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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7李敖发电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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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错了意,先表了情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阁楼」(PENTHOUSE)杂志上登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对情侣,碰到一个收恋爱税的,女的一见来者举枪,就赶快脱裤子。她的男朋友急了,说停下来别动嘛!〔只是抢钱而已〕没人说要搞你呀!(Now just hold it one goddamn minute … no one said anything about rape……) 这幅漫画的妙处,就在这位女的会错了意,却先表了情。
  漫画以外,还有一个笑话。一位乡下孕妇,到妇产科去检查。医生说:「请你先把裤子脱下来。」说完就转身去做别的事了,不料再转回来的时候,看到这孕妇裤子还是没脱。医生问她为什么,孕妇脸红了,低下头来,小声说:「你先脱嘛!」这个故事的妙处,就在这位孕妇会错了意,却先表了情。
  阿扁这回选总统,在宋楚瑜来势汹汹的强势下,想要「弃连保扁」以为挽救。他释放出总统要选台南人的口号,表面说他和连战都是台南人,选谁都可以,骨子里却希望「弃连保扁」,但连战那边却希望「弃扁保连」,变成了一副窘局。阿扁这边,没信心,不搞选举搞弃保,一如一看人来势汹汹,就要脱裤子,会错了意,先表了情;而连战这边,却又扭扭捏捏,要求「你先脱嘛」,也会错了意,先表了情,比照起前面的漫画和笑话来,真逗极了。
  
  ·我就不信什么「人死为大」
  我在「李敖电子报」意见讨论区收到张文才先生的讨论,张先生说:「中国人有一句话:人死为大!请不要用一些较不敬的言论评论黄信介先生,毕竟他才刚去逝,把他留给历史去评论吧!身为历史学家是否该『功』『过』皆论呢?」
  我可以告诉张先生,我根本不接受这种「人死为大」的前提,因此我不认为人「才刚去逝(世)」就不能批评他而只能歌颂他。还有我只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只是因人论事的客观陈述,又何来「较不敬的言论」?至于「留给历史去评论」,你说的对,但别忘了我李敖就是历史家啊!至于功过皆论,论功已滔滔皆是,又何须我来论功呢?
  记得胡适死的那天晚上(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我正在文星书店,忽见胡秋原匆匆赶上楼来,慌忙告知他要修改已交给文星的批评胡适的文章,因为「人死为大」,不修改怕人骂,同时徐复观也来快件,也要修改,原来一个人活着或死了,对他要有不同的骂法!我当时就深感这些人太虚伪了。如今三十七年过去了,我愈老愈坚定,认为「人死为大」不能批评他的前提是根本错误的,相反的,人一死就批评他,反倒更引起我们对死者的认识与了解,从而看到死者的真面目,才更真实啊。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三续)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主题是:「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全文如下:
  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台湾跟香港不同,还可以保留军队。台湾当局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我们曾多次劝台湾当局,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五十天后,十二月十九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撤切尔(柴西尔)夫人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一0一页至一0三页,主题是:「中国是信守诺言的」,全文如下:
  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它办法。「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一九八一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前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十三年,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还有一个「五十年」,即一九九七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是否有个什么想法?我对他说,有。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上面的谈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演变出来的,并且是从台湾问题着眼的,以台湾为主的,不是以香港问题为着眼、为主的。而一九八一年由叶剑英提出九条声明时,「一国两制」还没有完整成型,而是在一九八二年才成型提出的。二、信守诺言五十年不变,也是这次特别强调的。
  此后六年间,邓小平就「一国两制」又做了多次的阐述。
  
  ·跋吴俊宏给李敖的信
  李敖兄:
  我叫吴俊宏,我和吴荣元是同案的,是「成大共产党」的一员,民国61年,我和你一起被关在新店军法处看守所,你在11房,我在14房,和李荆荪同房,我们曾是邻居,但不曾谋面,实一憾事。你的传真号码是刚刚吴荣元告诉我的。
  今晚从环球电视台听到你在台大的演讲,真是精彩绝伦,大快我心。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坐了十年的政治牢,但并不因此主张台独,而是主张统一,更赞成一国两制,但我的这种主张,却在当前的岛内政治气氛里,被压得启不了口,只能在我们的圈子里和一些同志相濡以沫。这次大选,你大谈一国两制,而且振振有词,雄辩诸方,可以说替小弟舒发了一口闷气,真感激不尽。只不过对于你对一国两制的提法,小弟稍有意见,仅提供参考。
  基本上你对一国两制的说法,是基于台独现实不可行的考量,你认为台独将引发战争,而60个打1个,台湾打不过大陆,且平白丧失父母亲友的生命,故不可台独。这种说法和时下一般统派人士的说法类似,他们也强调「台独将导致战争,故不可台独」。
  这样的说法,固然可从威吓的效果上劝阻台独,却不能从道德上说服台独倾向的台湾人民。以下我想从道德上提出个人浅见,还望指教。
  我与台独人士争辩时常喜举出一个例子:
  封建经济时代,佃农常被地主剥削得三餐不继,甚至常需向地主告贷,当还不起钱时,家中儿女,常被地主抓去当长工。可悲的是,这些长工,在地主家虽当奴隶,但却觉得待在地主家比待在他老家好,至少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虽然这些吃穿住的都是拾地主余唾的东西,但日子一久,他却逐渐地不喜欢老家了,甚至于看不起老家的穷爹娘穷兄妹。最后终至于说出:「我和你们不同家,我不是你们的亲人」。
  我想用以上的例子来形容今日主张台独人士的心态,大概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从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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