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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一无所获中，他流泪满面，满目沧桑，满心的伤痛。他又一次自杀了，可是他又一次被救起。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他陷入真正的大痛苦中。
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中文系主任李宽因为自己儿子也患有与张维相同的精神病，而对张维非常同情，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一场拯救张维的行动开始了。周围大部分人认为张维患上了精神病，都觉得他不正常。在误解中，他被孤立了，他真正地得病了。失眠症，抑郁症，自闭症，狂想症，自杀症等等这些现代疾病他都得上了。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伤害，真是生不如死。在这个时候，他被李宽介绍去找美学大师易敏之。在与易敏之的斗争与和解中，他慢慢地轻松了，回到了生存的意义中。直到易敏之死后，他才恍然大悟，顿悟到人生的真谛。他一无所有地去了西部。
这就是张维的精神史。他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化到西方现代文化，然后从西方现代文化到西方现代宗教，再到东方宗教，最后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漫长的道路。当然，他的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回归，更准确一些说，是一种改造。而这条道路正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这部小说所呈现的是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胡理是现代儒家学说的代表，朱四维是现代道家学说的代表。朱四维在“文革”中荒诞地死去，而胡理在经过文革后忽然不述不作，进入玄学之中。这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易敏之等则是第二代中国学人的代表。易敏之是胡理的传世弟子，因为反右运动，又与朱四维生活了十几年，深受朱四维的影响。八十年代，他又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他说，他是真正的过渡性人物。不到六十岁的易敏之也突然间述而不作，有了隐居的想法。而张维等代表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张维的身上，不仅传统的儒释道精神在起作用，而且西方的尼采精神和基督精神也在起作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经历了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全部精神脱变。
这就是徐兆寿的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主要精神内质。我以为，这在当代作家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几乎爆了一个冷门，也可以说他填补了中国作家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空白。这不仅仅需要作家有很强的文史哲方面的修养，同时还需要一种勇气。而读这样的作品，同样需要这两样东西。在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下，中国的现当代作家都曾一味地“反映”过现实，他们所关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这是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在先锋派作家那里得到了一定遏制。先锋派作家开始写人的心灵了，开始专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从文本来看，徐兆寿很显然也是从先锋派作家脱变而来的。同时，他似乎又深受罗曼·罗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响。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哲学对白和心理描写使这部作品有了极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对终极价值的彻底探讨和激情四射的直抒胸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形而上的质地。而这些恰恰使这部作品打上了“不朽”的烙印。无庸置疑，它是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除此之外，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也是值得一提的。
前面已经说过，徐兆寿貌似在讲故事，但实际上却在讲述心灵的历史。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反动，同时也是对先锋派小说的反动。从书名《张维的精神时代》就可以看出，徐兆寿不是要告诉人们张维的故事，而是要讲张维的精神。对一个人物的讲述，可以从看得见的人物的现实轨迹来讲述，这恰恰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手法，但也可以从看不见的内在的轨迹来讲述，可以不要故事，可以荒诞不经，可以模糊人物的形象，这就是先锋派小说的特点。徐兆寿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一方面他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讲故事，但在讲故事的同时，却着力讲述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人们展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使小说摆脱了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也动用了先锋派小说对人物描写的手法，专注于人物的病态心理和内心的挖掘，但又坚决放弃不讲故事的偏执，放弃了散文化的手法，尽量地使人物具体化，使一切明晰化。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近年来，先锋派作家纷纷更弦易张，向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学习，开始讲故事，但先锋派作家的另一个特点没变，就是反对理性，这就是使小说缺乏了质感。徐兆寿在这部小说里，恰恰展示的正是理性。这部小说似乎在向先锋派小说宣示：应该进一步向人类所有的小说学习，不要偏执，不要一味地为创新而创新，形式是次要的。
在叙事结构上，《非常情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徐兆寿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摹仿，而是进行了改造。他把小说分成了近一百个小部分，每一部分都按了一个小标题。这些小标题也不像章回体小说那样具有很强的故事的概括性，而是一个引子。它是为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专设的。同时，他在小说中设置了很多悬念，使读者不得不继续读下去。这些在先锋派小说中是很难见的。
关于本书开拓小说题材的新领域
——跟《非常情爱》有关的一些问题与回答
问：你能不能给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非常情爱》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
答：好的。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多情而敏感。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内容神秘的来信，于是，他开始有关人生信仰的追问。从那以后，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先后丧父丧母丧师丧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自杀过三次，退过两次学。人们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开始拯救他，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他前后曾与七个女人谈过恋爱，最后还是孑然一身。他与一代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交往，将他从形而上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疯狂过后的张维，终于回归平静。
《非常情爱》试图想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化追求上的一个梦想：即书写数代文化人的文化命运。张维、易敏之代表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命运和归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都走过了一条从传统东方文化到现代西方文化，再从西方文化重新审视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最后溶几种文化为一体的阵痛之路。我以为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都走过和正在走着的一条文化道路。
问：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答：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以故事情节来讲故事，以此来提示人物的命运，这种方法注重的是人物活动的现象，很少对人物的心灵进行深入地揭示。先锋小说开始注重对心灵的揭示，但却拒绝思想与文化，同时也拒绝讲故事，这就使小说不能深入。我可能是深受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罗兰•；罗兰、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的影响，尤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因此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深入揭示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的精神史。在创作方法上，我试图想把传统的叙事方法和先锋派小说的叙事方法结合起来，既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又从人物心灵的角度来展开事件。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文学上的初衷。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文化与哲学上的。正如小说主人公张维一样，我也一度曾有过自杀的心理，也同样执着而疯狂地追问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同样啃过十几年哲学与科学著作，一方面想弄清楚人活着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搞清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走向上究竟会迈向哪个方向。它不是一个虚妄的问题，而是每日每夜时不时地在左右着我们的一个命题。我们总是要问，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意义是谁来肯定？是西方文化中的因素，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因素？西方文化真的比我们中国文化先进吗？它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一种方向？我们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优势？我们真的可以放弃吗？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淫之后，真的就会放弃中国文化吗？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非常情爱》算是我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问：这部小说有原型吗？
答：当然有，不过，也很难说清他是谁。小说主人公张维的一系列精神征候与自杀的心理特质，与八十年代后期天才诗人海子、顾城等的精神追求与情感困境很相似。我一直觉得诗人的自杀是一个时代的大事件，而对它艺术的揭示则就显得极有意义。
问：在你之前，有多少作家写过这个主题？
答：这个我没有统计过，但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很少有作家写这种终极关怀方面的主题。一方面是很难写，它要求作家必须具备非常高的文化素养，需要作家能将这种主题化解在小说文本中；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以文学救国的，多是革命性的，到了解放后，作家又要写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作家们又在写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再后来，作家们虽然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但又去写先锋文学，似乎一直没有注重到这种文化上的解读，当然，据我所知，很多作家是排斥这样的写作的。我说这一切并非是说明我自己已经具备了多么高的修养，而是我一直在这方面有所思考，所以也想试尝一番。
问：以你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答：否。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常常遇到的生活常态，并非是我发现了什么新领域，只不过是很少有人涉足过它。
问：你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
答：若要说准备的时间，至于也有十多年了吧。若要说写作的时间，前后不过半年。
问：听说这部小说要五六十万字，你不觉得它太长吗？
答：是很长，也不适宜于普通人读。我几次修改都曾试图将中间的部分章节删减，都未成功。出版社也认为它太长，不好卖。但是我自认为故事情节很好，很吸引人，我还借鉴了一些传统小说的手法，用了一些吸引人的小标题，只要你一脚踩进去，你就得涉足而过。当然这只是技巧而已，重要的是，它就像是一条大河，在你渡过它后，你对人生的认识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启示。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为沉重也最有激情的一部小说。它代表了我的一种高度。
问：你觉得它比你以前的《非常日记》和最近要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于1980》，有什么不同？好在哪里？
答：《非常日记》的故事性并不强，它的原生态性质比较强，是一个能产生多种意义的文本。比如，我本来的意思是要揭示中国当代大学生生存的苦闷与迷茫困境，是要说说有关信仰的话题，但出版者和一般读者却抓住了它是“中国第一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这样一个话题。《生于1980》则完全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说文本，注重的是它的小说的完整性。它们两者的叙事风格及语言特征都是不同的。《生于1980》似乎是另一种风格的《非常日记》，同样也是揭示了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在生存环境和生存背景上有着特殊性的、在对待人生与世界的态度上与前几代人有着巨大差异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及内心世界。它们写的都是冰点，但马上就会成为热点。
《非常情爱》与它们又是不同的，在叙事风格上如前所述，在立意上则远远地高于前两者。它写的并非热点。也许在思想界它一直是个热点问题，但它绝不会成为小说界的热点。我相信，写这种小说的人不会多起来。因为它没有卖点。它讲的是人的终极性问题，是一个晦涩的主题。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必是他们要走的一条道路。对于那些注重思想与精神的人来说，它无疑是一块难得的蛋糕。从我自己的写作来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我都可以不必去写，但《非常情爱》却不能不写。
关于本书另类小说：《非常情爱》
张羽
如今是个哲学冷落的时代，文学作品不屑于在里面探讨哲学，文学批评更是把哲学的剖析视为圈外的批评。也许正因为如此，《张维的精神时代》才显得有点另类吧！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