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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有麟说，他就是在此时从胡也频这里打听到了确有丁玲此人。
丁玲实有其人，而且并不是休芸芸即沈从文的化名，此时却证实了，我便将胡崇轩告诉我的话，转告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还问我丁玲是怎样一个人。
荆有麟的叙述也有不确之处。如丁玲不可能在认识胡也频的第二天就离开北京，但胡是在鲁迅收信之后才认识丁玲并且一见钟情，则是可以确定的。
后来，鲁迅在知道丁玲实有其人后，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又失败了。既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大半是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了，可见她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对沈从文，鲁迅没有说什么，他不知道，他的这一误会，在这位年轻而又带有固执、自傲的湘西人那里，对心灵和情感会有多么深的刺激和影响。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曾问过沈从文当时是否知道此事，沈说他几乎立即就知道了。
为此，他感到恼怒。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同是作家，两人却一直保持一定距离，在有的问题上，还发生争论。尽管沈从文和鲁迅的矛盾，有着思想和见解的原因，但早年结下的这一误会，不能不影响各自的情绪。
尚未认识，就因一封信而产生奇怪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与丁玲的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意味的开始。
1925年5月，丁玲、胡也频都离开了北京，沈从文经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和梁启超的介绍，从城里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
1925年秋天，住在香山的沈从文，第二次见到了丁玲。此时，她不再像给鲁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忧郁和苦闷，而是从追她而去湖南的胡也频那里，获得了爱情的喜悦和兴奋。
姚蓬子是丁玲后来30年代在左联时期的一个友人，他曾听丁玲讲述她同胡也频同居前后的情况。姚蓬子说，丁玲在认识胡也频之前，曾一度感到孤独、郁闷。他写到：她又讲到到了上海之后，怎样和当时那一班革命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可是因为自己年纪小，同时别人也只将她看做一个小孩子，只同她玩着，闹着，这时她算是生活在一阵天真的热闹中。后来在种种打击下不愿意再呆在上海了，便飘然流浪到北京去。那一段时间，她完全沉到一种什么人也不理解的，也不愿意什么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着的颓唐中，一直到和也频同住。（《我们的朋友丁玲》）姚蓬子记述了这样的故事：丁玲时常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有时夜间喝醉酒，就在昏暗的古城里茫然地踟躇。有一次，大概是除夕夜，丁玲在朋友家吃过年夜饭，已是三更天，她已喝得迷迷糊糊难以自持。可是，她坚持要回家。
她挣扎着身子起来，一定要回家。不管大家竭力拦阻和劝诱，还是要走出门去。
最后无法可想了，朋友决定自己伴她回家，路上也好放心些，可她不答应。一个人坐上洋车，也不说地方，叫车夫一直往前面拉去。等到被冷风吹散了酒气时，睁开眼睛往四周看看，冷落的，只昏黄的电灯光霜似的凝在地面上，不知被拉到一个什么荒凉的地方了。（《我们的朋友丁玲》）如今，孤独和郁闷已离开丁玲飘然而去，尽管这不会久长。
丁玲和胡也频双双搬到香山，成了甜蜜的新婚夫妇。他俩一道前来看望沈从文，这次相遇，丁玲给他留下的印象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问她还喝不喝酒？她只微笑。问她还到芦苇里去读诗没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我心里就曾想说：“你从前不像个女子，只是不曾有个男子在你身边，有了男子到你身边，你就同平常女人一样了。”（《记丁玲》）最初，他们三人都住在香山，虽然不在一起，但来往频繁。对于丁玲，这段时间，是她和胡也频的爱情生活最浪漫、最富诗意的日子。在沈从文的记述里，他们贫困却不痛苦，在月光下，在古城墙与田野之间，他们无忧无虑，或哭，或笑，或雨中奔跑，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他们断了炊，便跑到沈从文的住处，同他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
如果两人吵架，其中的一个就会跑到沈从文这里来，诉说冤屈。
沈从文和胡也频在香山期间，仍在继续努力创作着。他们的小说或诗，虽然在报纸副刊上时有发表，但仍然未能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星。丁玲此时与文学创作则没有任何关系，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学才能，只是出于兴趣而埋头读着小仲马的《茶花女》、莫伯桑的《人心》、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尽管如此，丁玲却以她的杰出艺术才华，赢得了两位男子的钦佩。他们写出的作品，常常先拿给她阅读，并听听她的批评。沈从文承认，当时丁玲的文学欣赏水平比他和胡也频都要出色。他说：在文字方面还并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先证明了她的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两个男子。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丁玲女士则因为同人相熟较少，自己又不写作，并且女人通性每一篇文章总那么细心的看了又看，所看的书又那么纯。因此对于好坏批评，比起两个男子来实在公正一些，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糊。（《记丁玲》）沈从文还认为，丁玲当时虽然没有开始写作，但仅仅从她写的信，也可以看出她的语言能力。丁玲善于写平常问讯起居报告琐事的信，同样的话，别人写来非常平常，但在丁玲笔下，则生动而贴切。她还能极为简明扼要亲切地表述别人讲述不清的事情。这些，都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沈从文和胡也频每天做的办刊物的计划，丁玲没有太大的兴趣。虽然他们总是设想她是办刊物时的一个得力帮手，可她只是笑笑，从不认为自己也会走上文学之路。偶尔丁玲也帮他们筹划，但并不是兴趣所至，而是有时收到胡也频的退稿，为了安慰他才这样做的。
香山上的三人，处在亲密、融洽的关系之中。这是富有青春气息的生活，这是可以用浪漫的笔调来描述的文学家的一段很有意义的历程。三人之间，这时才真正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人们经常好奇地寻思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更有报上的捕风捉影的种种消息。
在两个情人之间，沈从文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呢？
沈从文是在用他特有的观察人性的目光，观察着面前的男女，特别是女性丁玲。
她虽常在爱情中目眩神迷，却仍然少了些东西，她感情中要一个同伴，来与她享受目前，计划未来，温习过去，海军学生则似乎特别关心目前，对于未来不能有所打算，对于过去毫无兴味可言。因此在那时节，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为了发散这两方面的感情，她对于一个能够同她温习过去商量未来的朋友，自然似乎就觉得待遇应当温柔些，亲切些。（《记丁玲》）这样的朋友就是沈从文。他可以和丁玲一道回忆湘西的山山水水和风俗人情。每到他们谈到这些感兴趣的话题时，胡也频就只好被冷落一旁，任他们操着乡音，快乐地交谈。
他们的亲切，开始曾引起了胡也频的不满。
第一部分第3节 引起胡也频的猜疑
这仿佛极不利于海军学生，有些时节因这些事情刺激了海军学生，海军学生皱了眉毛装作生病的事也一定有过。但过不久这孩子却聪明了一些。他看清楚了那圆脸女孩子，在我一方面，永远皆不能够使我引起像他那种烦乱的感情，同时且明白她需要我处只是谈谈闲话，我则简直忘了她是一个女子，海军学生就放心多了，同时几个人友谊也显得更好些了。（《记丁玲女士》）这段话中的“我”，在出版成书时，沈从文改成了“朋友”。
在香山住了一段时间后，三人先后搬进了北京城，并曾一起住进公寓，包括汉园公寓等。从此，他们在北京，在上海，都曾常常住在一起，而关于他们三人同居的流言也就因此而久久不断。对此，丁玲、沈从文都予以否认。
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他小时候所亲眼见到的他们三人的生活情况。他说，在父亲的公寓里，当时住了一批文学青年，诗人有朱湘、戴望舒等，另外就是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三人。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着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里边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看见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间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他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确是有缘》）沈和丁是否有胡和丁同样的关系，由于双方当年都已曾予以反驳，将之斥为谣言，所以现在、甚至永远都不能证实了。其实，人们不必过于着眼于这一史实的真伪。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友谊是现代文坛上的戏剧色彩，他们不同的创作变化和人生的发展，以及各自由此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北京三年亲切的交往，使沈从文能比他人更深切地以艺术家的目光审视丁玲，理解或分析丁玲。故而他对丁玲的性格和情感，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表述，对她的艺术天性和走向文学的过程，也有细致的体味和了解。
沈从文如同他观察湘西的一切一样，总是以人性而不是以政治意识来勾画丁玲的性格及其变化。他的回忆，他的描述，尽管不免带有小说化的艺术点染，但却能有助于人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了解沈从文眼中的丁玲。
正因为是朋友，沈从文才能毫不遮掩地写出他所认识的丁玲。他这样描述北京时期的丁玲：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亲切却不狎亵。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行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处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的作品上方能发现的。（《记丁玲女士》）当丁玲尚未闯入文坛时，1926、1927两年，沈从文与胡也频的作品则开始发表的比较频繁了。特别是沈从文，在1925年底得到徐志摩的大力赞赏之后，逐渐成为北京文坛引人注目的新星。1927年，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更是标志着他已经从一个湘西的“乡下人”，走进了他所为之奋斗多年而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和沈和胡在一起，丁玲虽然没有开始创作，却也同他们一起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除了前面黄伯飞提到的戴望舒、朱湘之外，他们经常来往的还有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蹇先艾等。当时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凌叔华，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她认识丁玲，便是沈从文介绍的。
那时，凌叔华还在大学念书。一天，她从学校回家，便看到沈和丁站在她家门口等着她。她们交谈起来。尽管她们在北京来往并不密切，但为她们后来的文学交往打下了基础。她说，丁玲几年后为左联编辑《北斗》时，便通过沈从文向她约过稿。（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当沈和胡大步走向文坛时，丁玲还在默默地局限于她的小小的情感天地。但是，沈从文却认为，丁玲正是在这种默默之中，在沈、胡及其文学友人的影响之下，孕育着一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