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笆狭恕Ｓ冒滓寺褰裉斓难劬赝ィ鞘焙颍杏胍帐跤泄氐南埠枚际敲挥心勘暾也坏匠隹诘拿ざ硖灞灸艿娜惹樵对洞蠊硇浴�1994年，之前在洛阳影楼上班的朋友移师北京，鼓动白宜洛赶紧来北京，说北京正流行婚纱摄影，影楼如雨后春笋。收到朋友的口信时，白宜洛已经在洛阳拖拉机厂工作了5年零5个月，并且已被提拔为一个手下有十几人的车间班长。白宜洛毕竟是个老实孩子，再不喜欢，踏踏实实完成本职工作的责任心还是有的。5月的一个星期六，白宜洛照常上班。两天后，白宜洛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没有辞职申请，也没有口头交待，白宜洛直接消失了。一直缺乏勇气远走的白宜洛想用这种破釜沉舟的办法彻底了断自己有可能后悔的犹豫不决。直到厂领导当做一个人身失踪事情跑去家里了解情况，才知道，白宜洛这小子一个人背个包去北京了，至于到北京干啥去了，白宜洛的家里人也说不清楚。10年时间，白宜洛与拖拉机厂完全失去了哪怕是一丁点的联系。直到今天，10年前的同事和领导，就算是白宜洛的父亲也还是不明白儿子127具体在北京做啥工作。1995年10月。
白宜洛所在的影楼为他招了一个摄影助理。北京女孩。22岁。这个22岁的北京女孩就是徐丽军。徐丽军以白宜洛女朋友的身份不止一次地问过白宜洛，你当时为什么会看上我？因为你看上去不像北京人。这与徐丽军对白宜洛第一眼的好感一模一样——他看上去不像北京人。“北京人什么样？”“按北京人的说法就是有面儿，说直接点，就是比较虚荣，在各种场合，在各种身份的人面前都能吃得开，能摆平各种事情，特能说，有时候说的话特别大，让你听着特虚伪，而且很有优越感。”徐丽军上班第一天，白宜洛穿着宽松肥大的衣服，脖胫后扎着自来卷的马尾，戴一副圆框的黑边眼镜，揉和了漫不经意的艺术青年的痞劲和斯文的儒雅。语速和缓，不是北京话，也没有听得出具体来处的乡音。待人温和，很有耐心地教从来没有做过摄影助理的徐丽军如何与客人沟通，如何教客人摆姿势，如何布光。在白宜洛之前，徐丽军与一位南方男孩谈过一段短暂的恋爱。男孩写得一手好字，擅长画水墨画，还非常浪漫。比如徐丽军给男孩带几个苹果，男孩会在当天的日历上画一个苹果以示特别纪念；比如男孩将自己写满格言的手抄本摊开让徐丽军选一则最喜欢的，然后郑重地写下来，裱好了送给徐丽军做礼物。这种过于斯文的浪漫与徐丽军分泌爱意和感动的敏感神经完全不搭调。徐丽军是白水一样心思简单的家常女孩，陪她逛街的时候给她买串糖葫芦可能更能打动她的心。
128 》所以，1995年的那年冬天，当白宜洛给徐丽军送了一条围巾时，徐丽军觉得这个年长自己5岁的男人很体贴，日后一定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因为他细心地观察到了那年冬天徐丽军只穿一件大衣，没戴围巾。徐丽军把那条现在看来颜色早就过时了的围巾当做她和白宜洛的定情物，一直保存着。在影楼上班一个多月后，徐丽军对朋友说，她在影楼交了一个男朋友。朋友问，怎么样，有面儿吗？没面儿，徐丽军说。朋友就特别不屑一顾，你一个北京姑娘，长得又不难看，怎么找个外地人呀，况且，还是河南人？第二年开春，在徐丽军的家里，回样的质问从徐丽军父亲嘴里吐出。从小，父亲对徐丽军未来能成为什么样的优秀女性并没有拔苗助长式的过高期望和苛责，只要守着本分安安稳稳生活就好。虽然，在婚嫁一事上，徐丽军的父亲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都希望女儿能嫁个好人家，但这个好也只是人品好，能给女儿一份稳定的生活。白宜洛刚刚离开。徐丽军对父母摊牌，刚才那个就是我男朋友，在一起工作的影楼认识的，春天淡季，影楼大裁员，我和他刚刚失业，想自己攒个摊子单干。徐丽军也承认这种时候对父母摊牌实在不够明智。但让徐丽军意想不到的是，不论她如何阐释白宜洛的好，如何表白就算终了是父母预测的不良结果，她也心甘情愿，父亲说什么都不肯接纳白宜洛。并且，最让徐丽军难受的是，父亲对她的话完全不理不睬。徐丽军的父母都是特别不擅于表白的人，家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生争执打骂这样的事情，但那种气氛沉闷的冷战只能让徐丽军朝着令父母伤心的路走得更远。冷战最激烈的那段日子，徐丽军对父母说，她去朋友家住两天。实际上，父母并不知道徐丽军含混而指的朋友正是白宜洛。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Ⅰ非常简陋
白宜洛在近郊的农村租了一间小平房，非常简陋，冬天连暖气也没有。来北京一年多的时间，白宜洛一直跟北京的前卫艺术圈有联系。但还能回想起1995年的白宜洛的可能也就是庄辉，白宜洛在洛阳拖拉机厂的工友，也是洛阳市的艺术活跃分子，以及当年与庄辉交往频繁的朱发东。白宜洛当时对这两位前辈的状态很向往，甚至称得上崇拜。前卫艺术青年们在当时社会的确显得很另类，白宜洛就觉得还有人能这样生活，虽然他们都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手机，也没有固定电话，呼机响了要跑到胡同外边的公用电话去回，但他们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对艺术特别有热情，来往也很紧密。10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艺术市场越来越开放，前卫艺术的前卫二字越来越消减了当年的分量和锐度，甚至越来越成了时尚媒体用于点辍页面的时髦符号，艺术作品的货币价值在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间也逐渐有了层次多元的分野。当年集体主义的团结正被务实忙碌的个体生活所取代，像白酒一样浓烈的友情已渐渐淡薄成了白水的滋味。10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夫。虽然跟在洛阳拖拉机厂的那5年相比，1995年的北京，白宜洛已经为他不安分的躁动找到了榜样人物，但也只是有了可以学习的目标，还远远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的勇气。
说白了，当时的白宜洛觉得自己并没有足以支撑他自信的粮草，白宜洛毕竟不是那种仅凭胆识和冲动就可以白手闯天下的草莽人物。洛阳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影楼，邀请白宜洛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合股做生意。当时白宜洛和徐丽军已经在北京失业几个月了。白宜洛对徐丽军说，我打算去洛阳先缓一缓，能赚些钱就赚些钱，你是跟我一起走，还是留在北京？徐丽军回家简单收拾了一些衣物，便跟着白宜洛去洛阳了。
半个月后，徐丽军给北京的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父母她和白宜在洛阳。是母亲接的电话，徐丽军也听不出电话那一边的语气有什么变化，但徐丽军知道，父母一定伤透了心。
第二年春节，徐丽军回北京过年。生意起步不久，也没赚到什么钱，离开洛阳前，徐丽军特意给父亲买了一瓶好酒。徐丽军的父亲说，酒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徐丽军不说话，把酒往父亲怀里塞，父亲把酒向外推。僵持不下，徐丽军捧着酒瓶往地上重重一放，因为生气，用的力大了些，酒瓶意外地碎了，满地飘着辛辣味的香气。从小爬树登高从来不哭鼻子连扎针都不掉一滴泪的徐丽军哭了，她对依旧铁青着脸的父亲说，你不要，我也放在这儿了，然后，转身离开了家。返回洛阳，徐丽军也在想，父亲为什么就是不接纳白宜洛呢？徐丽军终于想明白了，她和白宜洛还是没有成功，还是一穷二白，父亲觉得徐丽军早晚得为自己不值当的选择而后悔。洛阳影楼的生意的确并不顺利，除去入股时向朋友借的一万元，在洛阳租房的生活费，白宜洛花在摄影上的开销，在洛阳的两年时间，白宜洛和徐丽军留在手里的钱也就一万多块。打算回北京时，徐丽军对白宜洛说，她已经没脸再回家了。大概也只有结婚能让徐丽军的父母勉强接受这种生米煮成熟饭的现实。
3月，徐丽军回家取户口本到街道开未婚证明，父亲什么也没说，但还是将户口本交给了徐丽军。徐丽军了解父亲的心思，既然要结婚了，说明这个男人还不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4月24日，徐丽军和白宜洛各自多了一个红皮的结婚证书。没有酒席，也没有婚戒，只在洛阳租住的房子请朋友吃了一顿火锅。白宜洛的父亲给徐丽军塞了1。5万块钱算是娶媳妇的彩礼。
31那一年，白宜洛30岁。离开洛阳前，他对徐丽军说，我要在30岁的时候重新选择一下，我要回北京做艺术。在洛阳的两年里，赶上影楼淡季的时候，赋闲的白宜洛常常去街上闲逛，随身带着相机，看到有意思的画面就抓拍下来。其实，这才是白宜洛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感觉和思维去摄影的开始，之前拍婚纱完全是行活儿，就算一个什么也不懂的门外汉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的模式化操作。并且，在洛阳的那段时间，白宜洛的黑白冲印的暗房技术做得越来越老道。5月，白宜洛和徐丽军重返北京。一到家，徐丽军就将结婚证拿给父亲看。父亲没有太多表示，至少，僵持两年多的家庭气氛有所缓和，父亲开始与徐丽军对话了。不久，徐丽军父亲所在的北京地质研究所让职工一次性买断分配的楼房，依照住房面积，一共合计4万元人民币。当时，徐丽军家里只能拿得出两万多的现款，徐丽军就和父亲商量，这样好不好，家里出两万，我和白宜洛交余下的两万。这两万块钱给了徐丽军父亲很大的安慰。白宜洛和徐丽军手里的钱已所剩不多。两人都没有收入，出去租房是很不现实的。起初，白宜洛也曾应聘一家影楼，不到半个月，白宜洛就干脆不去了。其实，拍婚纱摄影是一种耗体力的工作，忙的时候一天要拍几十对，累不说，老板的苛责、流程化的刻板也让白宜洛忍无可忍。回北京的第二个月，徐丽军只好又做回了老本行，在望京的一家冲印店找了份工作。
徐丽军的父母家住在马甸，上班做公共汽车也不顺路，徐丽军只好骑自行车，一早一晚来回得两个小时。而且，这种私人的冲印店成本很高，利润却很薄，片子打错了，都要从操作员的工资和提成里倒扣，每月到手的工资非常少，每天工作，弦儿得老绷着，显影液里有种成分长时间接触对身体也不好。
132 》做到10月，徐丽军的初中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份在复兴商业城女鞋部站柜台的工作。徐丽军别无选择。洗相片打片子是她惟一熟练的谋生技能，又没有文凭，如果不打片子，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白宜洛的情况也不是当初他下定决心做艺术时所预料到的。虽然徐丽军的父亲对白宜洛的态度由过去的淡漠也开始转为和蔼，但让老人看不惯的是，回北京半年多的时间，白宜洛什么也不干，不是待在家里吃饭睡觉发愣就是去钓鱼。白宜洛在外面租了一个地下室做暗房，偶尔给人冲洗点相片。难受的还不是没钱的困窘，是对自己到底能不能做艺术的怀疑。尤其是在展览的场合，看到别人的作品，见到那些有名望的艺术家、那些身价飞涨改头换面的艺术明星，白宜洛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在艺术圈，没有作品，连跟别人对话的机会都没有。1999年初，白宜洛搬到通州的滨河小区。房子是兰州的艺术家马云飞替白宜洛找的。当时马云飞两口子和已经在双龙合租了半年的张东亮刚刚搬到滨河小区不久。
那时候，马云飞的《我和我的一幅画》已经以2000美元的价格被西客收藏。马云飞和张东亮合租的两居室成了白宜洛在滨河小区最常去的地方。白宜洛和张东亮当时的处境非常像，两个晚熟的人，都很大年龄了才决定做艺术，决定了，对艺术仍是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极度地不自信，都需要一长段艰难的分娩期才能新生出另一个自己。当时与白宜洛合租的同屋是马云飞在兰州师大的同学，来自金昌的老牛，画行画，一幅画的价钱以人民币为单位，价位也不高，但有固定
33销路。老牛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先跑步，再洗漱、吃饭，7点半开始工作，生活非常有规律。用当时崔岫闻的形容来说，老牛每画一笔就有两大毛钞票进了口袋。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Ⅰ老牛的理想
老牛的理想就是攒够了钱带着老婆孩子去风景如画的甘南买块地儿盖个房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说实在话，白宜洛也很羡慕老牛，老牛的劳动回报是清清楚楚看得见摸得着的，但你让白宜洛拷贝老牛的生活，他还是一百个不愿意，他还是宁可做前途未卜的职业艺术家，而不是将油画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