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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情感现象，都必然地生发于人的心理，亦作用于人的心理，于是决定人的心理的明暗，于是体现为林林总总的言行：
高尚、无私、爱、同情、宽容、感激、理解……
或相反：恨、妒、歧视、轻蔑、嫌恶、恐惧、自私自利……
而有时，情怀以相反的状态所表现的恰恰是它的优秀之质。
比如，对于不道德的、丑陋邪狞的人事所表现的轻蔑和嫌恶，证明人之拒绝同流合污也。
诸位，我们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和贫富，每几天内，至少有一次会受到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情感所影响。
我们的人性是有先天弱点和缺点的。
我们不必修行为圣人。
但我们若不互相进行情感的教育，若不师从于人类文化中的文明，则我们有可能渐渐成为邪劣之辈，丑陋之人，而我们还不自知。
仅仅具有本能情感的人是没有进化的人。因为本能的情感，那是连动物也有的。甚至，连动物身上，也偶而表现有超本能的情感。
诸位，没有文化方式所进行的教育，人类的历史将停止在奴隶社会。而那时的人类，是凶恶的。
比地球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凶恶。
我关于我们的情感教育课程的发言结束了，谢谢诸位！
2006年4月
《未死的沙威》第三部分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涵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非是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1974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感。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1974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何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
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惟一被编入集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之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的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
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还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它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里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份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渲泄的快感。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
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成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
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
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
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
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
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六二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的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非是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
“母校”说法，其意深焉。
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
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
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
我所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
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
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见到1974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
《未死的沙威》第三部分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我先朗诵一首台湾诗人羊令野的《红叶赋》：我是裸着脉络来的，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捧出一掌血的落叶啊。我将归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风为什么萧萧瑟瑟，雨为什么淅淅沥沥，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欧阳修你怎么还没有赋个完呢？我还是喜欢那位宫女写的诗，御沟的水啊缓缓地流，小小的一叶载满爱情的船，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文学的理解也以多元为好，一个人过分强调自己所理解的文学理念的话，有时可能会显得迂腐，有时会显得过于理想主义，甚至有时会显得偏激。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并不能判断我的文学理念，或者说我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是否接近正确。人不是越老越自信，而是越老越不自信了。这让我想起数学家华罗庚举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好比伸手到袋中，当摸出一只红色玻璃球的时候，你判断这只袋子里装有红色玻璃球，这是对的，然后你第二次、第三次连续摸出的都是红色玻璃球，你会下意识地产生一个结论：这袋子里装满了红色玻璃球。但是也许正在你产生这个意识的时侯，你第四次再摸，摸出一只白色玻璃球，那时你就会纠正自己：“啊，袋子里其实还有白色的玻璃球。”当你第五次摸时，你可能摸出的是木球，“这袋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你已经不敢轻易下结论了。
我们到大学里来主要是学知识的，其实“知识”这两个字是可以，而且应当分开来理解的。它包含着对事物和以往知识的知性和识性。知性是什么意思呢？只不过是知道了而已，甚至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学们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所必须练的其实不过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体现为老师把一些得出结论的知识抄在黑板上，告诉你那是应该记住的，学生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对自己说那是必然要考的。但是理科和文科有区别，对理科来说，知道本身就是意义。比如说学医的，他知道人体是由多少骨骼，多少肌肉，多少神经束构成的，在临床上，知道肯定比不知道有用得多。
但是文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能仅仅停止在“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比如说我在讲电影、中外电影欣赏评论课时，就要捎带讲到中外电影史；但是在电影学院里，电影史本身已经构成一个专业，而且一部电影史可能要讲一学年。电影史就在网上，你按三个键，一部电影史就显现出来了，还需要老师拿着电影史划出重点，再抄在黑板上吗？
因此我讲了两章以后，就合上书了。我每星期只有两堂课，对同学来说，这两堂课是宝贵的，我恐怕更要强调识性。我们知道了一些，怎样认识它？又怎样通过我们的笔把我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而且这个记录的过程使别人在阅读的时侯，传达了这种知识，并且产生阅读的快感？本学期开学以来，同学们都想让我讲创作，但是我用了三个星期六堂课的时间讲“人文”二字。大家非常惊讶，都举手说：“人文我懂啊。典型的一句话就够了——以人为本。”你能说他不知道吗？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会说“以人为本”；如果下面坐的是政府公务员，他们也知道以人为本；若是满堂的民工，只要其中一些是有文化的，他也会知道人文就是以人为本。那么我们大学学子是不是真的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一点呢？除了以人为本，还能告诉别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三万五千年以前，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那时人类进化的成就无非就是认识了火，发明了最简单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出现了城邦的雏形，农业的雏形，有一般的交换贸易，而这时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
文化史，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那时出现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现的时候才有文化史，然后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现象。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再往前的一千年内，人类的文化都是神文化，在祭祀活动中，表达对神的崇拜；到下个一千年的时候，才有一点人文化的痕迹，也仅仅表现在人类处于童年想象时期的神和人类相结合生下的半人半神人物传说。那时的文化，整整用一千年时间才能得到一点点进步。
到公元前五百年时，出现了伊索寓言。我们在读《农夫和蛇》的时候，会感觉不就是这么一个寓言吗？不就是说对蛇一样的恶人不要有恻隐吗？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寓言的智慧性还不如我们的“杯弓蛇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