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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说拿婵祝灿幸恍┛梢砸勒痰昧说模热绮呕蛘呷ㄎ唬憔儆谂酥希词故窃谡急阋说氖焙蛞不岚宄鲆环┥嵴叩拿婵住：罄矗医暗蹦甑陌椤毙闯闪艘黄∷怠�离开李木的日子并没我预想的那么痛苦。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不是我离不开李木，是我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中间，我曾经给李木写过一封信。李木，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你根本就是个浪子。这么多年来，你已习惯了不背负责任与道义的欢娱游戏，习惯了没有家只有居所的游荡。你的无情也许是因为你的心曾被伤害，于是，你把心藏了起来，藏到一个不会感动也不会受伤害的地方。也许，你的心早就丢了，没了心也就没了心痛。如果，至此一生，你都以游戏为乐，我想，你把真情真爱都给了你自己，你最爱的人其实是你自己。这便是你一生的幸与不幸吧。信没有寄出。李木心里跟明镜似的，活得比谁都明白，他不需要被解析，你叫他浪子也好，骂他流氓也罢，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的。如果你的心是铜墙铁壁，可以刀枪不入，那你尽可以跟李木这样的浪子周旋，自得其乐。男人永远只是你生活的一个点缀，怎么摆放，摆放在什么位置，要不要这个摆设，全凭你的喜好。如果，你还没有进退自如，悲喜无关得失的洒脱，那你根本玩不起这种游戏。虽然，比李木这样的男人还道高一筹的巾帼大有人在，但我清楚，我不是这样的巾帼。永远不是小说换回了1300元的稿费，为我和张东亮一起度过的贫穷的2001年实实在在做出了功劳。
为此，我非常感谢“当年的爱情”。张东亮是后来的事了。在我还意志坚定地以为可以用跳绳和热水带度过1999年的北京冬天时，在我还没有真正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前，命运不会安排他提前出现的，一分一秒都不可能。我是10月失业的。记得办公室负责人在找我谈话的前几日，我在给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向他建议能否实行弹性工作制。因为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写崔岫闻的稿子，常常早起，为了贪睡10分钟而迟到。当时，老板都说了些什么，我早忘了，但估计失业与我当时傻乎乎的建议不无关系。崔岫闻是我失业前几个星期认识的。当时，刚刚来唱片公司不久的一个北京女孩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打电话约我出来聊聊天。
谁知道为什么看上去非常“冷酷”的女孩会在公司的一堆人中选择亲近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太不相同，没有相互知根知底的近亲排斥。女孩是“80”一族，在酒吧泡大，很小年纪就开始了与外国男友时间长短不一的同居史。对于男人和世事过早的浸淫让不到20岁的女孩已提前发育成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阅历的女人，有一双熟悉一切，厌倦一切，淡漠且老沉的眼睛。在王府井的一家冷饮店里，女孩跟她的小学同学聊起某个正在对她展开追求攻势的艺术家。两人一边聊，一边偶尔发出正在说悄悄话的少女才有的揶揄的笑声。我在一旁听着，插不上任何话。下午，女孩告别了她的小学同学，说是带着我去四合苑看某个艺术家的展览。我也就闷头闷脑地跟着。1999年秋天的我多么孤单，孤单得简直像个木头人，苍白，敏感，贫寒，除了生而有之的逆来顺受的坚韧神经，一无所有。女孩在艺术青年与老外和各色有钱人等混杂的展厅鱼一样穿梭。
一个“party animal”旁边跟着一个明显怯场的乖乖女，这种毫不搭调的组合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显眼并且多余。展览过后的盛大晚餐上，张东亮与我同坐在一张超长的餐桌上。但是，那一晚，我们对彼此没有留下丝毫记忆。崔岫闻坐在我旁边的旁边。来北京之前，我曾在深圳市图书馆的一本艺术杂志上见过“塞壬女妖”的报道。4个黑发如瀑的女画家将长发妖娆地舒展在地上，从高处俯拍的一张巨幅黑白相片给我的印象很深。崔岫闻便是当年的“塞壬女妖”之一。我自然是激动万分。就像《无字》里的吴为一样，“一生迷信文化，哪怕是文化的影子，也足以让她热烈渴望”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主动索要了崔岫闻的电话，并向她说明，我想采访她。崔岫闻答应了。我怎么会脱口而出要采访别人，我那个时候不过是唱片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哪里懂得什么叫采访？如何采访？我不过是想以此为由接近一个人，以及这个人所代表的另一种让我觉得奇异的生活方式。那天晚上，是我早就被命运输入密码的本能，而不是我的理智在对崔岫闻说话，说得毫不羞怯，像模像样。
我真的去商场买来了采访机，真的跑去崔岫闻家做了采访。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写稿子。写得很痛苦，像一个使出全身力气分娩的产妇，无易于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性作为维系男女关系最直接也最隐秘的纽带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中往往是一种很难把握的边缘题材。这种难度不光是艺术美化的一种尺度的把握，更重要的是作者超于表层状态展现的思考很易在人们对其特定符号的惯常反应中消解。小崔对性别关系所持的理性态度隐含在其特殊的画面语言中。画面虽为一男一女两主角，但又分明感受得到画外第三只眼的窥视与观望。那第三只眼其实就是与男性同处私密空间里的女角超脱于性别空间的另一个自己，她在一步步完成女性生命历程的成长与蜕变过程中反思性的意义与性的虚无。”通篇都是硬冷的理性句子。
而在几个月前，我在深圳做会计之余的夜晚写给《音乐生活报》的投稿还十足地风花雪月。“那是1996年秋天。当日子一天天淹没了日子，当北京已成了归不去的梦想，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那个始于秋天的故事，并且闻得到北京初秋有着一丝清洌的空气的味道。”以至于时隔几年后的2004年秋天，在某个聚会场合巧遇当年在《音乐生活报》刊载我文章的编辑时，她还问我——你现在还在写那些特清纯的文字吗？是的。1999年夏天的我还很天真。虽然那时候我已经26岁了。但是，1999年秋天的我至少知道了什么叫天真得可耻。我拿着写好的稿子约见崔岫闻的那天下午，刚失业一个星期。来北京时带的5000块钱都用来填补在唱片公司上班时入不敷出的大小窟隆了。甚至买采访机时，我用的还是向雯雯借的500块钱。那时候，我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学会节俭生活的技巧。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杂志的主编
崔岫闻将稿子交给了一位正打算办一本杂志的主编。很快，我就成了那家杂志的编辑。是主编私人投资的一本黑白夹彩页的杂志，在鼓楼附近的半地下室里。全杂志社也就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两位编辑。我做采访，那个女孩负责从网站扒资料。没有摄影师，图片除了被采访者提供，一律从网站下载。非常省钱但落伍的做法。月薪1500块，没有稿费。12月末的一天下午，我从杂志社回来，路过菜场，买了点木耳。为了省钱，离开唱片公司后，我就买了一个小的液化气罐和炉灶，向房东保证，在他做完晚饭后才占用厨房。估计是吃了假木耳，晚饭一个小时后就肚子疼得要命，上吐下泻。因为肠胃炎症，加上受寒，第二天一早醒来，后背冻得像冰块似的，完全没有知觉。北京前一夜刚刚下过雪。是个晴天。我起床后勉强支撑着做了一锅稀饭。还没等吃进口，就收到了崔岫闻呼我的信息，让我帮她整理一些电脑资料。听说我背后受寒，崔岫闻说，正好到她家住两天，缓一缓。
人的确是很容易受物质腐蚀的。到了崔岫闻家，我就觉得，北京12月的天，屋里有暖气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要求。第二天晚上，崔岫闻说，晚饭会有一个朋友一起来吃饭。然后就见一个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手里拿了一瓶红酒。自来卷的头发。鱼形的细长眼睛，从不长时间直视对方的眼睛，习惯性的闪避和低垂。眼睛里没有诱惑人的多情汁液，是个带一些羞涩的温柔的男人。崔岫闻忙着做饭，我去打下手，她就笑着把我推出来，让我去聊天。那种笑让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她随口说的要给我介绍男朋友的话。当时我应和着，可是睡了一觉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就连她说晚饭会有朋友来时也没有想入非非。估计，那时候我受寒的神经都用来体会有暖气的室温了，对于其他的，都比平常反应迟钝。重新坐回电脑前。CD唱盘里，席琳·迪翁的高音正爬得叫人心颤。他站在我背后。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张东亮。做什么的？画画的。他看起来并不像我想像中的画家。想像中的画家什么样？反正不是像他看上去这么正常这么谦逊，头发应该再长一些，再乱一些，眼神要再漫不经心一些，哪怕放肆一些，衣服的样式可以再夸张一些，再脏一些，最好衣襟上有两笔不经意涂抹上的油彩。我哪里见识过什么画家，不过是我脑袋里对外化特征基本如是的诸艺术青年们的大同印象。跟张东亮在一起之后，他对我说，在见我之前，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北京姑娘。姑娘对画家很崇拜，结果，见了面，姑娘看着张东亮，有些失望——画家不都是长头发吗？你怎么是短发？所幸的是，在遇到张东亮前，我并没有热爱绘画，也没有期望找一位画家做情人或是丈夫。然后，我就像这个家的女主人一样，转去客厅给张东亮倒了一杯水。一切正常，基本上没有心慌意乱，没有刻意为之的矫饰。张东亮告辞的时候，是我在门口送的他。我说，你可以把领子竖起来，这样暖和点。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竖起领子，说了再见，转身下楼了。在我和张东亮结婚几年后，“把领子竖起来”依然是我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事后，我在想，当初，怎么会是我一个人与他告别呢？崔岫闻当时在做什么？张东亮走后，崔岫闻问我，你觉得他怎么样？挺好的。我说。不要太过深究“挺好的”这3个字所包含的可能细密复杂的情感，也就是对对方提问的一句还算属实的回答——不算坏。
崔岫闻也给张东亮打了电话，问，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样？张东亮说，还行吧。据张东亮后来跟我说，当天他正在画画，约见一个陌生女孩的心思一点也不强烈。说实在的，那时候，他对找一个女朋友已经不再上心了。最让他乌云压顶的是画什么，画得怎么样，出手的一幅画能否让观看的人给予他慷慨的鼓励和认可。一个29岁刚进入艺术圈不长时间明显内向自闭的穷小子，他最急缺的是自信和性，而不是恋爱。恋爱比性麻烦多了，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渴望和消受与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说，他对于和一个意中人恋爱的所有美好的假想都在安阳市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中消耗得差不多了。除了一小截美好却短暂的初恋，后来与同单位的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孩有过两年让他有点累的恋爱，张东亮称得上比较隆重的情史就是约见过安阳市的近100个姑娘。中间，偶尔有过一些小插曲。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张东亮就非常渴望成家。结果，他还是成了周围早早结婚当了父亲的朋友中落单的大龄青年。如果28岁的张东亮已成家，或说有一段可以发展为婚姻的正式罗曼史，银行宣传干事的工作再无趣，估计他还是可以忍受得了的。他还是不会来北京。张东亮实在不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1998年2月18日清晨，安阳市开始落雪，雪花越下越大。当初在安阳市美术中专一起上学的几位同学在火车站为张东亮送行。5个小时后，张东亮背着包走出北京火车站。迎接他的是比雪更冷的冬雨。张东亮住在哥嫂并不宽敞的家里。我见过那年冬天张东亮的一张相片，很老相，一看就是心理生理备受压抑的面孔。
一个多月后，还是二哥张洹带着张东亮在龙王庙找了一间平房。我问张东亮，难道当时你没有意识自己单住吗？没有。我到北京就是找我二哥来的，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让我很吃惊。可能因为我在14岁离开新疆去辽宁时曾在亲戚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独立”这两个字的要求格外强烈。可以理解的是，张东亮自小崇拜他二哥。二哥比他聪明，比他身体壮，比他有出息，也比他有魅力。我也曾经有过崇拜我哥的年头。上大学的时候他的每一封信都是我的指路明灯。但是，自从我在深圳开始上班，我就发现，他变了，我也变了。他已经从大学时代的文学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商人，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对他惟命是从的妹妹。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得多么对，如果我在经济上没有独立，还要靠他的帮助和接济，对他的感恩中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