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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额。改变人们认可的退休年龄
法国男、女性均在60岁，公共部门有的情况下为55岁
意大利女性现在为55岁
英国女性现在为60岁，将增至65岁
美国享受全福利的人员退休年龄将增至67岁
新西兰60岁，将增至65岁
65岁以上的人拥有美国的大部分财富
美国65岁以上的人群将占有全国收入的50％、所有金融资产的75％。商家针对这个“老年市场”将推出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比如高级的海上游轮以及豪华的空中旅行。阔绰的老年人往往花起钱来比较谨慎，但他们也喜欢新鲜的体验和旅行。他们的孩子离开家里独自生活已经很久，因而针对这一人群的广告目标明确，模特都比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要大上30岁。在高速公路、服装店、运动商店、汽车样品陈列室、花卉商店、旅行社、剧院、电影院和饭店里面，富有老年人的影响更加清晰可见。
个人养老金计划和投资基金将很快面向那些即将退休的富有老人开辟市场。价值昂贵的个人服务比如面对面的银行业务将尤其针对富有的退休老人。一种面向那些在分崩离析的社会里无意将资产留给后代的人的繁荣的产业——购买人寿保险单，并在死亡之前兑换成现金——将应运而生。
“老年因素”的其他后果
缺乏劳动力的国家将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输入劳动力。从穷国到富国越来越多的移民将对城镇里多种族杂居的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且出生率较高的社区里，移民会产生更大影响。
很多老年人会继续工作到75岁为止。有的人在45岁到75岁之间就享有部分养老金，这样他们可以为了值得的事业而从事酬劳较少的工作。到2010年时，退休人员享受国家养老金的年限将提高，在一些养老资金严重短缺的国家里，大部分退休人员将从65岁开始领养老金。不过，有自己个人养老金的人们依然会选择在他们高兴的时候退休或者半退休。2005年之后，减轻国家养老金负担的一个关键策略就是吸引这些可以承受自己养老金的就业者不要退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本来可能打算最迟在55岁或者60岁就不再工作。
可以预见，大批积极人士将成为许多慈善机构的志愿者。这些慈善机构尤其致力于满足老年人的社会需要和感情需要，他们的生活通过帮助别人而得到了帮助。这些组织将提供一种家庭感、命运感、归属感以及个人财富的满足感。
然而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越来越多的下层阶级以及地位稍高一层的人们将出现。他们从事非全日性工作，直到70多岁、80多岁或者年纪更大的时候才放弃工作，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用微薄的政府养老金维持生活，又和孩子们失去了联系，不得不做几乎没有报酬的乏味的服务工作来勉强维持可怜的生活。他们的收入通常都不正规，用现金支付而且不公开，所以几乎不会出现在统计数字上。他们没有权利，没有代表，没有救济金，也没有安全保障。新千年人们面临的一个艰巨问题就是，20年后无法为自己投入足够多个人养老基金的人将越来越多。如果有些人的基金没能实现原本承诺或预期的结果，他们还会遭受更残酷的打击。
那些有着长期幸福婚姻的老人对生活感到满足、快乐，将成为受人尊敬的智慧来源，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幸福、稳定的婚姻才能带来一生的身心健康和幸福。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有些家庭由于距离或家庭关系紧张的缘故几代人分开居住，这样，有些有孩子的父母就会通过非正式的手段“收养”已经退休的老人，请他们来代替孩子的祖父母，教导孩子，让孩子们享受到浓厚的亲情。可以预见，这种做法将传播开来。这种重新组合的家庭能够减少孩子护理费用，还能减少政府负担，有的还可能得到政府资助。
可以预见，人们将深入研究新的修复术和关节复原技术，从而能够使用个人的细胞生成可替换的人体关节。未来治疗大脑坏死的技术也将取得巨大进步，包括利用干细胞再生大脑组织。抑制细胞衰老、死亡的新药物也将问世。未来众多新保健公司将努力争夺医院和家庭护理的巨大份额。
安乐死的呼声更加高涨
未来30年内安乐死将成为最热门的医学问题。在新千年的最初50年内，全球范围内在世的60多岁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老龄化问题将一直困扰新千年一代。“死亡的权利”将和其他问题结合在一起，包括医生是否有权利决定结束某个无法做出决定的人的生命。医生或者法庭总是被迫做出抉择是否要给病人实行安乐死。这是因为必须有人来判断选择安乐死的病人是否“精神正常”，同时还要有在没有他人不合理压力的情况下的充分的事实根据。
在未来，你可能会看到有些医生无视法律擅自处理，你还会目睹对待安乐死立场鲜明的法律案件以及一些国家认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做法。未来还会出现更多诸如“自愿安乐死协会”、“毒芹会社”、“伴着尊严死去”这样的组织。即使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里，赞成和反对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的争斗。届时可能会出现折中的做法：病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放弃积极的药物治疗，采取措施控制症状，然后“顺其自然”。
有些国家允许那些寻死的人选择安乐死，这些国家认为上了年纪、需要依靠别人生活的人们有权利选择这种解脱的办法，并认为这是对社会和家人“负责任”的行为。这样，病人住院治疗的时间将缩短，医生们也懒得减轻病人的痛苦。遭受绝症折磨的人将被剥夺生命。荷兰制定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安乐死的法律，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晚期病患疗养院里的药物利用率降低。1990年至1995年期间，自愿接受安乐死的死亡率从1。7％上升到2。4％，每50个人中就有超过1个人做出这种选择。不过，服用大量（有可能致命的）止痛药却也导致了19％的死亡率。在所有死者中，其中有1％是在病人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被医生存心致死的。目前，可实行安乐死的病症包括一些慢性病和严重抑郁症。所以，人类现在可以仅仅因为人们遭受痛苦就结束他们的生命。
医学培训中将出现新的重点，不仅仅要治愈疾病，还要控制死亡以及死亡的过程。人们早已需要缓和疗法。最近，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恰当的途径来接受长期的缓和疗法，1/3的人伴随着本来可能得到缓和的痛苦死去。可以预见，止痛药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领域。未来10年之内，缓解疼痛领域会出现新的突破，止痛药在全球的销量也将迅速上升。
第一部分 城市第13节 城市化的影响（11）
医疗保险措施
配给制度导致道德尴尬
医疗保险配给health care rationing，即人为决定谁应该接受医疗保险，谁不应该接受。比如，在身患绝症的老人和儿童同时需要治疗的时候，这种制度就会优先治疗儿童。——译者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未来还将更加普遍。这种方法会引发激烈的公众辩论，比如说，是否应该给一位肾功能衰竭的70岁老人宣判死亡，从而让患有同样病情的儿童接受每周两次的透析治疗。在未来，人们关注的首要健康问题就是，在考虑到整个社区的利益的情况下找出实现“可支付治疗”的方针。严峻的压力将迫使人们计划让所有人享受免费的或者低成本的健康保障。医生们将谴责政客未能优先考虑人们的健康，而政客反过来又（确切地）抱怨医疗费用从来没有这么高，比通货膨胀增长得还要快。
我最近和美国的卫生部长交谈过。她告诉我说，医疗保险费用现在增长很快；近期内倘若没有意外的话，21世纪初期她自己一个部门的保险预算将超过目前整个联邦政府的预算。
在布什政府期间，人们日益担心到2010年时医疗保险预算是否还能维持下去而不至于牵累国家破产。美国医疗保险预算从1985年约500亿美元一跃而至1995年的1500多亿美元，预计到2005年将超过4000亿美元。此外，在复杂的制度中，欺诈和管理不善还导致每年有230亿美元的医疗保险预算被花费在解决约8000万索赔案例上。
到2005年时，全球都将缺乏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护士。富裕的国家不得不吸引穷国培养的专业医护人员移民来解决医疗人员缺乏的问题。富国从穷国“偷”来穷国也急需的护理人员的行为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极大困难。与此同时，在富国接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也会由于过低的薪水、过度劳累以及气馁灰心而离开他们的岗位从事别的工作。
健康护理将成为富国的主要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将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并在下个世纪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尽管有机器人以及其他技术，但是人们将继续需要医生、护士以及其他专业护理人员，而且需求量越来越大。无论是帮助床上的人翻身还是分担病人的不适、害怕和忧伤，人力仍将继续是主要护理资源。
抑郁和焦虑成了许多人生活中越发常见的问题，有的人的正常应对机制甚至失调，因而从现在到2020年，心理健康将日益成为一个难题。西方文明的发展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怪圈：人们越来越富裕，生活越来越健康，体力负担也越发减轻，而此时他们的压力反而增大，情感日益脆弱。因此，美国心理治疗和其他针对情感问题的服务行业蔚然兴起。可以预见，目前美国所有的男性和女性中有20％将在未来某时需要正规的精神方面的帮助，而英国则有1/6女性和1/9男性将需要心理帮助和精神帮助。
未来有望出现与人类幸福相关的医学专业。幸福将是第三个千年早期人类关注的主要问题。既然物质财富的增加似乎并没有给全国或个人带来更多的快乐与满足，那么幸福在哪里？为了部分缓解日益严重的危机，新的强效新药将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于振奋情绪或者抑制焦虑。改变情绪的药物将日益普遍成为处方药，也会成为毒品合法化的秘密途径。
新的传染病
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就是传染病肆虐全球的风险增大。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各地会随时出现迅速变异的病毒。每次有新的病人受到感染，病毒发生重大变异的可能性就增加一点。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病毒变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无疑也促进了疾病传播。我们目前还没有医学方法对付病毒瘟疫，没有像青霉素那样强大的杀菌药物。
新的细菌病毒也层出不穷。比如非洲爆发的“布鲁里溃疡”，它能够导致皮肤脱落，裸露出坏死的肌肉。1996年仅在科特迪瓦就有6000人感染了这种疾病，而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用外科手术切除。预计到2020年，更多新的病毒威胁将会出现，这也会促使人们对抗病毒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可以预见到2010年，对抗流感、普通感冒以及其他病毒的基因技术将会出现重大突破。
新的全球威胁
艾滋病仅仅是众多新的全球性病毒威胁中的一个，目前正在很多最贫穷的国家泛滥成灾。全世界每15秒就有一个新的艾滋病感染病例被发现，在2003年底，全球成人中几乎每200人中就有1人携带这种病毒。在所有新感染病例中，90％患者都是同性恋。1996年，美国死于艾滋病的人数竟比10年越战中丧生的人还要多。根据一些非洲国家报道，每5个非洲成人中就有1人携带这种病毒。艾滋病对远东的威胁更加严重。印度的艾滋病患者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在孟买，有2。5％的成人是病毒携带者；每个晚上就有1000例艾滋病感染者。到2010年，印度的艾滋病病例可能比现在全球的总和都要多。周边的国家将步其后尘，中国也将饱受艾滋病之累。富国将投入更多的钱用于疾病预防，这也成为对穷国开发援助的一部分。预防有利于遏制艾滋病，这也是对抗病毒的惟一途径。
昂贵的艾滋病治疗
艾滋病病毒蛋白酶抑制剂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是其本身具有毒性而且价格昂贵。最新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每人每年花费要超过12 000美元——对于像乌干达这样每人每年只有3美元保健开支的国家，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可以预见，5年之内医药界将研制出像“避孕药”一样的预防艾滋病的药物，但可能会有令人担心的副作用。可以预见，即使医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但十年之内有效的预防疫苗仍不会出现。可以想像，预防疫苗一旦问世，专利者将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他们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