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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在上海只呆了两天，我们三人决定一起到杭州美丽的西湖去。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第一部分第5节 在上海开拓他们的新天地
我现在仍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爱着他，但甚至对他也这一点保守为秘密，并且退还他所有的信笺。对于这个人我将不再说什么了，虽然这个故事现在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丁玲和胡也频、冯雪峰之间的波折，就这样在杭州趋于平静。丁玲和胡也频确定了夫妻关系，他们的命运从此紧紧拴在一起，迎接时代的风雨，经受风暴的洗礼，共同创造他们的文学天地。
自然，丁玲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后来，在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与冯雪峰重逢；胡也频遇害后，她又得到冯雪峰的帮助。她难以消除对冯的感情。给冯雪峰的信就是这样写出的。
1933年秋天，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曾将丁玲在1931年、1932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揭载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与后来的任何回忆和他人的叙述，它们更为可信地告诉人们一段真实的故事。
同丁玲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一样，这些信中活脱脱一个能爱、敢爱的女性，没有虚伪，没有某些女子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丝毫传统的道学气。沈从文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便力图塑造出这样一个新女性。
香港一位学者对丁玲的这些信评价甚高，他写到：“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在两性关系上，虽然不够严肃，可是在爱情上却十分认真和炽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丁玲写给冯雪峰的这些信，1936年经丁玲本人编辑而收入《意外集》中，但在1949年之后的各种选本均不再收入。
丁玲在1932年的信中写到：一夜来，人总不能睡好；时时从梦中醒来，醒来也还是像在梦中，充满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东西在心中汹涌，只想能够告诉人一些什么，只想能够大声的笑，只想做一点什么天真、愚蠢的动作，然而又都不愿意，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们的爱情，这只有我们两人能够深深体会的好的，没有俗气的爱情！我望着墙，白的，我望着天空，蓝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动着尘埃，然而这些东西都因为你，因为我们的爱而变得多么亲切于我了啊！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比昨天还好，像三月里的天气一样。我想到，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给你听，要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的话，可是，我又不愿写下去，等着那一天到来，到我可以又长长的躺在你身边，你抱着我的时候，我们再尽情的说我们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我要告诉你的而且我要你爱我的！
可以说，丁玲的这些信，以其真诚、热烈的情怀，给我们留下了全面理解她的性格和生活的历史记录。
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跌入人生逆境。冯雪峰1976年逝世，丁玲1986年逝世。在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就在她逝世前不久，一个似乎平平淡淡的细节，却流露出她内心深藏着对冯雪峰的思念。
曾在丁玲晚年身边工作多年的王增如，回忆到丁玲在逝世前一个月的一件事情。
那是在1986年2月7日，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的日子3月4日只剩下20多天，清晨，鞭炮声此起彼伏，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几天她的病情日益恶化，在2月5日，便因连日气管炎发作，咳嗽不止而引起急性心力衰竭。她无力与人交谈，只是闭着眼睛休息。春节此时此刻，丁玲的精神出奇的好，她与前来的人们艰难却又是愉快地谈话。就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她想到了冯雪峰——
他于10年前的大年初一逝世。
王增如写到：“早上，您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此时，您是忆起了老战友，还是想着即将在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呢，或是又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丁玲在最后的日子里》）10天之后，丁玲病危，她不再可能对他人回忆往事，而她在王增如面前发出的这一感叹，也就成了她与冯雪峰珍贵情谊的最后的、也是最动人的一笔重彩。
一阵风雨过去，三个在北京结下友谊的年轻作家，又在上海开拓他们的新天地。
三个人在上海重新开始他们在北京做过的梦：创作，办刊物。
1928年，对沈从文、丁玲来说，都是创作丰收的一年。当时文坛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小说月报》，一年间，发表了他们两位的不少作品。其中，沈从文发表6篇，丁玲发表4篇。
一年里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数量上，沈从文在作者中排列第一，丁玲则和茅盾并列第二。
丁玲这时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顿时成为读者和评论界青睐的对象。人们惊喜地看到，继冰心之后，又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女作家脱颖而出。有人当即以这样赞美的语调感叹：“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地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丁玲女士》1929年）和丁玲相比，沈从文在这一年的成就也极为显著。在北京对他极为欣赏的徐志摩和新月社的作家们，1928年3月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沈从文也成了这个刊物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便在这一年开始在《新月》上连载，被誉为文坛该年度突出的成就之一。新月书店为此书所作的广告写到：“《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近年来中国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著者的天才在这里显露的非常鲜明，他的手腕在这里运用得非常灵敏。”
胡也频的创作虽然没有达到他们两人的成就，但1928年前后也是一个丰收的年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在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出版广告同样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在少年的作家当中，谁还比得上胡也频先生之深刻沉重的？从这十一篇小说里，我们看得出作者那不安定的灵魂在背后推动他，虽然他还是十二分的忍耐，十二分的抑制。”
艰难的生活似乎即将过去，孜孜追求的目标，在他们面前闪烁着迷人的彩色。
丁玲和胡也频是在1928年7月从杭州回到上海的。很快，胡也频就成了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关于为《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一事，《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是这样叙述的：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200元的报酬。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个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
沈从文对此事是这样记述的：三人既应允了共同来维持这个刊物，由海军学生出面作事，海军学生每夜便得过望平街转角处一幢老房子里，从走动时吱吱嗝嗝的扶梯，爬上摇摇欲坠的三楼，坐在办公室一角，发出编好的稿件，就看总编辑一面写本报社论一面吸纸卷烟，直到副刊最后清样看过后，方坐了浩徐的大汽车回家。丁玲则有时同去，有时又独自在家中等候，或一个从报馆把事情办完，一个在家中的短篇小说也写成了。
（《记丁玲女士》）但是，丁玲对此事的说法却与凌宇、沈从文有很大差别。
在1980年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了解《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而且一九二六年、二七年我们困处北京时，北京的《京报》已停刊（或迁走），只剩《晨报》与《现代评论》间或可以对滞留北京的作家们有点周济，零零星星给点稿费糊口。那时胡也频每月可以有三五元、七八元的稿费收入，用以贴补我母亲每月寄我二十元生活费的不足。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三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与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胡也频》）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丁玲又说：“在这之前胡也频曾经利用《中央日报》办过副刊《红与黑》，那名字是胡也频自己想的，……那个副刊办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才明白这是国民党的报纸，于是辞了。”（《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不错，胡也频不是“现代评论派”，但他不可能此时才通过沈从文认识彭学沛。
《现代评论》创刊于1925年，主编王世杰是经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现代评论》的创办资金即由汪精卫提供。在编辑工作中，彭学沛是留学日本归来的，他成为王世杰的一个得力助手，后来在重庆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胡也频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