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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得多么对，如果我在经济上没有独立，还要靠他的帮助和接济，对他的感恩中一定会掺杂着对他所说的一切的接受和认可。我哥出钱给我报名的注册会计师考试，我压根就没有去参加。因为我已经受够了为了文凭为了加薪为了什么惟独不是为了快乐的学习。
说到底，我可以做一名平庸的会计，但我绝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且很享受本职工作的会计，即便我非常努力非常听话地考取了注册会计师的文凭，也绝不可能。何况，我不想再做那个连考大学报志愿都不知道报什么全权由哥哥做主的那个妹妹了。我已经被父亲和大我7岁的哥哥，我的“小爸”管教了20多年，他们让我东，我从不偏西。我的突然逆反让我哥包括父母都措手不及。我哥的伤心比我父亲更甚。我哥太看重我了，他太希望他妹妹能成为吴士宏那一类的优秀职业女性。可惜，我对事业成功远没有那么令人激动的向往，只要一份还算有兴趣的工作赖以谋生就乐得知足了。谁让人各有志呢？确切地说，人各有命，我的辜负实在不是我的本意。
在深圳两年后，当我放弃了我哥给我找的工作来了北京，成了卖字维生的撰稿人，又嫁了一个穷画画的，我和我哥就彻底分野两路。在他看来，我太过务虚，在我看来，他太过务实。除了祝福彼此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话的兴趣和耐心。作为成功的艺术前辈，至今，张洹仍是张东亮引以为豪的榜样。当然，默默无闻的张东亮对功成名就的张洹的崇拜也曾让他在张洹去纽约后的至少四五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自惭形秽的自卑情结中。他需要一长段艰难的分娩期才能新生出另一个自己。从相亲了100个姑娘还没有结果足以看出，张东亮对女孩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容貌的要求。
所以，当崔岫闻问他，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样时，张东亮说，还行吧。张东亮的潜台词是——长得一般，不过，人看起来还善良。崔岫闻听张东亮也没有决然否定的意思，就将我的电话告诉了张东亮。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传呼的时候，正在剪头发。是张东亮。后来，我问张东亮，当时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既然我没有他所期望的貌美，换做在安阳，很有可能他就免见了，对不对？张东亮的回答也很诚实。那天也是闲着无聊，就想，打个电话吧。这实在不是一场设定了预期指数的恋爱。只是有婚姻缘分的两个人终于因缘际会走到了一起。从单独见面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一起了，一直到今天，从清晨到凌晨，几乎每天的24小时，我们都在一起。我总算明白，其实，你在什么样的时间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是天命。因为坐错了公车，加上路远，差不多7点半才到了约定的地点。还站错了方位。
等张东亮骑着自行车从滨河小区赶出来时，望了一会儿，才看到我在一侧的马路上，正背对他站着。那时候，张东亮和马云飞夫妻已在通州滨河小区的一幢两室一厅的民宅里度过了9个月的合租时光。等吃了晚饭，有人约着去唱“卡拉OK”的时候，才知当夜是圣诞节。准备出门的时候，我低头系松了的鞋带。张东亮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后背，他的手掌穿过我的大衣、毛衣和线衣，还是给我单薄的后背一掌并非虚拟的重力和温度。这是我们第一次身体接触。后来，张东亮跟我说，他拍我后背的那一刹那，在想，这个女孩可真瘦，要是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要让她胖起来。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早晨的实际情况
凌晨6点，天蒙蒙亮的时候，大伙儿才四散开来，各回各家。张东亮的单人床旁边有一张地铺。他问我，你睡床还是睡地铺？我说，睡床。那天早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一起抱着睡在了地铺上。我和房东争执起来。房东又喝醉了。起因是我从厨房接了桶水，因为水接得有点满，在拎着水桶从厨房走到我的小屋的路上，院子的水泥地面上撒了些水，然后，很快结了冰。房东是个40多岁的北京男人，妻子早年过逝，和开出租的胖儿子住在一起。平日里还算和蔼，喝了酒就面相凶险。我有点害怕。感觉这个地方住着很不安全。人也奇怪，如果这事发生在认识张东亮之前，估计我既不会跟房东争执起来，也不会觉得住那儿有多么不安全。或者说，人在自觉有了外力保护的情况下，反而会变得脆弱。
2000年1月，张东亮和马云飞夫妻的“同居”史到此结束。我和张东亮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我把张东亮的二哥去纽约前留下来的红色化纤地毯摊在客厅的地面上洗刷干净，然后铺到卧室的瓷砖上。那时候，我们可真穷啊，惟一的家电就是一台收音机。红色地毯是我们2000年最豪华的家饰。我就坐在卧室的地毯上写稿。我的字很潦草，个头又大，写一篇4000字的稿子，满地铺的都是纸，非常声势浩大。张东亮看我写稿子这么麻烦，狠狠心花7000块给我买了台电脑。说狠心一点也不过分。当时，张东亮的存折总共10000多块钱，那是一个还不能靠卖作品维生的穷画家必须省吃俭用的家底。我比张东亮更穷，倾囊而出，也就1000多块。有朋友对张东亮说，才认识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舍得花这么多钱给她买台电脑，你不怕临到头人家跑了连电脑也一起卷走了？张东亮有过这样的担心吗？举头三尺有神灵。很快，他就将体会到他的这一不为私己的慷慨之举所回馈给他的报答。春天向夏天过度的时候，鼓楼那家杂志越来越难维持，最后发了1500块钱，主编说了一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之类的话。我也不急。那时候，我已经和一家网站的娱乐频道合作了一个多月。编辑将3个版块的栏目包给我，除了一些资料编撰，主要还是负责人物专访。每月月初给我按时邮寄上一月的稿费，平均下来，每月至少4000块钱。不过是依照一个朋友告诉的电话号码没抱什么期望地询问了一下，编辑也不过是读了我写的3篇稿子。北京有那么多的编辑、记者、撰稿人，她怎么就偏偏采用一无关系二无资历的我？而且非常帮忙地给我争取到了优厚的稿酬。
编辑是一位北京女孩，非常干练，且有一副热心肠。当你的舌头舔食到糖果的时候，生活总是一并为你预备了除了甜蜜之外的其他滋味。半年后，网站开始缩水。编辑来电话说，娱乐频道很快就要撤消了，门户网站正在改革为商务网站。我去报刊亭买了几本杂志，依照版权页的社址电话直接打过去，遇到礼貌耐心的编辑，就将写过的稿子email到对方的信箱。那时候，我不认识一位杂志社的编辑，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完全是生存的本能而已。有一次，将刊登了采访文章的《母语》杂志送给黄燎原。那一期杂志，我一共做了3篇人物采访。黄燎原问我，《母语》稿费高吗？我说，3篇稿子1000多点儿钱，顶多千字100块吧。黄燎原特别惊讶，这么低，你也写，少说也得开到千字500块。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拿过千字500块的稿酬。
至少，再有各类时尚杂志找上门来要求写稿时，我知道有个千字300块的行价做参考。可是，几年前，我哪里知道什么叫行价，哪里挑剔得起稿费？能有得写，能将稿子卖出去，就已经很满意了。后来我发现，当年像我这样既没有媒体资历和资源，也没有同行圈子，单枪匹马地做自由撰稿人，的确很吃累，完全瞎子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全凭胆量和毅力。昨天，我仔细读了一遍我和张东亮在一起之后的日记，5年零1个月，47篇。我只有在心情沮丧的时候才会记日记。
也就是说，过去的5年时间里，至少有47天的时间，我的心情是相当糟糕的。最后一篇日记是2004年4月1日。这说明，从2004年愚人节一直到今天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的心情还不错，起码称得上平稳。可是，若按惯例，我的心情应该相当沮丧相当糟糕，至少这种坏情绪应该顺延一小段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连续两次失业。关键还不是失业，是一旦失业就面临收入断档。其实，失业的第三天我就又开始摩拳擦掌重操旧业继续撰稿了。但是，3月写出的稿子，至少五六月才能收到稿费。虽然张东亮的卖画收入足够我们两三年一分钱不进也照样生活下去，我完全可以松口气。但是，张东亮卖出第一幅画的那天起，我们就商量好了，他的卖画收入是我们的储备金，不到万不得以，是雷打不动的，我的稿费用来吃、穿、住、行。
因为卖画收入不固定，你不知道画好的一幅画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时候能卖出去，收到一笔钱之后，下一笔还要等多久。所以，我们像两个守财奴一样对那些来之不易的钱非常珍惜。再一次失业后，张东亮宽慰我，正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也不要写。可我受不了每月花存款的生活。那些存款是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安全感，我怎么可以耗用它。后来我才清晰地看到，再遇到佛法之前，我给自己搭建的安全感是多么脆弱。难怪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我至少有47个心情沮丧的日子。其中，多半是和张东亮吵架过后的痛不欲生的时刻。说痛不欲生实在不为过。从那些浸着泪水的日记里，我试图回忆当时的情形，怎么会那么伤心欲绝，好像整个世界都负了你，你所有的委屈只能一个人吞咽。我独自卧倒在朝北的一间屋子的小床上，试图哭得声音再大一些，好让这些哭声穿过走廊穿过张东亮的耳膜折磨得他睡不着觉必须过来给我赔礼道歉不可。可是，当张东亮真的过来哄我时，我又背过身去，不理他。
张东亮说我发起脾气来像个无赖。说得对，那时候，我不是无赖又是什么？不仅是个无赖，在有两次发了疯似的争执打骂中，我简直像个骂大街的泼妇，极尽言语恶毒阴损之能事。仅有的那两次，张东亮把我推倒在地。应得的报应。现在，我想想自己当时的情形都脸红。可是，在外人面前，我不是一向礼貌温顺善解人意吗？真是一念间为佛，一念间为魔。不过，在所有的家庭战事中，我用于出气的武器不过是棉靠垫、枕头，顶多是筷子，我从不摔易碎品，而张东亮一共报废了1个暖瓶，3个碗，1个盘子。可见，我发起火来其实非常虚张声势，而一向温和的张东亮一旦爆怒，至少也是手榴弹。每次吵架都是我小题大做。2001年隆冬的一个夜晚，我被恶梦缠绕，吓得惊声尖叫，心有余悸，下意识地用手推张东亮。大概他睡得正酣，被我一声惊叫吵醒，有些不快，嘟嚷了一句——至于吗？翻了个身，又睡了。我开始流眼泪。我觉得身边的这个男人怎么这么自私，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不仅不闻不问，还那么嫌弃。
越想越伤心。干脆起身穿衣。边哭边留字条。那张字条现在看来非常像遗书。凌晨3点，我一个人走在小区静得让人汗毛直竖的路上。是个阴天，夜空黑压压的，星星很少，路灯惨白，每幢楼房都像一个巨大的怪物。心里直打哆嗦，又害怕，又后悔，一面又豁出去地大步前行。上了车才知道是辆黑车。没有计价器。所幸，遇到的不是一位歹毒的司机。终于在日坛路的“31种美国冰淇淋”店里看到了让人安全的灯光。除了店员，只有一对情侣。我坐在灯光昏暗火车箱式样的高背坐椅上，一段非常难熬的时光。伤心吗？一点都不。就是困倦，而且恍惚，搞不懂大半夜的自己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也是那一天，我发现，这种非常小说和电影的戏剧情节，其实是一件既伤身又伤神的事情。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都适合做一个正常人，过不正常的生活实在辛苦。5点半多，路上已经开始有了早起做工和锻炼的行人。我拖着疲累的身子慢慢地从日坛路踱到国贸，坐第一辆早班车返回了通州。到家时，张东亮和一个朋友正要出门吃早餐。他们为我已提前透支了能量。是我关门的响声惊动了张东亮。他原以为我不过是去另一间屋子哭鼻子，顶多又在电脑上写控诉日记。可是，怎么会有开门关门的声响？等他穿好衣服，匆匆瞥了眼我留下的字条，跑出楼道的时候，已看不到我半点影子。唉，我走的是小区的前门，他走的是后门。活该让我一个人在冬天黑黢黢 的凌晨3点的夜路上担惊受怕。可是，我凭什么连累张东亮和那个朋友？
小区的后门就是滨河。因为有工厂排出的废水，即使在冬天，也不会冻冰，张东亮担心我做傻事，沿着滨河一直喊我的名字。他还真把那张字条当了真。我哪里真想寻死，我根本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写出那样吓人的句子恐怕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