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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看得出片山的随性，想起有认识片山的朋友说，片山就是孩子性格，很单纯，也有的提及片山出家一事，说，片山就是太不懂事了。大约40分钟的对话。听得出，有的话题，片山说得并不尽兴，有所保留，或者说，有所回避。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需要用时间
或许，那是他需要用时间来消化和解决的。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浮躁，老是梦见家里面，梦见孩子，心里挺烦的。那时候刚打完6个七，心里面很烦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老做梦。之前放光寺组织了一个“短期出家”活动，有3个师兄参加了“短期出家”，看他们都挺高兴的，每天拜佛，念经。我那段时间心里面其实就动了，就想，哎呀，他们还可以回去，晚上就做一些梦。心动了以后，因缘就转了。因为有了这个因，就会有这个果。这个我是比较清楚的。《黑白宋庄》里，赵铁林采访我的时候，问我是不是要出家，我就说，我希望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段出家的经历，这就是最初的发心，我当时出家还是比较仓促的，有些东西没有考虑得太好，想一想，因为它的发心就是这个样子。心动以后，我自己也难过了好几天，没办法，我给师父打电话，当时师父在外地，在电话里，师父把我痛骂一顿。我也不管，就跑到华首门，拜拜迦叶尊者，在里面住了两天，但心里还是拿不定主意，后来又跑到华首门外的观音殿，拜观世音菩萨，求了个签，是上上签，最后一句是——望云独自定归期。我一看那个签，就明白了，然后就下定决心了。
下山后，到了放光寺，我就跟明德师说，我要舍戒。汉传的舍戒规矩是你要亲自说“舍佛，舍法，舍僧”这一句，我不愿意说，我说不出口。仪式进行不下去了，没办法，常愿师就把南传佛教的舍戒仪式拿来，这个比较短，也很方便，没有那句话。仪式进行完了以后，我换了俗家的衣服，明德师把我送到宾川，我就一个人转车去丽江了。到了丽江，打了个车去见刘峒。我们约好在黑龙潭门口见面，我一下出租车，她也不给我笑，对我说，你回来好不好噢？！我说，这不是你盼的吗？她说，我自己过得挺好的，你跑来打搅我。我听了心里面不舒服，我说，刘峒，反正我们俩都离婚了吗，你就把我当朋友看就对了。最终，我们还是在一块了。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看她什么表情，什么眼神，就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她看我也是这样。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轨迹，但又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好像以前的爱里面又加了一种新的元素，很新鲜，很活泼，怎么说呢，有时候觉得很有诱惑性，用老话说就是久别胜新婚，还有一种失而复得的东西，一种默契。没办法，因缘就是这样。我记得刚出家不久，刘峒就说，我总觉得你有一天要回来。
其实，不管在家也好，受戒也好，师父老人家教给我的东西，我还是会记住的。现在回到家乡，我感到跟以前的我真的不一样了，有时候这种变化外表看不出来，习气还是习气，德性还是那个德性，毛病还是有，但是我能带给家庭一种踏实感了，现在，我每天在酒吧里画肖像，一晚上工作两三个小时能赚100多块钱，我姐姐开出租车，一天到晚工作，我比她赚得还多呢。我母亲年纪也大了，小莲还小，家里的责任该担的我就要担起来。现在，我每天都要给我母亲100块钱，我想，以后每天给不了100块，至少可以给50块。前段时间，我刚买了一个电脑，现在在学非编系统，我想把以前给师父拍的那几十盘带子剪辑出来。以后，我打算拍纪录片，赚点钱，至于画画，我也很想画，我刚从山上下来就想画画，有很多想法，但是没有这个条件，要去北京画画，起步总得有个几万块钱吧，生活得稳定一点，再像以前那样也不行，那种生活我也不是没有过过。所以，搞艺术还是随缘，今年我想赚些钱，安排一下生活，也可能会去丽江，至于以后，再看吧。还俗是为了尽父亲的责任？这都没有必要讨论，因为我是她爸爸，我就肯定要付这个责任，我肯定要照顾她，安排她的生活，我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我特别爱她，我希望将来这个孩子能够有出息。出家这段经历确实挺难忘的。决定舍戒的时候，我还是很痛苦的，徘徊，哭了很多次，心里面真是舍不得那个地方，师父老人家，师兄们，都对我挺好的，但是我自己安不下心来了，总觉得有点飘乎。那天，我翻看以前写的诗，很早很早以前的了，大概也就20岁。
有一首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在我受戒法之前碰壁三次三次头破血流又死去三次？？我翻看的时候在想，我当年怎么想的，怎么会有出家的想法，所以说，那么早，我的潜意识已经流露出这种东西来了。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浪子。还好，我遇到了佛法，遇到了师父，我没有堕落。师父老人家观察我很仔细，他说我就是那种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的那种人，可能搞艺术，天生渴望自由，但是这种自由跟出家人的生活还是有冲突的，出家有规矩，有戒律，我自己也审视我自己，这种东西隔一段时间就会反弹。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我执”，“我执”特别重，出家了才意识到这一点。它伪装得很巧妙，它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你很难观察它，有时候它就躲藏起来。师父老人家不是说了吗，我把自己打倒了，但我又在另一面站起来了。
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凡夫，我以前还有想法，还要做一个像师父那样的人，事实证明，我不是做法师的料，我做不了法师。从山上下来以后，跟贵阳的老居士在一起，很平淡地相处，或者别人对我不是很尊敬，我心里反而踏实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做不了那种“上层阶级”。我也不排除以后再出家，我和刘峒商量好了，等因缘成熟以后，我还要再出家，这是肯定的。现在就随缘，随顺安度为宜。现在跟以前对待生活的心态不一样了，不像以前那么浮躁了，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是对大家有用的人，以前就觉得没有用，不管搞艺术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老觉得我对别人没有用，师父老人家也讲，我只会拖累别人。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别人。法国有个画家高更，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画了一幅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画完这幅画不久，他就自杀了。我跟他不一样，我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
后 记：2005年7月，片山离开贵阳，重返北京。之前一个月，刘峒的父母出钱把宋庄院子的两间屋简单翻修了一下。至少，墙白了，铺了磁砖，干净了。北京高温桑拿天的一个下午，片山和刘峒，带着小莲来我家。小莲已经是满地跑的小姑娘了，长得很像片山，好动，皮实，在地上摔一跤，也不哭，一咕噜爬起来，又接着玩去了。在提到过去的一些事情时，片山沙哑的嗓门突然高扬不下，那种热血上涌的激动，或者说激情，有些意外，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艺青时的片山。刘峒对丽江仍念念不忘，总惦记着什么时候还能去丽江生活。再欣喜神往的眼神，愁容仍是掩饰不了的。屋里画画太挤，孩子又粘人，打算另租房，房租又是头疼事，眼见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看得上的幼儿园，价格都贵得咋舌。刘峒在丽江结认的好友莲子也和男友于去年年末回到北京。离开不过三四年的光景吧，北京的人事变化让莲子始料不及。在丽江写就的电影剧本和小说原想能重返北京再掀热潮，却沉寂至今。
真的是时过境迁。后来，听说男友在孤儿院做义工，后来院方每月给开些工资，莲子也曾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最近一次通话，说，正在家休养。我和丈夫在通州买了来北京7年后的第一所房子，在辽宁的爸爸妈妈为我操心了30多年终于稍稍放了心。在还房子的余款的过程中，现实一再给予我提醒：如何能在北京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且有能力孝养父母亲人，并不是一件可以轻视可以不以为然的俗事。有消息说，宋庄镇小铺村将更名为百富园。想必这个名字的由来与艺术新贵们这几年的移居不无关系？还有消息说，宋庄的又一片空地已被有钱的有点钱的想赚大钱的艺术家们纷纷预定。
很可能，未来几年后，那将是又一个至少能与798工厂相媲美的观光景点。北京的艺术市场越来越火红了，行势看好。间或听到穷了多年的某某一下子卖了多少。仍有穷得过不下去的，终于消失了。不管形势起落，一样的有穷有富，命各有别。电脑从贵阳托运过来了，片山打算学平面设计，好接点赚钱养家的活儿。刘峒说，她还是想画画。
没有爱情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254 》我早就忘了我是在数到多少的时候开始停下来与星星说话的。当然，那个蓝色手柄的黄色塑料跳绳我一直留着，前几个月搬家的时候我还记得把它塞进了纸箱，具体现在它在新家的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或许它仍在某个不等急用没有拆封的纸箱的犄角？是12月初买下的那个跳绳吗？大体就是那个时间了吧。具体几元钱也忘了，反正就在5年前还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亚运村小营路边的不是2元店就是白天铺摊儿晚上收货的小商贩手里。起初我认为一个热水袋足以过冬的，但是进入12月之后还是觉得越来越冷。我开始每晚临睡前在小院里跳跳绳。遇到晴天的夜晚，天上的星星就显得格外亮。我会在跳到一个小节的时候，停下来，跟星星说话。有时，心里什么话也没有，就仰头望着天空，总觉得星星看着我，什么都明白。等浑身暖和了，然后趁热上床睡觉。冷。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冰凉的热水袋
尤其早上醒来双脚不小心碰到已经冰凉的热水袋。屋里没有暖气。只是房东在自家院内用砖垒的两间相邻的每间差不多4平米的小屋子，一张离地40公分的木板床。月租300块。房子是在另一家唱片公司做文案的潇潇介绍给我的。1999年4月，我请了假从深圳赶来北京的一家唱片公司应聘的时候，我只被告知每月工资1500元。关于食宿问题，那个面皮白净戴金丝边眼镜的老板含糊地一语带过，我在得到了某种应该不成问题的暗示后，便没再细问。实际上，后来我对当时的心理看得很清楚，我没再追问是因为我怕得到令人头疼的回答，我怕那个回答会让我动摇辞职来京的决定，仿佛别人肯要一个会计去做他们的文案，对我来说就已是了不起的恩赐。
6月，我终于办完了全部的工作交接手续，然后将两年的积蓄寄给正在筹钱买房的父母，带了5000块钱、两个皮箱、两箱书来到北京。一切忙乱极了，在决定出发的前几天我还在为当时兼职的一家刚筹办不久的小公司补账。甚至在上火车的前几个小时，还在打包。如果没有H的帮忙收拾，我可能完全乱了方寸。当我发现唱片公司的文案也就是将艺人的简历、照片、剪报归类整理，写通稿，寄单曲，拿着媒体联络单与一个个完全不认识的记者、DJ相互熟络时，真是挺失望的。但这并不是我当时不能忍受的关键，我不能忍受的是以为为了爱情千里迢迢从南到北，却还是落得一人孤单。就像当初我在深圳，如果有一段我认可的恋爱，或者已经结婚成家，也许，我会将会计当做一辈子的谋生饭碗。毕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待遇不薄。至于喜不喜欢，倒不如说能不能忍受吧，如果前者成立，或许我是可以忍受的。可我从不否认来北京至少有一半是为了理想，具体地说，做一名唱片公司的企宣。
而这个理想今天看来也是被当年的爱情催生出的一种没准会日久迟钝的冲动。是。当年的爱情。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张洁的《无字》，才总算弄明白了所谓“当年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来，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当年的爱情”拒绝了我，但我还是奉若神明般地将自己祭了。实在不是善始善终的优良品质，只是一根筋的牛性的固执。倒是让我看清了某一类男人的面孔，但凡有一些可以依仗得了的，比如才华，或者权位，便君临于女人之上，即使是在占便宜的时候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