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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交流渠道就中断了，但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交流的愿望是阻隔不了的。在日本吉田内阁敌视中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恢复和发展传统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有识之士在1949年10月10日组织了“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1950年10月1日，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积极开展促进日中友好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经济界相继成立了三个旨在促进日中贸易的团体（日中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把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1952年6月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揭开了正式的篇章。被日本人称做是“最大的知日派”的廖承志主要负责对日民间交流工作。6月1日，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的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樱井英雄等人在北京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1月，廖承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与日本红十字会代表团商讨日侨归国问题。从此，中日民间往来日益增多。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来访的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大山教授说：“我以为，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建立之前，并不妨碍两国人民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周恩来答道：“是的，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意派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但是今天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日本现政府公然执行着美国政府的所谓禁运，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要打破这个阻碍，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10〕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到“民间外交”。
中日民间往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1958年5月2日，在日本长崎百货公司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被暴徒扯下，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发生。中国宣告贸易协定中止，停止人员交流等所有一切的对日关系。在这个阶段中；日本的民间人士表现了极大的对华友好的热情和胆量。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他们不顾美军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压迫和阻挠；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等一批民间组织，确立了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宗旨，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各种对华友好的活动。在两国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签订了第一、二、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了首次中日渔业协定；完成了在华日人的返国和在日华人及遗骨的归国；实现了中日各界人士的友好交往。
第二个阶段，是从50年代末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至60年代半官方的“LT贸易”（廖承志、高崎达之助贸易协定）诞生。由于岸信介政府的一系列反华活动，中日民间关系一度出现低潮。在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组织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声援下，日本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岸信介政府的国民运动，岸信介在一片声讨中倒台。随后；中日民间关系突破停滞的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质的飞跃；这就是以“LT贸易”诞生为标志的中日半官方关系的出现。为了增强对日民间外交的力度，中国的19个民间团体于1963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从而使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更为有组织、成系统、循章法。
第三个阶段，是从60年代中期反对佐藤政府反华政策至1972年中日建交；是中日民间外交取得胜利的阶段。随着佐藤政府上台后积极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破坏两国已经缓和并有发展的关系，中日关系出现了又一次逆转。但是由于民间外交关系已构筑了深厚的基础，所以这次逆转难以取消已经形成的中日半官方关系。两国人民在努力克服佐藤政府设下的种种障碍中，使中日贸易和其他关系在曲折中得到了发展。例如克服干扰相互举办商品展览会、扩展渠道增多贸易额、冲破阻挠实现中日青年大联欢等等。70年代初；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尼克松访华的对日冲击，经民间外交的全力以赴，1972年中日复交运动达到了高潮。在中日两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而形成的时代洪流面前，佐藤内阁不得不解体；田中首相上台后，迅即作出了尽快与中国建交的决策。民间组织与各界人士为做好田中访华的准备和达成《中日联合声明》的意向，奔跑于北京与东京之间，可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实现了周总理在1956年说过的话：“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11〕
第六部分：恢复邦交 放弃索赔中日建交 放弃对日索赔（图）
中日正式缔结和约 1972年2月2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握手，打开冰封20多年的中美关系，也使得世人震惊，更让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气歪了嘴。中美的和解更是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6月17日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灰溜溜地下台了。
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同时任命他的好友大平正芳为外相。同一天，田中发表谈话指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12〕外相大平正芳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到时候是要访华的。”〔13〕
一、难道仅是“添了麻烦”吗？
这些信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政府总理也迅速作出回应。7月9日晚上，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他说：“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14〕
7月25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日本的“基辛格”的角色，竹入义胜在华同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8月3日竹入义胜回国，带回了中国关于建交的原始方案。在这个方案里，第七条规定：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田中乘坐的专机从日本羽田机场起飞，直飞中国北京。这天，日本警视厅为了防止日本右翼势力破坏田中访华，出动了2500名安全警卫人员，在沿途和机场严密警戒。因为在启程访华前，曾经有许多日本右翼分子给田中打电话，威胁他不要去中国，后来出任过日本外相的田中真纪子是田中角荣从小就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从真纪子十四五岁起，只要有出访，父亲必把她带上长见识。根据田中真纪子的回忆，此次去中国，真纪子本欲陪父亲同行，但被父亲厉声拒绝。田中角荣对真纪子说：“你是我惟一继承家业的女儿。如果两个人都去的话，万一丢了性命，田中家从此香火就断了。”“我这次一个人去，你留下看家。万一我被刺杀丢了性命的话，你千万不要惊慌，要镇定地办理后事。我此行的目的是极为重大的，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日本的普通国民能够自由来往。我为实现这样的时代而去！我为坚定自己的政见而去！”
与此同时，准备随访的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的儿子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威胁他说，你父亲的生命只有一星期了。行前，田中曾对部属说：“如果这次谈判失败，我们的生命将结束。”
上午11点半，田中及其庞大的代表团抵达北京。陪同访问的除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还有陪同官员、翻译、秘书、速记、医务人员、安全保卫和卫星技术人员、文字和广播记者等共230余人。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时初春二月寒风刺骨的天气截然不同，这一天风和日丽；与半年前尼克松访华时相对冷清的欢迎场面相比，田中降落的北京机场却是另一番风光：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群众和穿着鲜艳衣服的中小学生。
身穿深灰色西服，系一条素色领带的田中首相缓步走下舷梯，与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总理将手紧紧握在一起。
9月25日晚上7点半钟，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欢迎田中访华。出席宴会的中外人士达600多人。餐桌上菜肴、水果丰富，有北京烤鸭、对虾、八宝饭、各式点心和各样水果。在主宾席上，周恩来在正中间，左边是田中，右面是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再左面是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餐桌上，作为主人的 周恩来热情地劝田中喝茅台酒，并为他夹菜，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客之道。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首先致词。他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
但是，在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
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能够实现。”〔15〕
随后，田中致答谢词，他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16〕 突然间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热烈的气氛立即变得异常安静，“添了麻烦”一词，引起我们中方从总理到普通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和气愤。
第二天，在中日双方进行正式会谈中，周恩来对田中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17〕在中国的指责下，日本对过去的侵华战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在后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这样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8〕这是日本政府对过去侵华历史的第一次正式表态。
第六部分：恢复邦交 放弃索赔新中国放弃国家索赔的历史思考
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引起激烈争论的是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中国人民毫无疑问地拥有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曾长期承受巨额赔款重负的中国人民，深知这种赔偿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负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愿看到自己曾受过的灾难再在日本人民头上重演。
1957年4月，浅沼稻次郎率领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胜间田清向周恩来提出，能不能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像处理日本侵华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采取宽大政策，周恩来答道，这件事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讨论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认为可以放弃战争赔偿，其理由一是为了对日本表示友好，二是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偿，使德国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引发了德国复仇主义，使得战争狂人希特勒上台，发动法西斯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要吸取这个教训。三是一些国家已放弃对日索赔。从这可以看出，放弃赔偿要求，是中国政府早已决定的。
周恩来在中日建交谈判前，会见日本著名经济界人士冈崎嘉平太时说，“在日本好像有的人十分关注中国是否要求赔偿。但是，我国不能要求赔偿。为什么呢？日本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同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如果现在日本还有军阀的话，那么我们将要求赔偿。然而，现在日本没有军阀了。因此，如果要求赔偿的话，那就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承担。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