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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嬉舛！ �
张东将女友
199留给他的条子卷起来，均匀地摆上烟丝，点着。他递给我抽上一口，然后滔滔不绝地向我重复他的行为，他的装置，以及各种他自己也无法看清的狗屁主义。千字文的末了，许苍感叹：每个结局都没有追问的权利。这是阿昌撰写的一句摇滚歌词。时间过去了若干年，我追问某位明星，像追问一直骂北京不过是艺术墓地的张东。这个家伙和我一样赖在了北京，充满激情的身体已经发福变了形。这是我仅仅知道的一点下落，但这算是结局了吗？我们除了看到这些，还看得到谁谁的结局了吗？我不知道自“圆明园”解散以后，许苍有没有再见张东，在这个黑洞一样的巨大城市，很多人聚了，又散了。我很理解许苍在感叹张东昔日充满激情的身体后来发福变形时的残酷调侃。我想，如果许苍有缘再见张东，他会发现，时间过去若干年，张东所改变的并不仅是每一个中年男子都会遭遇的发福的身体，还有他的眼神。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最终结局。张东出生在离福州60公里的福建省永泰市。爷爷是地主，“文革”时，家道开始没落。父亲学手艺维生。因为家里孩子多，两岁多的时候，父母将张东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姑姑家。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张东都管姑姑叫妈妈，管亲生父亲叫舅舅。成年后的张东偶尔会给舅舅打个电话，这个与张东有直系血缘的舅舅是向来不会接应张东的电话的，舅舅显然消受不起这个从小寄养他人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亲生儿子的问候和关心，这样的情绪积压了几十年。偶尔，舅舅，也就是张东的亲生父亲会给儿子寄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幼年的张东，敏感、忧郁，并且叛逆。5岁那年，因为向养母要5分钱买零食，被养母说了几句，张东就伤心出逃，当天晚上在户外的一个100 》木头箱子里过了一夜。养父母找到张东后，直接把他送回了亲生父母家里，他们觉得这样的孩子实在养不起。
最后的结果还是张东跟着养父母乖乖回家。14岁，张东的养父将他送去福州当泥瓦匠，和泥、搬砖。据张东的转述，养父母是想以此教育他，让他有了对比，才能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打小工是相当辛苦的。张东记得，有一次要用水泥“封底”，7天7夜，通宵达旦地拉车。让张东想要改变生活的还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自尊，张东觉得同样都是工人，工厂里的工人下了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他这个泥瓦匠却永远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并且，还常常挨工头的骂。3个月后，工头给张东结了七八十块钱的工资，放他回家了。张东拿着钱，在福州见什么买什么，很贪吃，那是他第一次消费，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待业在家的某一天，张东去小姑姑家坐客，看小姑姑正在画松鹤，神情投入。因为有过之前不堪忍受的打工经历，小姑姑家里满墙的松鹤刺激了张东潜在的艺术细胞，张东想起自己小时候也会画画，画得还不错。回到家里，张东开始画老虎，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一下子画了10多只老虎。养父看张东对画画入了迷，觉得日后能出些名堂，就将张东带到当地有名的一位画家那里学画。学画那年，张东在宣纸上写了两个字：奋斗，下面写着“三年”。考到第三年，张东决定继续考。就这样，张东考了全国十几所艺术院校，一直到第五年，才考上南京艺术学院。最后一天，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大礼堂考创作，要求做大象变形和设计一个电视套。张东想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画。铃声想起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监考老师站在张东身边，看他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时间到了突然说灵感来了，也被打动了，这时候，就听到广播里宣布考试延1时20分钟。张东高兴坏了，大笔一挥，特别满意地交了答卷。走出大礼堂，是一条隧道，考生都往外走，人很多。
张东拿着调色板，大叫一声“这回我肯定考上了”，然后将调色板往天上一扔。调色板扣在了后来和张东同班的一位同学身上。这些都是这位同学后来告诉张东的。当时，张东全然无知，被扣了“帽子”的同学也没有追究，都是同道中人，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张东，足足考了5年，真是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压抑。但是，毕业那年夏天，没等拿到毕业证书，张东就被开除了。原因是，张东压根就是给南京艺术学院抹黑的疯子。所以，张东说，傻子住校，疯子才在校外住。张东在南京一所宣告即将拆除但迟迟未被破土推倒的危楼里住了3年多。除了张东，楼里住的都是一些农贸市场的小商贩和他们的萝卜白菜大葱土豆鸡鸭鱼肉，楼里臭气冲天，但位置就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后面，是个方便和姑娘谈情说爱的地方。现已拆除的当年南京有名的危楼见证了南京艺术学院的风流才子张东和太多姑娘的一夜情。张东以画画为由总能最快速度搭上一个陌生姑娘，按照他当初的理由，是想找一个最优秀最完美的中国女性，所以，张东在大学的多数时间都用在找女孩身上了，而并不是用功画画，虽然这曾是他忍辱5年的最大动力。用10年后张东的话说，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人的欲望是无底限的。考了5年大学才“范进中举”不仅感动了父母，也感动了张东自己，可一旦考上了大学，进了校门，画画本身已经不能满足张东对美的全部欲望了。对，当年张东对自己的所有欲望都称之为美，他觉得画画没有比找女孩子更贴近他对美的追求。但是，姑娘们都迅速爱上了一个才子，又迅速离开了一个疯子。更多的时候，张东只能拥抱自己满脑袋的胡思乱想，他在危楼里画了无数张自画像，燥热难耐的南京夏天，张东就从危楼里跑出来，坐在卖馄饨的小食铺里，跟人讲述天体是如何如何运行的。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一些风流史
当然，校方眼里的劣迹还远不止一些风流史，作为专门与规范唱反调的张东成了让校方头疼的负面典型。学校以一张具有危险思想倾向的油画为由开除了张东。这是张东始料未及的，他再调皮捣蛋，大学毕业证书他还是在乎的，这点理智他还是有的。张东开始了让校领导戴上了紧箍咒的胡闹，他开始绝食，校方表示理解而无奈。胡闹的高潮处是张东被逼疯了，他要跳楼自杀。后来，学校保安将张东绑了起来，然后从5层楼的窗口将他吊进去，以此满足了张东的自杀愿望。但是，校方还是担心闹剧最终以悲剧收场，给张东发了一张肄业证书。然后就是1994年5月17日，张东将“为人民谋娱乐”的一大堆故事留在了南京，揣着一张站台票和鞋底里的100元钱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也掀开了他故事人生的新一页篇章。而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张东的故事仅仅是冰山一角，比如张东在西藏十闯“军事封锁区”，他的第一次蹲牢，他和阿虫在大理太平间“抓鬼”的故事，等等，都是张东可能会在未来的某年某月某日出版面市的小说里写到的。当然，也可能它们终将以口述的方式在人间流传，经由人们的添枝加叶，变成不同版本的N次方故事。也可能未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在北京的某个酒吧或是其他什么喝酒的场合看见一个高大壮硕的男人，光头，大脑袋，很有福气的面孔上圆睁的大眼，匀速的男中音，手里握着一瓶啤酒或是二锅头。没错，那个男人的名字就叫张东，如果你感兴趣，你尽可以走过去，拍拍他厚实的肩膀：嗨，哥们儿，讲段我没听过的故事吧。保准张东会给你一个宽慰的笑：请坐，朋友。
不过，你得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也没准，张东会滔滔不绝地给你讲起他和儿子敬一的故事。就像昔日好莱坞的浪荡才子约翰尼·德普，那个迷死人的“爱德华剪刀手”，在有了一对宝贝天使之后，眼神温柔地对着电视屏幕外的全球影迷说，我觉得做父亲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惟一一件事，其他的，都如过眼云烟。附：《十年一顾》文／刘紫清和张东认识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如弹指一挥。恍恍乎，光阴流逝速度之快，让人迷惑，难以置信。10多年前认识张东的朋友，现在见到他，简直判若两人。曾经的他，是一匹到处乱窜，想要冲破一切藩篱，天不怕地不怕的野马，藐视一切，傲然无物。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满是激情，性格怪异偏激。所以有些人爱他，敬佩他，他能做出很多常人做不出来的行为，更多的人则不理解他，讨厌他，排斥他。现在回头想想，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命定的。我和张东，实在是反差太大的一对，一高一低，一胖一瘦，一动一静。从见到他的第一面起，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跟着这个男人生活这么多年；即便和他认识了一段时间，我脑子里常有这样的念头：我和他差别这么大，不可能和他怎么样的。可是，命运的安排，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大学毕业，分配的工作不如意，我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开一家民族工艺品店。限于资金和其他问题，工艺品店没开成，却开了一家小吃店。开小吃店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张东。和张东交往一段时间后，小吃店就关了。我们一起在洋人街旁边的博爱路开了一家“乱画堂”。
拿到钥匙第一天，张东就把白墙刷成漆黑一片，然后把他创作的现代水墨画挂在黑乎乎的墙上，打算出售。屋顶上吊着几盏大红花布做的灯，又从苍山上找来一些“曼驼铃”，长长的枝条上结着艳黄的圆形野果，挂在屋顶、墙角和门边上；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布满纹理的朽木板，放在店的中间，上面摆着各式各样自认为好玩的东西。一天晚上，张东心血来潮，找来一些木料，在店门口搭起一个两层的木台，木架边上挂满了绿色的啤酒瓶，风一吹，酒瓶叮叮当当，响成一片。附近居民早上起来一看，怎么一夜之间立起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惊奇不已。孩子们老爬上去，跳上跳下，嘻嘻哈哈。大家从没见过这样开店的，更没看过这样的画。好奇前来围观的人还不少。有时张东不理人，任人议论，有时兴致来了，抓住一个人狂说不已。来的人只是看新鲜，没有人会真心买画。张东就想是不是可以卖门票，一块两块也没个数，实施几天也不怎么奏效。那时，他开店就当玩，完全不像做生意，想开门就开门，想关门就关门。一到晚上常在洋人街的酒吧泡着，跟人穷聊。每到周末，我们就一起到附近的州县游山玩水。当然，大部分费用由我负担。他有时给酒吧做装饰设计的收入，还不够他喝酒。那时，我帮他租了一个小院，一前一后两间房，中间一个小天井，花开不断。他在天井边上也搭起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沿着架子，可以爬到卧室的房顶上。早上起来，他经常冲到天井里，对着水龙头洗冷水澡，然后浇花。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爬到木架上，躺着，趴着，斜坐着，晒太阳。阳光暖洋洋地照着，舒服极了。而且站在高处的视觉跟平时的不一样，大理古城大部分都是灰色斜顶瓦房，从高处看过去，一排排参差错落有致，墙头上一簇簇野草。傍晚时，一家家的炊烟缓缓升腾。这样的景致，平时真没太注意。张东有时甚至在周围几家的房顶和隔墙之间跳来跳去，来回穿梭。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看到张东爬到高处，在下面使劲招手，用大理方言大叫：“下来，下来！” 张东赶紧下来，可是老太太一转过背，他又爬上去了，谁都拿他没办法。
他住的那间卧室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三面白墙上用炭条画满了人体，屋顶一角的瓦片被掀开，安上了玻璃，说是通过这块天窗，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小小的屋子也用竹子，石头，布帘分隔成几个空间。“乱画堂”开了近两个月的时候，终于做了第一笔也是惟一的一笔生意。一位台湾的肖先生说，他本人也是一个“怪人”，就爱买“怪画”，于是花了一万块钱，买走张东几幅“水墨画”。张东拿到钱，有了经济基础，就想回北京发展。那时，父母已经把我“软禁”起来，不让我们来往，还暗中派人了解张东的身份，让他感到不安全。于是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去北京，让我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父母，否则谁都走不了了。我回到家，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就随张东离开了大理。和张东一起到了圆明园画家村后，认识了很多“同类人”，大家零零散散租住村里的平房，每天画画、喝酒、聊天、唱歌、浪诗（浪漫地吟诗），带着青春和激情，仿佛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没事时，就到游人较少的福海边散步，就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