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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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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形色色的桶:水桶、脚桶、米桶、马桶,还有婴儿的站桶……小桶摞在大桶里,摞成一个宝塔的形状,一直顶到屋梁。那些做好的铁环铜环竹丝环,也是大的套着小的,一排一排挂满墙壁。铁环一般比较厚重。铜环看上去要轻薄很多,被黑麻子插得很亮,泛出一层黄灿灿或者紫莹莹的光。竹丝环是竹篾劈细了一股一股绞出来的,猛一看像蛇,盘缠在一起的粗蟒蛇,我小的时候去胡妈家玩,冷不丁见到,吓得哭了,被艾早和细丫笑话了很久。胡妈丈夫本人个子敦实,面孔黝黑,眉毛又浓又重,细眯眯的眼睛藏在眉毛下,坐着干活儿时,那双眼睛就像是打盹儿睡着了一样。他身上终年到头系一条油布围裙,黄不黄黑不黑的颜色,因为污垢太重,边角处硬邦邦地支棱着,吃饭、喝茶、躺在藤椅上睡中觉,都不摘下来,好像长在身体上的第二层皮肤。胡妈对这两间店堂的杂乱、对黑麻子身上的邋遢是非常的看不惯,总是叮嘱我和艾早:别往前面跑! 看弄一身脏。
    胡妈一共生养了三个儿子:大虎,二虎,三虎。还有三个女儿:大丫,二丫,细丫。她的儿子个个欢势,女儿个个秀气,奇怪的是胡妈谁都不宠,唯独稀罕她的奶女儿艾早。艾早只要到了胡妈家里,就是女王,就是公主,她可以上天入地,可以钻墙打洞,别人只有笑眯眯听她指使的份。有一回艾早淘气打碎了一只热水瓶,黑麻子因为心疼嘀咕了一句,胡妈居然发火冲到前面店堂里,把他睡中觉的藤椅一脚踢出门外。此后黑麻子就学得乖了,艾早只要一去,黑麻子赶紧出门送货,随便艾早在家中怎样疯闹折腾,眼不见心不烦。
    倒是在胡妈的调教和影响下,她的六个儿女个个对艾早好。就连比艾早大半岁的小儿子三虎,也知道时时处处让着这个“妹妹”,有吃的先尽着艾早吃,有好玩的留给艾早先玩。他那双毛茸茸的眼睛,在艾早面前总是眯缝着的,那是顺从,也是厚道。
    青阳城的习俗,过生日要吃面。我和艾早到了胡妈家的时候,大丫已经从轧面店里把面条轧回来了,怕黏成坨,一把一把抖散,摊了满满一笸箩。桌上摆好了一大碗红烧肉,一条脑袋胖乎乎的红烧鲢子鱼,一盆花生米豆腐丁熬辣酱。胡妈还在灶上忙活着,做一个艾早喜欢的油爆虾。胡妈是真的把艾早当贵客待,否则她不可能做这个菜。带子的青虾倒不算贵,两三角钱就能买一斤,关键要费油,豆油或者花生油都要凭计划供应。
    胡妈的大儿子大虎是最后到家的,他是胡妈家里唯一吃公家饭的人,初中毕业,经我爸爸介绍,进邮局学徒,做投递员。他有一辆漆成墨绿色的崭新的自行车,车架上挂着一个同样墨绿色的邮包。我和艾早曾经看见他骑在车上送信的样子:他弓下腰,用劲地蹬车,车子左摇右晃蛇形地往前穿梭,他的脑袋和肩膀也跟着左摇右晃,绿色制服的后背在后面鼓起来,像背了一把小小的绿伞。他的那副快乐和自豪的模样,连追在后面奔跑的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胡妈总是跟我爸爸说,大虎进邮局进对了,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送信的”饭的人。
    小时候大虎见到艾早,必定要趴下来,四肢着地,给艾早当“马儿”骑个痛快。后来我们上了小学,不骑马了,改成“踩高跷”,就是由大虎蹲下,让艾早踩上他的肩膀,再抓住她的手,慢慢地站起来,威风凛凛地走。胡妈怕艾早摔下来出事,每见到一次就要骂大虎一次。可是没用,艾早喜欢这个游戏。艾早天生喜欢一切带刺激性的东西。
    可是这回大虎看见艾早时,脸上有了一种奇怪的神色,蹑手蹑脚地绕过她,跑到胡妈身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艾早爸爸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啐他一口:“光天白日,就没有好话说啦? ”
    大虎坚持:“妈,我不骗你啊,现在外面要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艾早爸爸家是开酱园的,算资本家,真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动作很大地翻动着油锅里的虾,嘴巴里愤愤地说:“开个酱园算什么资本家? 资本家要住洋楼,娶姨太太,吃山珍海味。艾家老太爷在世时,天天跟伙计一块儿干活,晒黄豆,翻酱缸,早晚饭都是萝卜头就粥,我们小时候都是见过的。”
    大虎认真地掰指头算:“你看我们邮局啊,局长是走资派,打倒了;一个副局长参加过三青团,也打倒了;再一个副局长,文革初期站错了队,现在靠边站;张秘书是小爬虫;王科长有海外关系;李主任被抓过现行……就剩艾科长,文革总共开始两年,他就当了两年逍遥派,谁都没怎么动过他,所以啊,这回的运动必得要轮到他吃苦。”
    胡妈一跺脚:“你个没眼色的! 艾早在这儿呢,你还说! ”
    “我不就是……”
    胡妈腾不出手,就抬起一只脚,用劲地碾在大虎的脚背上。大虎疼得哎呀地一声叫,终于醒过神,不再说下去了,乖巧地拿起水桶,出门担水去。
    我和艾早、二丫、细丫四个人玩着丢沙包,四个人的眼睛同时盯在那只个头最大的沙包上。我没有在意大虎的话。我想艾早也没有在意。我们毕竟才上一年级。
    可是那天吃过了生日面,从胡妈家里出来时,艾早走着走着忽然问我:“艾晚你说,要是爸爸真挨批斗了,妈妈怎么办? 那个孩子怎么办? ”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嘴巴张成一个圆洞。那是在1968年,我们年纪虽然小,可是对于“批斗”这个名词一点不陌生,因为大人们嘴巴里时时会说到,学校里老师天天会提到,街上的大标语上面也每每会写到。在青阳的大街小巷里,我们不知道看到过多少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小爬虫”被游街批斗的样子,他们总是脸色死白,发须蓬乱,目光躲闪,有人被绳子勒得踉踉跄跄,有人被戴上滑稽的纸帽,有人被墨汁涂黑双手,还有人胸前胸后都被画上大大的红叉,像是即刻绑赴刑场执行死刑。每次我们站在门外专心致志等待游街批斗的队伍过来时,胡妈会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们拽回家中,关紧大门,嘴里嘟哝着:“作孽噢,作孽噢”,而后又忍不住地把眼睛贴紧门缝去看。
    如果我们的爸爸真的被革命小将批斗了,如果他真的被人押到了大街上,被人扭着手臂戴上纸糊的高帽,被人用一根绳子牵着狗一样地走,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即将来临的恐惧使我深陷痛苦。有好几天里,我装着跟艾早在一起玩,偷偷打量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我从前面看她,从后面看她,还从侧面端详她,想象着她会不会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气和激动,像很多绝望寻死的女人一样,躺在地上号啕大哭,蹬脚打滚,从而使绷得紧紧的肚皮气球一样地炸开,肚子里的小娃娃炮弹一样“嘣”地弹出来,摔得头破血流,哇哇大哭。
    我能看得出来家里气氛的紧张。首先胡妈进门出门不再把脚步踩得咚咚响了,相反她蹑手蹑脚,好像她自己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好像她脚步声一重,会吓着了别人。她也不允许艾好在院子里奔跑和笑闹,如果听到嬉笑声,她必定煞白了面孔冲出来,抄起艾好的屁股,把他抱进厨房,嘴里还不住声地抱怨:“小祖宗哎! 你行行好哎! ”可是怎么样才叫“行行好”
    呢? 她又说不出来。
    我妈妈从怀孕后一直比较虚弱,动不动大汗淋漓,现在就变得更容易惊吓,哪怕外面传来呼口号的声音,她也会突然地站住,然后满脸汗水,眼珠慌乱地四下转动,表情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这时候她会头晕,身体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如纸,需要迅速扶住手边的什么东西——树干啦,晒衣架啦,廊柱啦,墙壁啦,才不至于倒下。很快艾早就掌握了我妈妈的这个规律,只要外面口号声一起,无论她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无论手边在于着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会一跃而起,蹿过去充当我妈妈的扶手。
    早晨我爸爸出门,低着头,手里夹一个黄布书包。只有我们家里的人知道,书包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他做好了被关押批斗的准备。
    他还剃了一个很短的寸头,因为大家都看见过,被批斗的人常常会被批斗者揪扯头发,而头发被揪是很羞耻也很痛苦的事情。每次走到门口,他会下意识地站一站,回身看看身后这个家。他的眼神非常复杂:既有悲哀,又有不舍,还有一种对于大门外面不可知命运的茫然。他为什么不可以对造反派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阶级敌人,他从来没有剥削过酱园工人呢? 大人的怯懦,我们小孩子觉得不能理解。
    终于有了一天,上班的时间,艾忠义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人五花大绑押回家来了。他之前一定被狠狠地打过,鼻孔下面凝着紫色的污血,眉梢上也豁了口子,伤痕像一条爬上额角的蜈蚣,脸颊和嘴角一块红一块青,红的地方肿着,青的地方却是奇怪地往里面凹着。他的头发已经剪成很短,偏就这一点触怒了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人也太聪明了,还没被批斗呢.就想好了对付办法,那好,看谁聪明过谁吧。他们干脆拿剃刀把他的头皮刮个精光,然后用墨汁酣畅淋漓地写上一个字:“死”! 过多的墨汁顺着他脑袋的弧度四处流淌,一条条拖挂下来,又被汗水稀释得一塌糊涂。他整个的脸,整个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精心装扮的一个厉鬼。
    我妈妈一看见艾忠义光脑袋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死”,自己先就死过去了。她倒下去的身体横亘在廊下,上半部倚着窗台,下半部摊开在砖地上,背部折起来成直角,下巴恰好搁在那个大肚子的顶部,姿态非常别扭。此时有经验的胡妈冲过去救了我妈妈的命。她飞快地出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掐在李素清的人中上,腾出来的另一只手又摸索着去掐她的虎口。两下里一齐用力,几乎是咬牙切齿,李素清才悠悠地回过气来。
    一个月后,我妈妈生下了小弟艾多。一年之后,所有的人都确认这孩子是个废物。是否因为母亲在孕期的惊吓和大脑电路短暂关闭导致婴儿残疾呢? 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么想过。
    所有对于生理和疾病的认识,都是在很多年后才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妈妈在里屋床上躺着,由艾早照顾。因为害怕而大哭不止的艾好,被胡妈牵来交由我看管。艾忠义早已被折腾得半死,此时被当成一堆破麻袋扔在院墙角落。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很兴奋地散布在院子各处,用小锤子敲四处的墙壁和地面,看有没有空洞的声响。去年曾经有一户人家,被红卫兵抄家时挖出一个暗室,主家坚持说是从前为躲日本人想出的主意,红卫兵当然不信,一心一意要想象出“基度山伯爵”那样的藏宝故事,结果逼打出了人命。
    我们家里会藏有一大箱晶光璀璨的奇珍异宝吗? 会有童话故事里那样的聚宝盆和发财树吗? 胡妈很坚定地告诉我和艾早说:没有。可我们私底下是希望有的。我们不在乎家里的墙壁和地面被挖得千孔百疮,只盼望世界上果真有奇迹发生,那会让我们灰暗的生活变得熠熠闪光,变得比珠宝更加灿烂。我们会成为学校里的明星,或说是英雄,因为光我们家的财宝就能让整个青阳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事情的发展令人沮丧:造反派没有找出任何财宝,却在院里的一口荷花缸下面挖出两颗生锈的子弹。我从人缝里凑近去看了那两颗子弹,它们差不多有钢笔的一半那么长,却只有铅笔那么细,弹壳上裹了一层又一层锈斑,疤疤癞癞,分不出弹头和弹尾,你根本无法判断它原本是什么模样。
    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家中为什么会藏有子弹? 有子弹就必然有枪,枪在哪儿? 藏着枪和子弹,不是为复辟是为什么? 不是为策应美蒋苏修进攻大陆又是为什么? 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明证啊! 这就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造反派当即带走了那两颗子弹,也带走了我爸爸艾忠义。子弹的事情要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艾忠义则会被进一步严审,交代枪的下落和藏枪弹的动机。
    造反派走了之后,胡妈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院落,把挖开的坑填上土,把搬开的水缸搬回去,墙壁上打落的石灰砖块,先扫拢,指挥我和艾早一畚箕一畚箕运出门,至于如何修补,那该是我父母的事了,她做不得主。
    “作孽噢,作孽噢。”胡妈嘴巴里翻来覆去就是唠叨这几个字。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汇可以来形容这场劫难。
    李艳华下班回家,顺便从医院食堂打回了稀饭、馒头、酱菜。很快张根本也回来了,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我咬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从艾家酱园挖出子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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