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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同样如此，除了在极小范围里宣泄他的不满之外，沈从文默默地忍受指责，明知许多读者会相信那篇文章而对《记丁玲》的作者产生误会。吴泰昌记述过当时经历的一件往事：1980年，一天上午，当时的《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来电话给我，我顺便谈起马上要去看沈老。燕祥说，正好，请你转告沈老，《诗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她谈到沈老解放前写的《记丁玲》一书，不真实等等（至今我还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他说，他们已听到一些反映，请我代他们作点解释。沈老有不同意见请写文章给《诗刊》。我见到沈老，就转告了燕祥的口信。我估计沈老和兆和已看过这篇文章了。沈老沉默不语神情严肃，严肃中带有几分压抑。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兆和在一旁连忙激动地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在这压抑的氛围里，我坐了十分钟。到我自己也感到压抑时，我忘了礼貌，也忘了谈事先想请教的问题，突然起身开门离去。（吴泰昌：《紧含眼中的泪》）当时担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证实了此事。他说自己为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而感到对不起沈从文。他说：“丁文发出后，我觉得没法向沈先生交代，每月我亲自给沈先生寄赠《诗刊》，那一期竟犹疑推迟了一段时间。后来正巧一次路遇吴泰昌，他说要去沈先生处，我便托他转致口讯，请沈先生谅解，并冒着胆子说沈先生不妨写点什么（我不敢保证沈先生如来稿能否发出，但我想有丁文在前，沈来辩诬当可争取发表）。”（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就这样，沈从文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一年，两年，八年，一直到他1988年去世，在这件事情上他和丁玲的尖锐矛盾，从未公之于世，尽管丁玲在他之前的1985年就已逝世。
黄永玉在沈从文死后这样说过他的表叔：“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这一些忧郁的碎屑》）彻底的破裂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他们之间。自沈从文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他们的来往完全终止，只是偶尔在公众场合见上一面。到后来，沈从文说他是尽量回避丁玲，不同她出现在同一地方。
在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们相遇了。沈从文说，丁玲在会上特地来找过他，邀请他和她同桌吃饭。但是，沈从文躲开了。只是在宴会结束时，沈从文才和丁玲握手告别。之所以如此，沈从文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但是面子上我还是照顾她了。”（转引自周健强《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自这次宴会后，沈从文与丁玲不再相见了。有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华来到北京，有关方面宴请招待。凌叔华提出请两位30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凌叔华后来只好单独前去拜访沈从文。
第三部分第26节 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日子
人们很遗憾，两位现代文学中的杰出人物，两位都来自湘西的作家和友人，在他们生命的暮年，却产生如此大的矛盾。他们各自的才华创作了辉煌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脚印深深地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都属于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人们会不断地研究他们，从他们的作品以及人生历程中领悟生命的内容和意义。同样，他们晚年的这一风波，也会引起人们的极大疑惑和兴趣。他们用丰富的作品，也用丰富的生活，在人们面前铺开了一片又一片新奇的天地。
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日子：1985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
两个生命消失了。快乐和痛苦，友谊和矛盾，等等，一切都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化为云烟。
他们去世时，似乎都有一种超然于尘世的淡泊。接近他们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或强调逝世前的遗言、或强调葬礼的朴素无华，借此来渲染这种希望摆脱人世间烦恼的境界。
陈漱渝写到丁玲逝世前近乎于佛家的心态：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一行字却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直到神志不清时，她还清晰地一字一顿地对秘书说：“我早成佛了。”（《干涸的清泉》）张兆和这样说到逝世后的沈从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转引自巴金《怀念从文》）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沈从文葬礼的李小林，向父亲巴金描述了葬礼的场面。
巴金用他朴质无华的语言记述下来：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周围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鲜花和绿树丛中。（《怀念从文》）80多年的人生旅途，多少奋斗的艰辛和喜悦，多少珍贵的记忆和遗产，多少生命的磨难和无谓浪费。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际，荣耀、屈辱，等等一切，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经历了太多的喧闹、波折，他们同许多老人一样，都需要在静谧之中告别这个世界。
他们去了。然而，因他们而开始的一切没有结束，他们之间的恩怨沧桑，留给后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陈漱渝谈到人们议论“沈、丁公案”的事情时，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幸而在莽莽红尘中的好事的人们却无法像已故者那样超然。由于立场、观点、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复杂错综的社会关系，他们不仅对于活人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而且对于判断死者生前的恩怨也有着不疲倦的兴趣。（《干涸的清泉》）生活就是这样无情。名人的灵魂，永远不能摆脱尘世间的骚扰。他们编织了一个个人生故事，后人们就会根据各种情形或各种需要，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来一遍遍地叙述。如果，这些故事充满着谜，那么，人们就会试图一层层揭开谜底，哪怕永远也不会有谜底。
对于期望获得灵魂宁静的丁玲、沈从文，这是幸还是不幸？假如说他们生前真想达到一种超然，但又何必不在晚年保持对往事的宽容大度，特别是丁玲，又何必在沉寂20年后对一个并非敌手的昔日朋友大加贬斥？
他们超然与否，业已形成的一切，都不能不使后人将好奇但又并非无聊的目光注视他们的往事。人们谈论它，不仅仅着眼于名人的私生活的趣味，而是希望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他们。
其实，希望超然者，未必真能超然；希望宁静者，也未必真能获得宁静。
沈从文与丁玲晚年的矛盾波折，便在沈从文逝世之后不久开始为人们所提及，并且逐渐成为文坛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热点。随着各类文章的发表，沈、丁晚年之争的缘由，他们各自指责对方的详情，陆续公之于世。
1988年10月，凌宇的《沈从文传》出版，他第一次以较大篇幅集中叙述了沈丁的恩怨。根据自己的研究，他认为丁玲对沈从文的贬斥有很多偏颇。
1989年1月，徐迟在武汉《长江文艺》第一期上，公开了沈从文1980年写给他的信，使人们第一次得知沈从文对丁玲文章的态度。这封信很快经《新华文摘》转发，流传更广。
同年2月，邵燕祥在北京《散文世界》第二期上发表纪念沈从文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有关丁玲文章的事情。他作为受过沈从文教诲的学生，将自己因为与发表这篇文章有关而感到的惭愧之情公开表露出来。
同年8月，《散文世界》第八期发表沈从文1982年1月致周健强的信，同时，周健强专门发表长文《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周健强为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将沈从文当年对她所讲述的与丁玲有关内容详细记录下来。
1990年4月21日，《文艺报》发表周良沛的文章《也谈所谓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对周健强予以批评。同年10月，《人物》第五期发表陈漱渝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文中引用了丁玲在《记丁玲》上所作的一些批语。另外，在春天上海举行的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座谈会上，陈漱渝也曾在发言中谈到同一问题。
同年，李辉分别发表《与巴金谈沈从文》（《随笔》1990年第五期）、《湘西原本多侠气——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与〈记丁玲〉》），则是取与陈漱渝等人不同的见解。
一个个“好事者”，不管情愿与否，相继闯入了文坛的纠纷。主人公业已作古，他们的故事却依然在研究者的笔下，在知情人的记忆中继续发展。
这是不会终结的恩怨沧桑。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如果他怀着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再度将历史演绎，不管会有多少疑团或者因找不出结论而感到困惑。
人们无法作出定论，因为两个主人公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截然相反，对往事的回忆也常常各持一端。观点不同的“好事者”，也许因此而要无休止地争辩下去。
对丁玲为什么痛骂自己，沈从文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丁玲“举得不够高”，二是他写出了丁玲所不喜欢的事情，即描写了她与冯达的同居。他在给徐迟的信中说：……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其实我当时既明白内中还有个“立三路线”复杂而秘密的问题，是某些人最担心到的问题，我还记得人十分亲切的提及立三立三，而后来却成为最大忌讳。这也是近几年才懂得点滴的。至于举得“不够高”事实上看来，我倒是把她举得过高，而由后来发展看，“降下”的却不应由我负责了，只宜由她本人行为负责。
陈漱渝则根据他认真阅读丁玲在书上所作的批语，认为丁玲对《记丁玲》的不满主要有四点原因：一，书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比如说丁玲渴求的是“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受“肉体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