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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这次返乡，难免不犯陈渠珍大忌。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
然而，沈从文没有料到，他此次没有去看望丁母，日后会引起丁玲的不满，成为受责怪的一个内容。
当沈从文奔波于北京湖南之间时，丁玲正被软禁在南京。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她没有忘记老友沈从文，尽管她曾经说他们近年来存在着一些分歧。国民党特务方面答应她给母亲或朋友写信，丁玲没有给他人写，而是只写给沈从文。不管她后来如何解释为什么想到只给他写信，至少这可以证明，在当时她还是相信沈从文，把沈从文作为自己的朋友的。丁玲说；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魍魉世界》，徐恩曾为负责监禁丁玲的国民党特务负责人——引者）张兆和也回忆当时他们并没有收到丁玲的来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从获知丁玲的下落。大约到1935年，才从在南京见到过丁玲的朋友那里得知丁玲仍然活在人间。知道丁玲的下落后，沈从文非常高兴，他和张兆和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在去上海途中，特地在南京逗留，去看望丁玲。张兆和说：“那是我们的孩子虎雏一岁多的时候，因为北京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我们送孩子到南方去。我和沈从文到上海，路过南京，去看软禁的丁玲。记得她当时住在太平桥一带，和冯达同居，姚蓬子一家也住在一起。我们见到她，她很兴奋。她的儿子小苇护这时已经从常德到了南京，我给小孩还拍了照片，至今还保存着。
我们在一起吃饭，看上去她对我们非常热情，没有感觉到什么别扭。我从上海回北京时，路过南京又去过一次，她正好不在家，我们便把一盒饼干留给孩子，没有等她就离开了。”（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丁玲对沈从文这次探望的回忆，与张兆和大有差异，她说这时两人都心存芥蒂，之所以如此，丁玲说是因为两件事情使她对沈从文产生了不满。一件就是前面所说的沈从文没有去看她的母亲，一件是她被捕后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她。
第三部分第21节 中国新的历史开始了
第一件事情丁玲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魍魉世界》）这件事，丁玲的母亲是听他人转述，可信程度难以确定，沈从文途经常德未能去探望丁母，有前面所说的原因。当年正在常德念书的刘祖春从另一角度谈到这一事情。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是凤凰人，1934年毕业于常德第三中学，他回忆说：“常德只有省立第三中学，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第二师范学校。我便是在第三中学师范部毕业的。沈从文当时在常德，如果住在学校里，我是文学社团的负责人，肯定会参加文学青年为他举行的聚会。1980年，丁玲发表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后，我曾收到一个校友的来信，他断定丁玲所说是莫须有的事。”（1990年5月29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刘祖春的这位校友叫余培忠，是当年常德第三中学17班的学生，比刘祖春晚一届。他在给刘祖春的信中说，沈从文此
次在常德，没有住任何学校，而是住在春申君墓旁边的一个由凤凰人办的旅馆。他与沈从文是老乡，在旅馆里见到了沈。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只在常德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他一直陪着沈从文，所以不可能有丁玲回忆中的事情。
余培忠的这一说法，从沈从文自己的文章里也可以找到佐证。《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记述这次故乡之行的作品，首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描写的就是那个旅馆的老板。文中写到：“这老友是武陵（即常德——引者）地域中心春申君墓旁杰云旅馆的主人。……三年前，我因送一个朋友的孤雏转回湘西时，就在他的旅馆中，看了他的藏画一整天。”这次沈从文一到常德，就“又让那个接客的把行李搬到这旅馆中来了”。沈从文的文章中还具体描写了他和这位老板友人见面的细节。
不仅如此，沈从文还写到：“只因我已十多年不再到这条河上，一切皆极生疏了，他便特别热心，答应伴送我过桃源，为我租雇小船，照料一切。”第二天中午，沈从文便由这位热心朋友陪着离开常德前往桃源，从那里再换船驶向故乡。
从这些叙述来看，丁玲听母亲讲述的往事，极有可能是一种误传。即使真有其事，也应该珍视沈从文夫妇于危难之时前来探望的一番情谊。
第二件事情丁玲说是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那里得知的，从她的叙述看，知道这件事的时间则是在沈从文来访之后。她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一九三三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过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先生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魍魉世界》）王会悟所说的这件事，楼适夷是亲身经历者之一。他的回忆和丁玲关于此事的说法是一致的。楼适夷这样谈到此事：“丁玲失踪后，上海组织了营救委员会，我算是主持人。大概在六月，我们在李达家中和他的夫人王会悟商量，把丁玲的母亲请到上海，由她出面向国民党要人。我们考虑到沈从文与丁玲的母亲熟悉，便想请他去接丁母前来。当时沈从文不在上海，就由王会悟出面给沈从文写信，她与沈从文也很熟悉。沈从文很快回了信，我是在王会悟那里亲眼看到信的。信中主要说两点。一是说，他已请胡适打电报给上海市长吴铁城，询问丁玲的事情。吴回电说上海方面没有逮捕丁玲。二是说，近年来，他与丁玲已没有什么来往。他没有同意去湖南接丁母。这使我们很失望。他和丁玲别的事情我不清楚，但这件事是我经历的，不会有误。”（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从这些回忆看，两件事情并非虚妄。问题是，沈从文是否如丁玲所说是不愿意帮助她，害怕受丁玲的牵连。凌宇对此有他的分析，基本上言之成理：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第三者转述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听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述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牵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
1937年海伦·斯诺到延安采访丁玲时，对幽居南京时的情况回忆中，丁玲却谈到当时她是坚决反对把母亲接到南京的，她把国民党特务的这一建议看作是他们的一种计谋。她对海伦·斯诺说：后来，这些特务假装我的被捕是出于误解，并希望把我母亲弄来南京说服我出卖共产党，但我拒绝这样做。他们希望向我母亲贿赂寄钱，因为家庭要我扶养。这，我也拒绝了。
他们这些努力都不能使我“悔改”和抛弃党。冬天到来时，他们希望把我送到湖南。我不答应，而要求释放。他们对我无法可施，于是我被送到莫干山，我在那里受到优待，但不许看报。他们仍要求我写信叫我母亲来南京，我拒绝了。于是，我被送回南京，我在南京收到了母亲的六封信，想来南京看我。四月份她来了，我很不高兴，因为没有阻止这件事。（《中国新女性》）自己反对母亲来南京，却又会对他人不接母亲来南京表示不满，两者之间似乎很难联系起来。
在这些事情上丁玲与沈从文发生的不快，如今说清各自该负多大的责任已无必要。令人遗憾的倒是，沈从文夫妇这次千里风尘仆仆看望幽禁中的丁玲，但在丁玲的回忆中，却因为她所说的原因，这次见面没有给她带来丝毫喜悦和兴奋，反显得并不愉快。她这样记述沈从文和她的会面：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事，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张兆和说，当时她和沈从文并没有与丁玲相似的感觉，而且过后在北京见到王会悟时，大家的往来非常自然，依然如旧。
丁玲的这些回忆写于为《记丁玲》而指责沈从文之后，这种情绪是否会影响对往事的追忆，不得而知。
在沈从文看望丁玲之后，萧乾也在同年春天来到南京。
萧乾在1935年夏天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经沈从文和杨振声的举荐，到天津《大公报》接替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而沈从文实际上作他的后盾。此次他到上海参加筹办《大公报》上海版，途经南京，他的另一活动便是看望丁玲并向她约稿。
萧乾回忆，可能是沈从文建议他去向丁玲约稿的。他说：“怎样和丁玲联系上的，记不准确了，可能是沈从文告诉我的。我得到她的地址后，就从天津到南京。
我约她给《大公报》写稿，她答应了。我到了上海，她很快就寄来了一篇文章。
”（1990年3月13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丁玲寄给萧乾的文章，即是短篇小说《松子》，于4月19日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是丁玲被捕将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人们可以从作品中“小三子”对黑夜的恐怖，感受到她的心境。
但实际上丁玲似乎当时并没有与沈从文发生矛盾，她与沈从文在南京的胞妹也来往如旧。她自己说，在幽禁三年后第一次离开南京前往北京，便是从沈从文的胞妹沈岳萌那里要到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这种免票凡是铁道部的职员都有，不论旅途远近，都可以乘坐。”（《魍魉世界》）丁玲这次到北京，据她所回忆，是她计划逃离南京的一个步骤。在北京，她住在李达、王会悟家中。她在后来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她在北京曾去看望过沈从文。
张兆和回忆她到过他们家中。
刘祖春这时已在北京大学念书，他说他第一次见到丁玲，就是1936年在沈从文的家中。他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他去达子营胡同二十八号沈从文的家，他见到一个穿着黑色旗袍的女子，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