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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尤其令导演感动的是，即使阮玲玉对导演具体规定的某些形体动作不以为然，也不会在镜头前停顿下来，去与导演争长论短，而是满怀信心地表演出她所理解的角色，使导演心悦诚服。
1933年元旦，《明星日报》在上海创刊，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读者参与活动。这果然是一个金点子，影迷投票十分踊跃，短短两个月内，即收到数万张选票。2月28日，《明星日报》邀请社会各界名流举行揭晓仪式，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超过两万票的人气指数名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和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胡蝶当选“影后”，与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造诣固然分不开，与她是明星公司的当家花旦也大有关系。1933年，胡蝶与宣景琳联袂主演的《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剧院上映，创造了连映64天，总计34万元的票房最高纪录（这一纪录一年后被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打破）。胡蝶在此片中一身而二任，饰演性格和命运迥异的孪生姐妹角色，以传神的演技和美丽的容貌征服了不计其数的观众。胡蝶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雍容华贵、端庄娴静的淑女，这比阮玲玉饰演的底层角色更能讨得欢心，她的观众缘胜过阮玲玉，正如大观园中薛宝钗的人缘胜过晴雯，一点也不奇怪。若单纯论演技的高低，阮玲玉则不仅可与胡蝶匹敌，而且还要略胜一筹。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容貌。当时市民阶层观众的普遍看法为：胡蝶、阮玲玉均为美艳女星，论仪容，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无胡蝶之端庄；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也易为人轻视；胡蝶演戏时有板有眼，态度落落大方，有人喜欢亦有人不喜欢。
胡蝶和阮玲玉都十分热爱电影表演艺术，有强烈的事业心。她们的不同之处才真正见出了高下：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言听计从；阮玲玉则富有独创性，注重展示角色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变化。虽说阮玲玉当时年仅23岁，但其创作思想已相当成熟，艺术追求堪称苦心孤诣，她不单以美的形体和节奏明快的动作吸引观众，还以有张有弛、恰如其分的情绪感染观众，她的表演情感饱满而真实，具有很强的艺术活力和艺术魅力。面对影评家的褒美，阮玲玉冷静自持的功夫尤其出色，她曾说：
“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地被人捧到天上去，我特别怕自己摔下来呀！”
成名之后，阮玲玉接戏颇有主见，不是她喜欢的角色，创作班子再齐整她也未必加入；若是她喜欢的角色，即使是新手执导，她也欣然应约。舞美出身的导演吴永刚筹拍《神女》时，很想邀请阮玲玉出演女主角，却又怕她嫌弃自己资历浅、经验不够而拒绝，因此顾虑重重。他让黎民伟将剧本送给阮玲玉过目，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万万没想到阮玲玉看过剧本后，二话不说，就爽快地接了戏。
《神女》大获成功，通过这次愉快的合作，吴永刚对阮玲玉的演技有了更直观更准确的评价，他用了一个特别妥帖的比喻：
“她有着非常敏捷的反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
时隔半个世纪，吴永刚对阮玲玉卓越的表演天才仍推崇备至，在回忆录中他十分动情地赞美道：
“我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在《神女》一片中，阮玲玉饰演一个神情黯淡、连名字都没有的下等妓女，与同类角色毫无雷同之处，她既没有嘉宝演的《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那么雍容华贵、幽怨哀愁，也没有费雯丽演的《魂断蓝桥》里的玛拉那么柔媚娇艳、一往情深。阮玲玉饰演的“神女”是在底层挣扎的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角色，她将人物凄苦的内心世界刻画得丝丝入扣。
《神女》一片无疑是阮玲玉的巅峰之作，该片的艺术价值经久不磨，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被评为十大国产佳片之首。
阮玲玉从影九年，在共计29部电影中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乞丐、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有正角也有反角。由少女演到老年，从吃人社会的殉葬者演到与命运抗争的时代女性。这些人物往往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疯，有的被害死。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合在一起便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的无限同情和久久共鸣。阮玲玉能够准确到位地把握悲剧人物的心理，一方面固然因为影片中某些角色的际遇与她本人的身世颇有暗合之处；另一方面也由于她卓越的天赋和敏感的心灵能与受苦受难者的精神世界形成直接的感应和沟通。她是中国电影史上——尤其是默片时代——当之无愧的“悲剧皇后”。
二、遇人不淑
小时候，阮玲玉家境贫苦，父亲死得早，寡母何阿英带着她在上海的一位张老爷家帮佣。这位张老爷是商场中精明的“土拨鼠”，家财颇为雄厚。他安富尊荣，饱享齐人之福，共有一妻八妾。他的正房夫人是个醋坛子，典型的“门前清”，那八位狐媚娘便无望进入张家大宅院。好在这位“河东狮子”的肚皮十分争气，齐刷刷生下四大金刚：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幼子达民。日后，这兄弟四人与上海影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涉足最深。张慧冲主演过武侠片《莲花落》、《好兄弟》等影片，他外表俊朗，造型洒脱，颇受影迷喜爱。张达民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是阮玲玉苦命和短命的总祸根。
张家四少爷张达民在交际场上见多了浓妆艳抹的千金粉黛，阮玲玉却是清水芙蓉，天生丽质，她的美是超凡脱俗的美，淡淡的幽怨锁在眉眼间，若隐若现，更加楚楚动人。张达民居然也识得阮玲玉是一朵人世罕见的奇葩，就不能一棍子打死，说这位伧夫俗子毫无眼力。在昆山公园，他戴着宽边金丝眼镜，穿着挺括的西装，脚蹬锃亮的皮鞋，扮演着护花使者的角色，他的殷勤周到和体贴温柔适时适地地俘虏了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阮玲玉读了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觉得这场主仆之恋非常奇异，张达民抛弃身份门第方面的成见来追求自己，正是书中的白马王子才有的侠义举动。
16岁那年，有两件事决定着阮玲玉的命运：一件是女主人诬陷阮母何阿英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出面租房，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另一件则是阮玲玉为生计所迫，从崇德女校退了学。当时，她不及细想，只单纯地认为跟定一个老实、温柔、多情的男人，孝敬母亲，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人生便可算是幸福的人生。殊不知，她的一念之差铸成了终身大错。
阮玲玉跟张达民同居可谓年少孟浪，等于一个猛子扎进了河泥。结婚不像结婚，恋爱不像恋爱，这给她的人生预埋了一颗结结实实的悲剧种子。狂蜂浪蝶摧花辣手一旦向阮玲玉伸来，她便从此难以摆脱。张达民若肯安分守己，与阮玲玉恩爱相伴，哪怕他平庸一点，阮玲玉也不会怎样埋汰他。可他是那种挥金似土的魔术师，尽管继承了多达十余万元的丰厚遗产，但他嫖赌逍遥抽鸦片，样样烧钱，没几年光景便囊空如洗。
阮玲玉不慎将终身托付给一个混世魔王，后果不堪设想。但她还在盼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奇迹。为了奉养母亲，同时担心着前途，她决定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也算天从人愿，阮玲玉进入电影界后，以其过人的艺术悟性和表演天赋站稳脚跟，并且迅速窜红。
善良的美女一旦落入恶俗之徒、淫邪之辈的化骨绵掌中，便注定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张达民荡空遗产后，阮玲玉成了他唯一的摇钱树，他以做生意为名，欠下高利贷，然后花言巧语骗光阮玲玉的积蓄，去赌桌上寻求一掷千金的刺激。久而久之，阮玲玉对嗜赌如狂的张达民开始有所防备。当她不肯爽爽快快给钱时，张达民便原形毕露，使出“撒手锏”，拿阮母出气，不由分说，照准阮母的脸上就是“啪啪啪”几记耳光。阮玲玉是孝女，眼看母亲挨揍，气得脸都煞白了，身子抖个不停，她终于认清张达民的狰狞面目，原本期望他能改邪归正的那份热切的心愿也就冷却下来。
作为一名觉悟日增的新女性，阮玲玉对张达民这号赌棍、败家子、鸦片烟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观感，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因为性格软弱，她也很难拿出“蝮蛇一螫手，壮士急解腕”的决心。再说，她看重名誉，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一旦闹腾出去，会被那些闻腥起舞、拨弄是非的“苍蝇”（黄色小报的记者）逮住，七嗡八营，整成臭烘烘的丑闻，变成街谈巷议的好料。阮玲玉见过不少同行被黄色小报污损中伤之后便再难翻身，她可不想步她们的后尘。于是，阮玲玉能忍则忍，对张达民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任由他吃软饭吃得心旷神怡，做无赖做得肆无忌惮。
迄至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联华”的台柱子，其名头可与“明星”的影后胡蝶并驾齐驱，片酬也提高到当时的一流水准。她有心过一种更独立更自主的生活，便从张达民名下的祖屋搬了出去，住到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大胜胡同。眼看羽翼丰盈的天鹅要飞走，张达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厚着脸皮找阮玲玉要钱，若不能得逞，他便寻到摄影棚里大吵大闹，让阮玲玉下不了台。
张达民扑钱的花招很多，强行索取不奏效，他就会找些带刺的题材去要挟阮玲玉，比如说，他将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的新闻第一时间快递给阮玲玉。不用说，这是借力打力，他有意让她思忖思忖，掂量掂量。阮玲玉细读这篇报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经历了种种尴尬，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一大堆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胡蝶不得不一一作答，法庭内的旁听者乐得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还要过瘾，时不时地发一阵笑，起两下哄，逗得黑袍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肃静。阮玲玉设身处地想，换了她，窘都会窘死，羞都会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对方的律师那样折腾与摆布？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又火上浇油地说：
“胡蝶的情变风波已原原本本上了报纸，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与它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相当好的价钱。”
张达民此言一出，阮玲玉顿时花容失色，她深知，一个无行小人见利忘义，是什么丑事、坏事都做得出来的，她立刻制止道：
“你千万别胡闹，这样做会毁了我的！”
“我也不想翻旧账，可是一个铜板就能憋死英雄好汉”
说到底，张达民除了要钱还是要钱，这回，他的威胁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阮玲玉答应满足他的要求，并且设法为他谋得一份体面的差事。她满以为，这家伙若有薪水可拿，就不会像一条饥饿的癞皮狗老来纠缠。没多久，“联华”的董事长罗明信不看僧面看佛面，聘用张达民为光华戏院的经理，月薪120元。在当年，这份收入并不低，联华公司一般演职员的薪水每个月才不过几十元。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耳根清静了。她暗自庆幸，胡蝶的悲剧总算没有在自己身上重演。她曾特意登门探望过胡蝶，谈起那桩缠人而又恼人的诉讼，胡蝶悔不该与林雪怀对簿公堂。胡蝶的性格比阮玲玉要刚强许多，但她一讲起法庭上受到法官与律师盘诘的尴尬情形，仍然心有余悸；讲起那些小报记者可耻可憎的言行，更是咬牙切齿。
1932年，上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