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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艾好置办的东西堆满了一个小床，还放不下，长条凳上也搁了一些。李素清一样一样交代给艾好：被褥蚊帐怎么用，衣服要几天换一次，脏衣服怎么洗……她打来一盆水，随便泡进去一件衣服，示范着洗给艾好看：领口，袖子，前襟，下摆。肥皂泡在她手里聚成白色的一堆，发出噗噗的声音。她的手在水中灵活摇动，像一尾蹦跳的鱼。艾好规规矩矩坐在她对面，似看非看，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我妈妈终于停住手，忧心忡忡地盯住了艾好，感觉无比沮丧。
九月初，张根本从运输公司弄到一辆卡车，兴致勃勃地要送艾好去学校报到。因为车厢装了行李之后还是很空，我们一家人就都爬了上去，权当出门旅游。李艳华那几天肾病复发，脸上脚上都有点浮肿，所以她不去，留下来看家。
张根本说，从青阳到安徽合肥，要经过扬州，仪征，六合，浦口好几个地方，差不多一天时间。我们于是带上了茶叶蛋，馒头，萝卜于，还有装在军用水壶里的茶水。艾早问张根本，过不过南京？ 过不过长江大桥？ 他说不过，因为青阳和合肥都在江北，基本上沿着长江走吧。
不过他又说，如果我们想看看南京，回头的时候可以专门走一趟，绕不了太多的路。
艾早喜形于色，她对我说，她早就想去南京逛一逛了。我说我也是，我想去中山陵，还想去雨花台，城墙和夫子庙也想去，我要看的地方太多。
艾早和我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我们既新鲜又兴奋。我妈妈说她去过扬州，在教师进修学院读过一年书，那还是在生我和艾早之前。她记得扬州的瘦西湖，还有富春点心。“翡翠包子是碧绿碧绿的，咬一口直淌油，那真叫好吃。”
我们的口水从舌尖一个劲往外涌，想象不出来面皮碧绿的包子是什么样，不过光凭着“翡翠”
两个字，可以断定那是好东西。
扬州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公路仅仅是擦着城边而过，翡翠包子远在不可见的地方。
艾早扶着车厢站起身，又踮脚又昂头，还打了几个蹦儿，也没能看见任何一座可以代表扬州城的建筑物。她叹口气坐下来，最后又咽了一口唾沫。
从仪征再往前，有了高低起伏的山。现在想起来，那根本不能叫做山，充其量也就是丘陵地貌。可我们那一次稀罕得不行。从出生到高中快毕业，我们没见过比坟茔更高的土包包。夏末秋初，天蓝得透明，山青得如画，我和艾早扒着车厢板，怎么也看不够。我忽然想起来陈清风带我们去看过的试验林场，跟这里漫山遍野的树木比起来，那些林木又算不了一回事了。艾早感慨说：“怪不得陈清风总喜欢往外跑，外面的世界多大啊！ ”
路上唯一窝心的事情是艾好晕车。他呕吐时，沉重的脑袋探出车厢板，肩膀一耸一耸地用力。李素清和艾忠义在后面一人抓住他一只胳膊，生怕他一不留神从车板上翻出去。早饭吃下去的泡饭和米糕喷射状地从他嘴里冲出来，被风吹出去好远，天女散花一样洒落在路面上。艾早皱着眉头喊：“好恶心！ ”
张根本让司机停了车，把艾好换到前面驾驶室去坐。结果不到十分钟，艾好又吐了，把人家驾驶室都弄得污秽不堪，只好又换回来到车厢坐。张根本倒是没有责怪什么，他说：“可能卡车比较颠。过年回家的时候，坐公共汽车会好得多。”
其实从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艾好在生活上根本就是个低能儿，他应该乖乖地躺在父母身边过上一辈子，放他出去独立会要了他的命。可当时大家都太兴奋了，超量的光荣和自豪把每个人都弄得晕晕乎乎，谁都没有站在艾好一边想想他的感受。
’车到合肥，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正是新生入学时，满校园飘扬着欢迎新同学的横幅和旗帜，到处都是欢眉笑眼的姑娘小伙子，就连学校喇叭里不停播放着的，都是意气风发的《运动员进行曲》。张根本带着我们找到新生接待处，马上围上来一群人，惊奇万分地把艾好打量了一阵，七嘴八舌问了他好多问题。李素清一一地替他作答。末了她告饶似地哀求大家：“别问了吧，孩子小、怕生，别吓着他。”
后来我们见到艾好的班主任，才清楚，少年班的小孩子不只艾好一个，有人甚至比艾好更小，十三岁。那孩子跟艾好站在一起，瘦弱得简直可怜，肥猫边上挨着一只剥皮小老鼠似的。班主任安慰李素清说：“别担心，孩子们有伴，不会想家。生活上也有人照顾，学校都安排好了。”
全家人一齐动手，帮艾好收拾东西：铺床，挂蚊帐，箱子塞进床底，热水瓶里打好开水，牙刷放进漱口缸，牙膏撕开外壳……艾好呆呆地看着我们忙碌，不停地舔嘴唇，两只手在胸前绞来绞去。我们都以为他会期期艾艾地哭一场，结果他没哭，吃过食堂里打回来的晚饭后，就一声不响蜷进了被窝，跟谁都没有说话。
当天我们没有走，在校门外找了一家小旅馆，艾忠义和张根本、司机一间房，我妈妈加上我和艾早一间房，凑合着住了一晚。那时候合肥的夜间灯火很寥落，商店都关着门，马路也窄，看上去比青阳城繁华不了太多。我们在小吃店里吃了面条和馄饨后，稍微地逛了逛，觉得没什么意思，回旅馆洗洗睡了。
第二天早上又去学校看艾好，他已经端坐在宿舍里看书，桌上是刚发下来的大堆讲义。
李素清问他习惯不习惯。他点头，眼睛都没怎么从书上移开。李素清又试探一句：“那我们就走了？ ”他还是点头，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点点多余的表情没有。
出了校门之后，李素清忽然噗地一笑：“这孩子，见到书就六亲不认。”
然后她眼圈微微发红，紧闭住嘴，憋着不掉眼泪。
张根本摔一支烟给司机，自己也点上一支，抽了一口，眼睛眯缝起来：“翅膀硬了都是要飞的。明年小晚上大学，我送都不送，让她自己走。大人孩子各有各的生活嘛。”
烟从他的头顶上袅袅升起，慢慢飘散。烟味淡淡的，闻上去很清爽。
出了合肥，司机踩足油门，直奔南京。我感觉他比昨天要兴奋，也许南京对他同样有诱惑。张根本跟我和艾早商量：“今晚必须赶回青阳，要还人家车，我们大家明天也都要上班上学。南京恐怕只能转一两个小时。想想看，最希望去哪儿？ ”
艾早转头看着我。我们面面相觑。
张根本发现了我们的失望，笑眯眯地逗我们：“瞧瞧！ 瞧瞧！ 多大的事啊。今天来不及逛，明年再来！ 明年等你们考上大学了，我专门开车带你们来玩个够。”
艾早把咬了半天的嘴唇松开，吐出几个字：“去南师院。”
“哈，明年高考，瞄上南师院了？ ”张根本转头又看我：“你呢？ ”
我偷看一眼艾早，附和她：“我也去南师院。”
张根本拍拍驾驶室的顶棚，豪气地：“走，去南京师范学院！ ”
卡车七转八转开到了南师院雕梁画栋的大门。一行人东张西望地往学校里面走。门卫拦住我们问：“找谁？ ”艾早脱口答出：“陈清风。”门卫不知道这个名字，以为校园里真有这个人，挥挥手放我们进去。
我恍然大悟，艾早在来的路上肯定已经做好了参观南师院的打算。中山陵，雨花台，明城墙，夫子庙……所有这些著名景点，在她心里都没有一个普通校园来得重要。
因为这是陈清风的母校。陈清风生活和读书的地方。
我们一小群人，我，艾早，我父母，张根本和那个满眼好奇的司机，我们先沿着南师院的围墙慢慢地走了一圈，然后又回到大门口，走中轴线，沿途看两边的风光。校园古色古香，浸透了书本和笔墨的气味，连花木草地都安详沉静。大屋顶的教学楼高高地翘起屋檐，像是引渡众生去往未来的天堂之路。来往学生衣着朴素，脚步匆匆，右肩一律背着沉重的黄色帆布书包。老师们都是夹着书本走路，有的是独自低头垂眸沉思冥想，有的跟学生边走边谈。银杏树在阳光下如微黄的火炬。草地带着缓坡，绵延逶迤。有一个中心花坛里开满了热辣辣的串串红，把过于矜持的校园气氛一下子煽乎起来，亭台楼阁都变得生动。
一路上我和艾早都没有说话。我是在心里赞叹着校园的漂亮。艾早则眯了眼睛，把中文系和图书馆的楼房看了又看。她看着看着会不由自主地笑，快乐从眼梢处一点点漾开，水波一样从脸颊掠过去，额头、鼻尖、下巴都闪闪发亮，仿佛涂抹了金黄色的蜜糖。
“明年我要考这个学校。”出门的时候她对大家宣告。
她紧抿着嘴，还用脚尖在校门处用劲划了一个圆圈。这已经是她的地盘了。她的学校，她的梦想。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的步伐，除非上帝故意作梗。
九 遗传密码
十六世纪时，蒙田不幸患上了讨厌的疾病肾结石。惊人的巧合是，他的父亲就曾经患此顽疾，并且父子两个的患病年龄在同一岁数！ 无数次的彻夜疼痛，辗转难眠后，蒙田在他的手稿上对这一令人无奈的神秘现象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如何将身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物体安放在我的体内，这小东西怎么能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谁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谁也不能。中世纪的科学水平远远没有发展到能够解释遗传的秘密。无论蒙田自己多么伟大，他对自己身体的愤怒和疑问像一片轻轻的羽毛，刚刚落笔就飞出去了，盘旋一圈后归入泥土，腐烂和沉寂。
一直到十九世纪，出生于奥地利的遗传学奠基人盂德尔在他的实验室里通过对豌豆的研究，得到了对于遗传基因的初步认识。23对染色体以密码形式书写的信息，决定了个体的全部生命特征，同时也调节着生命运作的全部过程。
蒙田的父亲把肾结石的信息遗传给了儿子，使蒙田终身遭受腰腹剧痛之苦。
周末艾飞从寄宿学校回来，问了我一一个问题：“南非的首都为什么是比勒陀尼亚？ 我一直以为是约翰内斯堡。”
这段日子中国领导人出访南非，他一定从电视里看到了新闻。
我回答：“南非首都分别设在三个城市，没有一个是约翰内斯堡。”
“哪三个城市？ ”他把筷子头咬在嘴巴里。
“艾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筷子不能衔在嘴巴里，容易捅穿喉咙。”
他把筷子拔出来。“哪三个城市啊？ ”
“行政首都比勒陀尼亚。立法首都开普敦。
司法首都布隆方丹。”
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我能够从容答出的。然后他离开饭桌，奔向他自己的书架，去查阅世界地图册。
艾飞不知道，当我跟他同一天看到了南非总统姆贝基在首都欢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时，我跟他有了同样的疑问。当晚我就上网查阅南非资料。我确信艾飞回家会问我有关问题。
热爱那些陌生的土地和国度，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充满好奇，这是艾飞从陈清风身上得到的遗传信息。父子两个对地图、地理、地质，对于行走和探险，一样的乐此不疲。
陈清风的另外两个子女没有得到，他只把密码给了艾飞。在他将近五十岁的那年，在北美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一间旅馆，在巨大的、轰炸机一样的水流声中，他把这个密码植入我的身体，送给了他的儿子。
我曾经在电邮里对陈清风通报了艾飞的这一喜好，那时候艾飞八岁，上二年级。“他已经玩坏了两个地球仪。”我写道，“从前你不知道瓦努阿图、基里巴斯、西萨摩亚这些太平洋岛国的首都，他知道。毕竟这已经是英特网的时代，查阅资料非常方便。”
电邮发出去半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个用航空快件发过来的纸箱，打开一看，是一台制造非常精美、看上去也比较牢固的地球仪。艾飞尖叫一声扑上去抱住，随即发现了问题：“妈妈，地球仪上的标识是英文。”
我摸摸他的圆溜溜的脑袋：“你如果记住了这些英文的国名，到你长大了游历世界时，不会在机场的航班屏幕F 迷失。”
他点头，老气横秋地：“那倒是。”
然后他又问我：“那个喜欢我的加拿大的伯伯，他是用这个方法鼓励我学英文吗？ ”
“大概是吧。”
“我知道加拿大的国徽是什么样子：一头狮子举着一片红枫叶。枫树是加拿大的国树吧？ 那么中国的国树是什么？ ”
我回答不出来。中国有“国树”这个说法吗？ 儿子越长越大，在他的很多问题面前我感到力不从心。我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胡乱地应付他几句，他能够判断出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