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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一般朝廷也没有征诏过二十多岁的“博学鸿儒”。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倒是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是什么原因不愿接诏？”皇帝更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博学鸿儒科不以为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皇帝有点不快了，博学鸿儒你不做，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这个臣也只是揣测。”
……
不管怎么样，石越三拒博学鸿儒科的征诏，让他名噪天下。有些人就不免要为此皱眉毛了，认为他是故意如此以博虚名。而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毫不在乎的样子。“石学七书”出版后，他的日子就渐渐过得悠闲了，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官，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开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和苏轼、王安礼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七月份除开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而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几个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想想家里接钦使都接过三次了，有几个商人见过这个世面？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里轻松却是必然的。何况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家里有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常一般，想想石越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呀，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是最知情识趣的人，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那自然一切大开方便之门了。唐甘南详细问了桑氏印书馆的情形，正和他商议是不是要在杭州开个分店呢。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考虑了一会，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把彩色套印是怎么回事给说了一下。
桑俞楚点头称是。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方法，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
“小侄还有一事想和伯父商议。”石越开始谈起自己计划中一个大动作。
桑俞楚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说道：“但说无妨。”
“我想创办一个书院讲学，这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微笑着看了桑俞楚一眼。
桑俞楚略略有点惊讶，不过这神色一闪而过。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桑俞楚沉吟了一会，才说道：“凡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
石越倒没有想到这许多，因此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才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我等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
桑俞楚摇了摇头，微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听他担心这个，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月禀。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自理，书本笔墨皆请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清，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依然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便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是要在这里办书院，本就很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那块地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个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先生的食宿与礼金皆于白家出。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一定下来，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一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是用买。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当时就有点纳闷了：“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人问了，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那用了功夫的，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也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农村的就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是必须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此时因为要快点盖房子，也来不急炫耀一下自己的“杂学”，这怎么样烧红砖的学问也不就闷在肚子里不说了，不过土法烧水泥的方法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水泥有一段时间紧俏时，不少人家自己烧，不料到此时派上了用场。用水泥做粘合剂、用来粉刷地面，不知道比原来的方法要快多少倍。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砌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房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便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会往这边跑一趟，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这段时间里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们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非常的卖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石越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这里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石越便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而且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呀物呀，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那些秀才举人们佩服，据说隔离李家的李秀才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连盖房子烧砖的事情，连那些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这个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绛的赠银，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钓誉之举。皇帝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这个人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且摆明了禀承朝廷执政大臣的心意，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到底不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碰上这种时刻，他也只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之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略带愁容。
他和苏轼算是颇有交情了，见了面也不客套，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说一遍，完后反而笑道安慰石越：“此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司马光的字），亦未必有事，王附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亦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皆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附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想了半天，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