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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得力大将监督的浚通南北水路工程，也在日夜不歇地修挖。通济渠被打开了，从西苑引谷水、洛水通向黄河，从板渚引黄河水通向淮河，直至江都，一路水天，畅顺无碍。水路浚通之后，大将军们又揣测皇帝的心思，以竞赛施工的速度，沿着水路，在西岸选址建造离宫40余所，全国各地能工巧匠和无数抓来做苦力的百姓的血汗，顺着浩荡水路，付诸东流。
为了给下江南游玩做更充分的准备，炀帝一方面派得力心腹在江都建造大规模的华丽行宫，又一方面第二次派出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采伐名贵树木，建造龙舟、风榻、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类大船数万艘。
全民都被动员起来了。
605年8月，虽然规模浩大的东京尚未建成，炀帝就已迫不及待地乘上了驾临江都的龙舟。左武卫大将军郭衍、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被炀帝钦点任命为前后军统领。随行的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的供给楼船，九品以上的供给黄篾大船。这些楼船，与炀帝的龙舟队伍相接，共处于前后军船队之间，船只首尾相连，迤逦二百余里，一眼望不到头地铺展在水面上，一路瑟箫笙笛，轻歌环绕着向江南而来。
摇船的壮丁多达10万人。坐在高达四层的高大龙舟上，美女如云般前后左右相拥，炀帝心中漾起一股极乐的美妙感觉。水中龙舟船队载着10多万人的庞大人马，一望无际，岸上彩旗遮天蔽日，仿佛辉煌绚丽的皇宫在向前移动。而沿江两岸拉纤的纤夫们，虽人人身穿彩衣，但满脸的汗水晶莹透亮，和着纤绳勒进脊背而“锯”出的鲜血，一同滚落脚下……
这是隋炀帝首次下江南的情景。
606年春，当东京在大肆铺张中建成的时候，已经搂着江南佳丽脖子度过暖冬的隋炀帝，决定起驾北归，亲自享用这刚竣工的北国京都的皇宫的荣华。
浩大的船队因江河水汛期未到，而不得不滞留江南。炀帝不得不乘车回京。为了短时间内修整装饰仪仗队伍，太府少卿向稠、太府函云定兴大力督办，下书督促各地州县交送羽毛。百姓们为应付上命，四出野外，昼夜在水陆各处遍布网罗，捕捉鸟兽，凡是羽毛、皮毛能做装饰之用的鸟兽，无一幸存，全遭屠戮。这一活动虽然持续了仅三个月，但这不到百天的空前捕杀掠劫，使与人类已和谐相处，组成链条格局的可怜动物们的鲜血成了为炀帝仪仗出发前的祭旗之物。
三月初，炀帝的车队从江都出发，北上京都。途中，炀帝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侈奢华贵，生出一番怀旧的感慨来。这一日，梦中突遇自己的父亲杨坚，面对穿着简朴一脸愠怒的父亲，做儿子的不由得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等他抬起头，见父亲已化做一股青烟射入一座土丘，他高喊“父亲……”没有回应，惊醒方发现是南柯一梦。
长途跋涉，千车万马，浩浩荡荡地回到东京，深居皇宫的炀帝，复又想起路上的那个梦境，终日挥之不去。他开始考虑为父辈安魂。于是下诏：
表彰古代贤人，保存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朕永远借鉴前贤，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感叹，归心于千百年来的圣哲，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凡是能树立名声、建立贤德、佐治世务、匡救时弊、广利他人、创建殊勋、有益于人民的人，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他们的陵墓所在地，不许扰犯践踏。有关官员应据此商酌订出具体条规，就符合朕的心意了。
这封诏书透露出对古来前贤的尊敬，其中自然满含着炀帝对生身父亲文帝的一片怀念之情。这是他继位以来面对宗祠的首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
没过多少时日，炀帝再次下诏：
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人民，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备受礼尊。然而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坟头标记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朕内心无比凄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
这段诏书，是他继位以来对宗祠陵墓的再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尽管不乏凄怆之情，也随口讲说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当然包括他父亲），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但是，这比起秦汉时规定皇陵周围迁居人口，固定设置守护陵园的护卫来说，无论从规模和制度上来说，都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尽管此后仅有的几年当政期间，他偶尔也曾去扶风拜祭父亲皇陵和父皇始建的法门寺，又去长安父亲临朝时的宫殿凭吊并亲拨专款加以修缮，但是，一当他走进女人堆中，当他钻进女人的暖床，他一切都不管了，所有的事都抛到了脑后。
天地终于出现不祥的预兆。先是彗星连续出现于奎宿位置，掠过文昌星，经大陵、五车、北河诸星，进入太微星，又掠过帝坐星，前前后后百余天；再是蜀郡捕获三足乌鸦，张掖捕获黑狐……
疆土境域之内，盗贼蜂起，各路草莽英雄遍地揭竿举事的时候，他却仍视若不见地照样东游西玩，所到之处，不见百官，不闻奏事，只是与后宫妃妾在一起，沉迷酒色，依恋不舍。唯恐享乐时日不够，竟常常招迎一些黄婆老妇，朝夕在一起放肆地讲那些丑恶污秽的下流话。甚至，引来一些年轻人，让他们与宫中妇女大肆淫乱……
618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只有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稜，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地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的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坛腰大的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绝美的女人。这些女人，一旦得到炀帝赐给的玉镯，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手握玉镯，随便出入杭州皇宫，无人敢挡。因而，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的明末学者佚名则认为，炀帝带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稜，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降唐而任封为江都总管的陈稜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已身死四年的炀帝，玉镯显然未被陈稜所得。那么，究竟价值连城的玉镯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抑或是被盗墓贼所启获，便成了千年之谜。
改葬于雷塘的炀帝，灵若尚在，断不会料到，他一生蔑视金钱，得过且过，只管及时行乐，不订丧葬规制，死之后，竟留下了一桩关于金钱的疑案。
即便如此，后世人们还是兴趣不减地打探着雷塘的具体位置，试图以此来聊慰好奇之心。其实，雷塘，并不如古刹大庙、高楼殿阁般引人瞩目，它只是汉代吴王刘濞修筑的一处钓台，而且当时并不叫雷塘，而叫“雷陂”。吴王刘濞每钓均有大鱼巨鳌，便兴致所至，扩建园林。到了南朝，这里已成为一处较著名的风景区。唐朝初年，扬州都督李袭随开“雷陂”，修塘引水灌农田，这才改名为“雷塘”。宋以后，洪水肆虐，雷塘原址周围曾一度变成一片汪洋，雷塘原址也淹毁不存，仅隋炀帝孤坟堆土犹可看见。清代，浙江巡抚阮沅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新对炀帝陵加以整修，筑成高六七尺，占地二亩多的土冢，他邀来当时的扬州知府尹秉缓，请这位当时江南有名的书法家题了一通石碑，上纂“隋炀帝陵”几个沉雄劲健的大字。这正如唐朝大诗人罗隐咏《炀帝陵》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如今，文帝与炀帝的皇陵，都已成一派空寂，所有与他们有过关联的人，都远旅而去。人们大都记不住文帝的作为，只传言所说炀帝是个“多情的种子”这几个字，很可能还要流传下去，供普通百姓笑谈，凭大权在握者鉴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