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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紧张局势，向清统治者施加压力。由于清政府在拒阻日本势力的扩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日本入侵延边地区虽已成为既成事实，但其发展毕竟受到抵制，日本一手制造的所谓间岛问题，渐成僵局。关于新奉铁路，新奉段原系临时军用性质，必须改筑，才能使京奉全路一致。在改筑中有一个问题须顺便解决，即将奉天站由原来距城十来里展修至城根。这一段要穿过南满铁路，清政府提出在交叉处造一天桥的办法，日本竟借口“与南满铁路相抵触”，悍然拒绝，致使此项改筑工程迟迟无法进行。而日本政府要满铁公司经营抚顺、烟台两煤矿及大石桥——营口铁路，更具有特别蛮横无理的性质。抚顺、烟台两煤矿都是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凭借军力强占的，战后声称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把矿权转给了它。但实际上，抚顺煤矿本是中国人创办的，俄国控制下的华俄道胜银行只投了很少一点股本；烟台一部分矿区俄国人曾经开采，但中国并无让给俄国的明文；这就是说，这两个煤矿的权利，中国从未正式让给俄国；俄国本来不曾正式得到的权利，怎能转让给日本？可见日本立论之荒谬。大石桥——营口铁路原是俄国修筑南满铁路时，为运料方便起见，由中国特许“暂筑”的，按中俄原合同规定，南满铁路完工后，此路即应拆去，或者至迟于1906年必须拆除。日本由俄国手中继承南满铁路利权，有义务遵守此项规定，而它却在南满铁路完工后继续经营，不但不许拆去，反而悄悄购置土地，准备把该路末站由牛家屯展修到营口市街。这一切都说明日本攫取权利的手段比俄国更变本加厉。 为了解决上述的争端并且获取更多的权益，日本又向清政府发起了一场外交总攻战，企图按照它的方针一举全盘解决几年来的积案。日本在同清政府谈判的同时，大力加紧对延边一带的侵袭，接连制造了一系列新事端，有意加剧紧张局势。1909年9月4日，清政府被迫就东三省六案与日本签订两个条约，解决所谓间岛问题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解决其余问题的《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这两个条约规定：日本以“承认”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这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和宣布不再阻挠京奉铁路展修至奉天城根（它根本就无权阻挠），而正式取得了大批路矿利权，并取得干预延边地区的司法、筑路等事务的“条约权利”。自此日本的脚跟牢牢地插入东三省南部，并为以后独霸整个东三省，对东三省大动干戈做好了准备。
第二部分：对德宣战 征服满蒙山东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图）
向济南进犯 一、急忙建立殖民统治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山东地区进行掠夺和殖民。日本占领青岛之后，就有日本陆军部发布军令，设置了日本青岛守备司令官作为占领区最高长官，这一职权拥有统帅守备军及相关机构，并担任占领区警备，统辖民政，监督、保护山东铁道及其附属矿山的经营管理等权利，后来又设立了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并对守备军重新进行编制，配以宪兵队以镇压各地人民反抗，将日本在关东州的一系列统治模式搬了过来，是典型的殖民统治机构，在山东地区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这场战争使山东地区人口大减，殖民当局除让在山东拥有产业的人来居住外，还组织了多次日本移民，大量日本商人涌入并迅速充斥了各行各业，同时更利用其军政特权使其在山东商界尤其在进出口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以青岛为例，1914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也就是三五百，职业也仅限于小本经营，如照相馆、妓院之类，但自1914年12月青岛被重辟为商埠后便掀起了移民热潮，1915年移民总数就增加了40余倍，1917年，日人为18576人，华人为77076人，西方人为494人；1918年，日人为19260人，华人为78804人，西方人为510人，同时在鲁日侨增至24160人。至1922年12月，我国接收青岛时全鲁共有日侨3万余人，此中寓居青岛者就有24132人。〔4〕 日军占领山东期间，完全不顾中国主权，大肆掠夺土地。驻鲁日军将掠来的土地公开向日人低价出售，同时又取消了德国占领时期的土地增价税，1920年规定买卖土地只征卖费千分之二〔5〕。殖民当局还出租山东地区特别是青岛地区的官地，1922年日本将掠来的青岛商埠官地50万坪（一坪约合3。3057平方米）〔6〕出卖，在其承买者中日人有78人，而华人只有2人，地价每亩30至60元，价钱也比德国占领时低。日本统治青岛期间共向日人出租官邸310万余坪。而日本填海造地数十万坪，私自卖地60余万坪，官承购之私有地16万坪未记入在内。〔7〕同时，日本还在淄川、博山、桓台、昌乐、潍县、安丘、昌邑、长山、青州、胶县、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大片租用土地，进行不同形式的经济侵略行动。
济南惨案二、疯狂攫取物资资源 一战时期正是日本工业发展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发展空间是日本所不能放弃的，而这更使日本痛感其国内资源之不足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这更加刺激了日本对山东地区资源攫取的欲望。 为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就加紧修复青岛港，使其恢复运行，同时，抢占胶济铁路及其全部机关设备，以加强对胶济铁路的管理。另一方面，重开战时被迫关闭的海关，逼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签订《会定青岛重开海关办法》，承认日本承袭德国在海关的税权，日本可截留2成税银，日本人任海关税务司把持海关权。日本把持海关期间，“抢走税银54万元”〔8〕。这样就为其运送山东地区的资源到日本及把日本国内的剩余物资运往山东打通了各条交通线路。与此同时，对山东各矿山特别是原有德国投资的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进行掠夺式开采。以租给日本商人的坊子煤矿为例，它年产量为155512吨，计利润20万元〔9〕，后来又划归铁道部直接经营。此外，淄川煤矿出产的煤被验证适用于海军舰艇，且储量达7000万吨，有12层煤层，储量极为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军工的需要。而金岭镇的铁矿也是被探明矿储藏量为12亿吨、易采量为200万吨、矿石含铁量60％的优质矿山，仅在1919年投产当年产量就达178847吨。〔10〕仅就淄川煤矿为例，从1915—1921年期间，日本就盈利达446亿1997万5322日元。〔11〕
济南惨案 此外，日本还发动国内私人资本对其周围小矿区进行经济渗透，大批日商涌入矿山煤田进行窃取矿权的投资活动。日本在矿区的所作所为对山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资源开发和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一战使日本大发战争横财，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便开始大规模资本输出，殖民当局又开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日本人到山东投资，以充分利用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牟取暴利。除创办独资企业外，当局还积极鼓励兴办能纵深渗透的中日合资企业，这些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企业为日本大财团和大资本家所创，以其雄厚的资本、势力和技术力量压制、排挤着中国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地理位置特殊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更是称为“日本工业的独占地带”。〔12〕以纺纱厂为例，日方为保证纱厂需要就得控制棉花的生产，于是，日人就先深入各地给农民推广优质棉花，种植时期就借助日本金融机构向农民贷款，到收获时农民就不得不将棉花低价卖给日商用来抵债。日本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垄断山东棉花市场，压价收购，盘剥棉农，棉农们辛苦一年最终被剥削殆尽，他们用血汗种植的棉花大部分被运至青岛的日本纱厂，其余运往日本国内加工生产后返销中国以赚取高额利润。三、残酷压迫中国人民 在日本统治山东期间，山东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物价上涨，而人民购买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人民毫无人身自由，个人财产毫无保障。在日人工厂，工人受着地狱式管理，工人在重重监视下进行高强度工作，还要忍受毒打和恶劣环境的折磨，甚至人格上的污辱。除此之外，日本还拾起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旧式武器——鸦片，继续毒害中国人民。殖民当局对鸦片施以专卖政策以牟取暴利，并规定“只要向当局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既可凭证吸食”。济南20000名日本人中一半以上从事鸦片贸易〔13〕，每年日本输入山东的鸦片不低于46800斤，总值300万余元〔14〕。日本殖民者利用各种手段掠去中国人民血汗和财富，残害中国人民健康，其种种行径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
老人和小孩也未能幸免 日本虽然占领山东并签订《二十一条》获得非法利益，但《二十一条》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抵制，且并不作为其拥有山东的合法依据。于是日本又通过与列强交涉来达成共识。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为了各自利益，拿中国主权作交换，支持日本在山东的殖民，这对同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主权是一种践踏，从而在中国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阴谋未能得逞，山东问题也就此搁置。日本并未因此放弃，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中日双方在美国压力下做出一些妥协，最终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虽然规定日本交出原属于中国的一些权利，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仍受到损害。条约虽然规定由日本交还胶济铁路给中国，但也规定中方需负担5000万马克的赎金，并且允许日本人仍可在相当长时间内担任铁路要职，同时，日本的资本仍然控制着山东地区的矿山。可见，日本对山东地区的侵略远未停止，山东问题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到1922年山东回归中国，山东人民饱受8年殖民之苦。在此期间，日本破坏中国主权，建立军政殖民统治体系，攫取了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权、领事裁判权、驻军权、关税权、警察权、土地管理权等各方权利，在政治上奴役占领区人民，在经济上把占领区变成日本的垄断投资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使山东地区在这期间沦为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
第二部分：对德宣战 征服满蒙山东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图）
向济南进犯 一、急忙建立殖民统治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山东地区进行掠夺和殖民。日本占领青岛之后，就有日本陆军部发布军令，设置了日本青岛守备司令官作为占领区最高长官，这一职权拥有统帅守备军及相关机构，并担任占领区警备，统辖民政，监督、保护山东铁道及其附属矿山的经营管理等权利，后来又设立了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并对守备军重新进行编制，配以宪兵队以镇压各地人民反抗，将日本在关东州的一系列统治模式搬了过来，是典型的殖民统治机构，在山东地区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这场战争使山东地区人口大减，殖民当局除让在山东拥有产业的人来居住外，还组织了多次日本移民，大量日本商人涌入并迅速充斥了各行各业，同时更利用其军政特权使其在山东商界尤其在进出口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以青岛为例，1914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也就是三五百，职业也仅限于小本经营，如照相馆、妓院之类，但自1914年12月青岛被重辟为商埠后便掀起了移民热潮，1915年移民总数就增加了40余倍，1917年，日人为18576人，华人为77076人，西方人为494人；1918年，日人为19260人，华人为78804人，西方人为510人，同时在鲁日侨增至24160人。至1922年12月，我国接收青岛时全鲁共有日侨3万余人，此中寓居青岛者就有24132人。〔4〕 日军占领山东期间，完全不顾中国主权，大肆掠夺土地。驻鲁日军将掠来的土地公开向日人低价出售，同时又取消了德国占领时期的土地增价税，1920年规定买卖土地只征卖费千分之二〔5〕。殖民当局还出租山东地区特别是青岛地区的官地，1922年日本将掠来的青岛商埠官地50万坪（一坪约合3。3057平方米）〔6〕出卖，在其承买者中日人有78人，而华人只有2人，地价每亩30至60元，价钱也比德国占领时低。日本统治青岛期间共向日人出租官邸310万余坪。而日本填海造地数十万坪，私自卖地60余万坪，官承购之私有地16万坪未记入在内。〔7〕同时，日本还在淄川、博山、桓台、昌乐、潍县、安丘、昌邑、长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