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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吐掉嘴里的牙膏，开始深呼吸，可人还是紧张地发抖。
我从家里常备的药箱里拿出纱布，轻轻地擦干净左眼眼皮，然后，下楼打车，直奔X大夫而去。
谢天谢地，星期天，他竟然也在，当然，是要按周末急诊收费的。
X大夫看到我很高兴。他戴上白色医疗手套，拿出两根棉签，动手挤那个包。我微仰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好了。”一分钟都没有，X大夫已经大功告成。“这里是一盒防感染的药膏，回家记得涂喔。再见！”
那天，我的账单是1500港币。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1999年10月28日晚上7∶00，我拖着两个无比沉重的大箱子来到香港赤蜡角国际机场，准备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耶路撒冷。旅行社发出的指南上特别注明，乘以航飞机一定要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我虽然觉得没必要，可还是乖乖地照办。毕竟，目的地是以色列。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我相信，人的着装颇能反映人的心境。那天，我一身戎装：军绿色卡其布连衣裙，高统皮靴，像极了电视上看到的以色列女兵。
以航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是两条长长的人龙，一队是以色列公民，一队是外国人，队伍长得令人绝望。还好，我坐的是公务舱，多少有些特权，不用排队。
我正在暗自庆幸，一个以航工作人员走过来用英语请我出示机票和护照。这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她深陷的眼窝、鲜明的五官轮廓、特别是挺直的鼻子和一头卷曲蓬松的褐色乱发，像极了年轻时的芭芭拉·史翠珊（Babara Streisand）。
想想真可惜，我没有和她拍张照片，也忘了问问她的芳名。毕竟，她折磨了我整整3个小时。
以下是我们之间最初的一段对话：
问（面无表情地）：“你去以色列做什么？”
答（心不在焉地）：“拍节目。”
问（仍然面无表情地）：“拍什么节目？”
答（开始不耐烦）：“千禧之旅。”（大费周章地介绍了千禧之旅，但故意漏掉了行程中的伊拉克。）
问（她一直低头翻看我的护照，脸上的表情我看不见，但突然变大的声音说明她极为不满我的态度）：“你在以色列准备拍些什么呢？”
答（我的声音也开始冷淡，语气更强硬了）：“不知道。”
问（她从护照上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那谁知道呢？”
答（我微微地扬起了下巴，挑衅似的迎住她的目光）：“我的同事。”
问（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叹了一口气）：“他们在哪？”
答（开始气她）：“在以色列。”
问（她不再看我，目光掠过我望向我的身后）：“你在以色列住哪？”
答（我故意把头往旁边歪，去找她的目光，语调逼人地）：“不知道。”
问（她的脸涨得通红）：“谁来接你呢？”
答（拿腔拿调地）：“不知道。”
问（几乎崩溃，但仍然死扛）：“你在以色列会呆多长时间？”
答（我都不忍心了）：“不知道。”
……
我们这段剑拔弩张的对话进行了40分钟，我始终是一问三不知，不是我不合作（我的确是不合作），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天地良心，这是真话）。女孩认定我虽然极不友善，但并没危险。第一关盘查我总算通过。
女孩把护照、机票还给我，转过身，用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跟我来”，就自顾自地走了。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前途叵测。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推着行李车一路小跑跟在女孩的身后，在我看来，她的背影写满了复仇二字。
“我刚才对她那种态度，她一定想把我关到小屋里单独盘问吧？算了，大不了误飞机，什么鬼地方，哭着喊着求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一直胡思乱想。
我跟着她左拐右拐走出候机大厅，来到了停机坪上。一辆7座面包车正停在我的面前。女孩伸出右手，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我心一横，抬腿就上了面包车，我的箱子和巨大的双肩背包就堆在行李车上，我连看都不看。我心里有数，护照机票都在我手里，钱和信用卡我放在了小布袋里，袋子是我花了5块钱人民币在大理洋人街买的，我去哪都拿它来装“巨款”，挂在脖子上。有了这几样旅行必备的东西，其他的，真要丢了，就看本小姐心情如何了。心情好，丢了就丢了；心情不好——比如现在，那我一定把航空公司告得倾家荡产。
我沉着脸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余光能看到女孩和从车上下来的司机在奋力搬我的箱子。
车子在停机坪上转了一大圈，停在了一排外表好像飞机检修库的平房前。
平房里热火朝天地挤满了人。
我铁青着脸冷冷地扫了一眼屋里的人：七、八个高大魁梧的以航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个和我一样已经疲惫不堪、听天由命的外国旅客。
女孩丢下我，和一个长得挺像内塔尼亚胡的以航同事嘀嘀咕咕地讲起了希伯莱语，“内塔尼亚胡”不时地向我这里看上一眼。我直直地站着，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堆满了我的行李。
“内塔尼亚胡”微笑着向我走来，“Shalom！”（希伯莱语你好的意思）他冲我点了点头，弯腰拎起我的两个巨无霸箱子，转身放在了一张比乒乓球台还要宽大的桌子上。
“芭芭拉·史翠珊”不知从哪端出两个硕大的透明塑料箱，倒进开水，滴两滴泡泡浴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她把澡盆也放到了乒乓球台上。
我饶有兴味地看他们忙着，想知道这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
“打开箱子！”
“打开箱子。”“芭芭拉”不看我，而且，连个请字也没有。
我蒙了一下，有那么两秒钟吧，我特别想扑过去求他们：“我不玩了，让我回家吧。”虽然心里想变成浦志高，可脸上的表情还是和江姐一样大义凛然。
我开了密码锁，向后退了半步，皮笑肉不笑地对“芭芭拉”说：“箱子太重，我打不
开。”
废话，要杀要剐随便，但别指望着我会帮你们磨刀。
还是“内塔尼亚胡”怜香惜玉，他帮“芭芭拉”打开了箱子。这下，我的宝贝全都大白于天下。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两个箱子，谢天谢地，内衣、女性用品大概是在箱底，我担心的难堪场面没有出现。
最上层花花绿绿的是我的战略储备：方便面、榨菜、话梅、口香糖、咖啡、巧克力和维他命。所有的食品全部真空密封包装，绝对符合卫生检疫条例。这一下，我更加气定神闲。
“这么多吃的，你是要去野营吗？”“内塔尼亚胡”指着一大盒金莎巧克力冲我乐。
“不，我很馋。”我也笑了，人家“内塔尼亚胡”一直对我不错，可我心里还是打鼓。这些食品我是为了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过苦日子预备的，被他们猜到总不太好。
“对不起，按规定，现在我们要把你箱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放进这两个塑料箱，请你监督。”“内塔尼亚胡”的话让我的头嗡地一下，刚刚对他生出的好感立刻荡然无存。
我咬着嘴唇，无助地看着“芭芭拉”把我的东西一样一样拿起来，左右端详一番，再漫不经心地放进塑料箱。
20分钟后，两个箱子变得空空荡荡。我花了3天时间才整理好的毛衣、牛仔裤、护肤品、化妆品和准备到伊朗后入乡随俗用来包头的几块披肩凌乱地堆在塑料箱里。
我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芭芭拉”大概良心发现，自始至终低着头，没有乘胜追击再甩什么风凉话。
两个身材魁梧的以色列小伙子一人一个把塑料箱搬到了检查行李的X光机上。平心而论，今天我见到的以航工作人员，女孩漂亮，男士英俊，颇给以色列长脸。就像眼前这两个大力士，换上苏格兰呢西装和皮靴，活脱脱就是一幅Ralph Lauren秋季时装广告。可惜，愤怒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看他们，个个都是乔装打扮的摩萨德。
“好了，你可以装箱了。”“芭芭拉”站在X光机旁边冲我招手。我的两大堆宝贝已经被摊在了另一张乒乓球台上。
哀莫大于心死，我已经懒得和他们理论。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开始叠衣服。突然，我尖叫起来“This is not mine！”（这不是我的！）在榨菜和被拆开包装的一大罐蔬菜粉中间，我竟然看见一盒已经抽掉大半的555香烟。
用外语说粗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这叫什么×××安检！”我开始用英语骂人了。各位同胞请相信，我平日十分的淑女，语言总是优雅而得体，但用英语说起粗话来，面前真站个美国人、英国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反正，用外语说脏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对不起，香烟是我的。”旁边一个包头巾、穿长袍，模样酷似阿拉法特的阿拉伯男子凑到我旁边，伸手去够香烟。
“慢着！”我挡住他，回过头去找“芭芭拉”和“内塔尼亚胡”，“安检这么严肃的工作，你们竟然如此地掉以轻心。真要出了事，谁负责？”我声色俱厉，语言风格像极了党小组会议上语重心长的支部书记。
“芭芭拉”狠狠地看了一眼“阿拉法特”，这才相信那烟的确不是我的。她自知理亏，于是红着脸，表情又哭又笑地看着我，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说。
“我们来帮你装箱吧！”呼啦啦，我身旁一下子围了5、6个高大威猛的以色列小伙。
“Dont touch my stuff！”（我看谁敢碰我的东西！）我委屈极了，不争气的眼泪正在一点点地涌上眼眶。
我只是想看看以色列，仅此而已。何苦这么舞刀弄枪的？
我拼命忍住眼泪，埋头整理箱子。
刚才还闹哄哄的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芭芭拉”、“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道歉。我谁也不理，只是专心地叠我的披肩。
不知过了多久，我忙忙叨叨的手终于停了下来，低头看看箱子，又满满当当、整整齐齐的了。我这才抬眼示意“芭芭拉”：“还查吗？不查就关上。”
又是“内塔尼亚胡”，识趣地扣上箱子。
我不说话，等着看还有什么好戏。
“我们可以走了。”“芭芭拉”的话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愣了一秒钟，然后好像怕谁反悔似的，转身就往外走。都快到门口了，才听到身后叮叮咣咣地有几个人跟了上来，想必带着我的行李。走出大门我才意识到，其他的老外已经不见了。
天黑透了。我看了看表，荧光指针指着9：45。
我恍惚地坐上面包车，又被“芭芭拉”带回了机场候机大厅。我乘坐的班机正在做最后一次召集。眼看磨难到了尽头，可我对即将展开的旅程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裹在一件雪白的袍子里，从远处急急忙忙地跑来，身上左右各挎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后边气喘吁吁地跟着比他还胖的太太，手里还领着个5、6岁大的小男孩。一家三口要飞的是纽约，登机口就在隔壁。
我很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赶飞机，不像我，身后老有“芭芭拉”像影子一样跟着。
我今天的计划全被他们打乱了。
平时，从香港出差去外地，我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托运行李、领登机牌、过关，所有的手续办完之后，还会有40多分钟可以闲逛。我会先到书店挑一堆杂志在飞机上消遣，再去免税品店帮朋友买些香烟，然后，我一定要去卡蒂亚专卖店看看他们又来了什么新的货色。最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去休息室，喝杯咖啡，打几个电话。我喜欢这样，不紧不慢地。可现在，我什么也来不及做了。
登机口的香港地勤人员一再地向我这边张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想跑去几十米外的书报亭买本杂志，否则，这一路上，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
我转身正要走，却差点撞上紧挨我站着的“芭芭拉”。
“What？？？”（你想干吗？？？）我冲她大叫了一声。她的大眼睛忽闪闪地看着我，目光里满含着请求，我恍然大悟，他们对飞以色列的外国旅客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全程盯人战术。
“我现在是不是除了上飞机，不能去任何地方，否则，你们又要重新查我？”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彻底崩溃：“好吧，我登机了。”说罢转身就走，好像听到“芭芭拉”咕哝了一句谢谢你。
登机口的地勤人员见到我都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我的确是最后一名乘客。
公务舱今天满员。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也懒得查票根，看到靠过道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也不等空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