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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春这时已在北京大学念书，他说他第一次见到丁玲，就是1936年在沈从文的家中。他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他去达子营胡同二十八号沈从文的家，他见到一个穿着黑色旗袍的女子，沈从文介绍说：这就是丁玲。（1990年5月29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这是沈从文和丁玲在1949年以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们的再次见面，将是在13年后，那是一个他们的人生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中国新的历史开始了。
从1936年在北京的最后一次见面，到1949年丁玲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历史胜利而重返北京，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十几年风风雨雨，十几年各奔东西，沈从文和丁玲的生活，其变化，其差距，都会使对方惊奇。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观念，显然因为各自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不同，而不可能再产生共鸣。
更何况当他们重新同在一个城市时，各自的命运反差竟会如此强烈。一个是历史凯旋者，一个是历史落伍者，甚或一度被视为历史的反动。
丁玲完全可以自豪地呼吸新生活的空气，可以高昂着头，带着胜利的微笑漫步在青年时代熟悉的胡同里。她和胡也频共同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她可以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或者一个晚霞美丽的黄昏，走到当年和胡也频居住过的公寓，告慰英灵。新的时代开始，人们会时时怀念为这个时代而献身的人。
第三部分第22节 丁玲进城了
丁玲可以默默地告诉胡也频很多很多。的确，她经历了一段艰难却又兴奋的生活。在延安，在战争烽火中，她用笔参加了中国历史的创造，并且一直是解放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尽管延安时期因为几篇文章曾受到过批评，但同未来的逆境相比，那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或者，在她看来，那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新的成就，新的荣耀会使她淡忘那几丝不愉快。
她的新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伊始，就被认为是她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据袁良骏编写的《丁玲生平年表》，丁玲在1949年7月重返北京城，这时她从莫斯科刚刚归来，在那里，她的这部新作已经被翻译成俄文，她为此撰写了俄译本前言。两年后，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将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她，许许多多的中国文艺家，会把它作为殊荣。随后，这部作品，会被译成德、日、波、朝等12种文字。
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荣耀，1949年7月，丁玲在北京参加了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文协（全国作协前身）副主席。随后又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春天，她担任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丁玲真正成了在海内外声名显赫的人物，她是新的共和国文艺的一个公认的代表。
沈从文则截然不同，曾经在文坛耕耘多年成就卓著的他，因为一度卷入政治论争，因为他的轻率或固执、偏颇，此时正被左翼文化界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而屡受批驳。当一个新的历史开始时，当昔日的朋友意气风发各领风骚时，他却陷入苦恼、恐慌的境地，他不知道自己该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
左翼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判，多年来或重或轻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前的论争大多局限于文艺观点的分歧，但1946年后，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因为沈从文发表一些被共产党人视为错误、反动的文章，对他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变得愈加激烈。
沈从文并不像一般所讲，仅仅是一个性格淡泊、甘于寂寞、成日埋头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的人。他也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在文学之外，他时常也沉溺于对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总是深深地带有他特殊的对抽象人生的忧虑，并且由于个人色彩太浓而至于不合时宜。
他甚至太固执而又单纯，太看重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的身份，他谈论政治，但未必深刻了解中国的政治，从人性角度谈论政治和社会，更容易引起误解而招致反驳。或者，他有些像唐·吉珂德，常常轻率地发表一些反映他的艺术家天性而不可避免招惹麻烦的意见，向许多风车挑战。30年代因他而发生的关于“京派海派”的争论、抗战时期“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左翼文化界与他积怨甚深，虽然只局限于文艺方面。
1946年之后，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
沈从文在1946年冬天，先后发表《〈文学周刊〉编者言》、《从现实学习》等文章，马上引起了左翼文化界对他的严厉批评。
在这些文章中，沈从文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文艺观，强调作家就应该埋头于创作，用实绩来显示文学的伟大；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内战大发议论，随意评说。他认为，内战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崇尚“知识和理性”的“乡下人”，他对战争双方都予以贬斥：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被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也都说是代表群众，仔细分析，却除了知道他们目前在奔走，将来即做国府委员，有几个人在近三十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又曾经用他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以己见？在事实上，真正丰饶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从现实学习》）沈从文的本意虽然是强调不能迷信武力能够治国平天下，但在复杂的历史现状中，他的书生之见，无疑会被视为“历史的反动”。他显然捅了一个马蜂窝！
连他的朋友巴金，远在上海，也为在北京的他而担心。巴金责怪他不该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问题发表见解。汪曾祺回忆，1947年他见到巴金时，巴金曾让他给沈从文带口信：埋头写小说吧！（1990年9月与作者的谈话）沈从文的文章1946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第二年2月，林默涵就在《新华日报》上以杂文《“清高”和“寂寞”》予以批判。更集中激烈的批判，在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展开。这是中共领导的对当时国统区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潮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批判沈从文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集中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作了犀利的批评，他用蓝、红、黄、白、黑几种色彩来勾画他们的政治面貌。其中“红”专指沈从文。郭沫若写到：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的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郭沫若把沈从文等划归到反人民的御用文人行列。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
无情的批判。激烈的言词。一篇会影响他们三人后来命运遭际的文章。沈从文必然要尝到这个苦果。
就在丁玲以胜利者身份即将重返北京城的1949年春天，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沈从文正遇到历史的讽刺，政治的鞭挞。汪曾祺回忆：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沈从文转业之谜》）凌宇在《沈从文传》中也写到这一事实：“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另一个学生马逢华的回忆可以证实，北京大学开始的对沈从文的批判，应是在解放军围城时期。除了抄写郭沫若的文章，还有其他批判性壁报。他写到：北平围城的后期，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半公开地在北京大学展开了活动。住在红楼的人，早晨起来开门，常会有一本小册子从门缝中掉下来，封面往往印的是老舍或周作人的什么作品，打开一看，里面不是《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这个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那些壁报，忽然又热闹起来，并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几个壁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还有一份壁报把郭沫若从前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他作品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怀念沈从文教授》，转引自台湾姜穆《“行伍”作家沈从文》）突如其来的这种阵势，沈从文害怕到了极点。一生中他经历过许多磨难，但眼前发生的情况却是他从未见识过的，他不知道他这片被卷起的枯叶，会飘向何处。
他显然更加恐惧在解放军进城之后，自己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料。他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这样说过：“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转引自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完全被多疑、恐慌所包围。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严重。楼适夷说，当时他和黄永玉都在香港，他知道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然而，沈从文精神没有解脱，他逐渐出现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现象。在家里，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他会紧张地说：“他们来抓我来了。”
他的希望没有完全破灭。张兆和回忆，当时他们谈过，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朋友和学生，他们寄希望于有人会帮他们说话。沈从文历来以非党非派自居，他批评过共产党，但也同样批评过国民党。虽然他与北大校长胡适关系密切，但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
解放军进城了。丁玲进城了。
第三部分第23节 天涯沦落人
张兆和回忆，他们在得知丁玲回到北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沈从文马上前去拜访，处在困境的沈从文，盼望着昔日的友人向他伸出热情的手。然而，这次重逢，却使他们感到失望。
沈从文第一次去看望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