦陷区大红大紫，在汉奸办的《苦竹》和《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作家的立场何在？张爱玲在政治上的色盲很让一些人生出反感，但要硬生生逼着她去窄条的政治平衡木上狂舞干戚，她不情愿，也确实立足不稳。沦陷区只是个鲜花下的陷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仍是一些人苛责于她的古老罪名，像水蛭一样咬住这点不放，保准能够吸出血来。她埋头写作，向大众贡献才华，又何尝印帐略艨埽俊八谷涣杭橐部霞捱郑 闭饣熬秃苡行┻瓦捅迫肆恕Ｕ虐嵋簧绿幌炖郑醯媒幌炖志拖裾危惫芊毕业模髦志尴熳苁呛坪频吹吹爻謇矗萌宋蘖咕堋Ｋ匀幻话旆ㄏ肮哒味杂谌诵缘拿锸雍土杓荩膊豢锨佑谟呗鄣难沽Α＞」芸铝楹椭Ｕ耦旎は蚨纤伦鞯陌嫒ǎ舸胶笕ヒ灰怀霭妫挥心欠菽托摹５�1948年初喜剧《太太万岁》遭到围剿，张爱玲憬然意识到像她这样独立于任何政治阵营之外的异己分子已没有多少藏形立身之地了。而她还不识趣，还不识相，还要在《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话来表明自己对于政治的“鄙见”：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会理想。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1952年夏，张爱玲经过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阶段之后，从大陆去了香港，三年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此后，她受到美国文坛长期冷遇，竟至于藉藉无名。张爱玲为生计所迫，在上世纪60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荐，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创作了大量的喜剧脚本，如《情场与战场》、《桃花运》、《人财两得》和《南北和》之类，总数10余部，将大好才华和年华零敲碎卖，如同砸锅卖铁，真是十分可惜的。所幸她还创作了《色，戒》和《五四遗事》那样还原本色的小说，编译了《爱默生文选》，用国语和英语翻译并注释了胡适先生颇为欣赏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她在失去赖雅的日子里，摆脱掉“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悲苦心境，总积十年的研究功夫，圆成了《红楼梦魇》，这样的心血结晶一生不可多得。
四、孤岛似的人生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西方，这说法由来已久。
张爱玲却偏要唱反调，她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个岛。”还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她最喜欢的一句西谚是“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早在其发轫之作《天才梦》中，张爱玲就预见自身个性中有两个要素将决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对语言及文学有非同寻常的敏感，其二是对社交活动由衷的厌恶。她一辈子的确是隔着适当的距离目击人生，隔着安全的距离爱国，她与很多人事之间都会划出一道深广的鸿沟，不可逾越。像这样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数，甚至可以开列出清单来：炎樱、苏青、宋淇夫妇、夏志清兄弟、麦加锡、司马新、庄信正，再往里塞人就会发生困难。她无疑是孤独的，是一位大孤独者。童年、少年时代在极度缺乏父母呵护的家庭中长大，这对她的性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扭曲作用和负面影响。其性格的怪异之处，比如离群索居，落落寡合，随年龄递增而愈益彰显。
40年代初，张爱玲在香港战时医院中当过短期的护士，看到朝生暮死，看到脓血交迸，看到普遍的冷漠和自私，大家都若无其事地活着，活不出多少意义来。她对现实人生异常失望，在其笔下没有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堪称美好，没有一局婚姻的路标指向幸福，都是那么灰蒙蒙的，多的是连哄带骗，尔虞我诈，不啻世情浇漓，就连亲情也是那样寡薄，满是揪心的算计。曾有人认为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个脏故事，她承认那的确是“一个脏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她沾着了胡兰成，便沾上了令她长期恶心的脏，所以她宁愿做一个红尘中的隐者，避开龌龊。她对人缺乏良好的观感，刻画人性时才能持着强烈的疑念往深处不断挥镐刨挖，挖出许多秘藏的“宝贝”来，读者看过之后，精神受到感染震撼，心境却总难得光明温暖。
关于张爱玲的种种怪癖，其同时代人已讲了许多，比如过分的守时，未到预约的时间，或错过了预约的时间，都会吃她的闭门羹。最好的掌故则是苏青与潘柳黛去探访张爱玲，见她盛装冶容，似有大贵宾将至，便局促不安地问她是否另有约会，张爱玲说专等两位嘉客，苏、潘二人自惭形秽，赶紧告辞，张爱玲却又笑道，那两位嘉客已经到了，就是你们啊！她这样子，真有点魏晋风度了。张爱玲的架子大，连当年香港的第一红星李丽华见她都要“强盗扮书生”，不敢造次，唯恐言语有失。总因为她难相处，别人都有点忐忐忑忑。她也就尽量少见人，“免得彼此吓着”。有一次，赖雅带了一头山羊回家，故意秘而不宣，叫张爱玲出来会客，她坚决不肯，争辩良久，赖雅才道明此客非人也，是山羊也，她才爽快地出来表现女主人的热情。她闭门谢客，大隐于市，一至于斯。
张爱玲被人遗忘了半个世纪，到晚年才像国宝一样被挖掘出来，她的作品长期饱食图书馆的灰尘，直到有一天重见天光，人们不禁有惊艳之感。香港、台湾两地则有一批稳定的“张迷”，台湾作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