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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虚心学习老教师的教学经验。
1963 年4 月，在市直属重点中学历史联合教研组老师们的帮助下，举行
了一次由我执教的校际观摩课。教学内容是初中《中国历史》第四册《保卫
解放区的武装斗争》。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刚24 岁的青年教师要承担这样的大
型观摩课，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我反复钻研教材，琢磨教学方法，写好教案
后，又独自在寝室、在办公室对着墙壁试讲了20 多遍。这堂课终于成功了，
赢得了大家的称赞。这次教学观摩活动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体会是：第一，教
科书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加强历史课的基础知识教学必须从深入钻研教材、
正确理解和掌握教科书入手。备课时我在通读全册教材的基础上，着重钻研
了本章本节教材内容，既从教材的整体看局部，又从教材的局部看整体，从
而把握了教材的内在联系。第二，在明确教材地位、把握教材内容的基础上，
要确定明确的教学目的、重点和难点，并考虑应充实的内容。第三，要精心
设计教学过程，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把历史课讲得生动具体，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四，既要紧扣教材讲一些生动具体的
史实，又要引导学生对史实进行分析，在教学中贯穿思想教育。我在生动具
体讲述民兵在保卫解放区的斗争里发挥的巨大作用后，引导学生重温前面教
材讲到的《论持久战》中关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
中”，“决定战争的是人民群众，不是武器和技术”的论断，从而深化了教
学内容，提高了学生认识。我深感在平凡的中学历史教学里包含着很深的学
问。后来我把这次教学观摩课的教学过程和我的粗浅体会写成了《一课的教学》一文，不久，这篇7000 多字的教学体会文章发
表在天津《历史教学》杂志上①，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舞。
1963 年以后，我积极投入了历史教学改革，探索在历史课贯穿思想教育
和启发式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中应用的路子。1964 年秋的一天上午，我正要
走进课堂的时候，突然见10 多位年长同志走进教室要听我的课，这真是“突
然袭击”。我竭力让自己一下紧张起来的心情平静下来，接我预定的教学内
容大胆地讲。那天讲的是《各地的反清斗争》，我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清
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分析它为什么是一个骗局；还引导学生认识：为
什么在“戊戌变法”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却阻碍了社会历
史的发展。讲了下来，听课的老同志不断给我以鼓励。后来我才知道，听课
的是重庆市副市长邓垦和市教育局的领导。根据邓副市长的指示，要我将这
堂课在全校教师中重新示范一遍，以推动学校的教学改革，于是学校安排了
一个课外活动，在大礼堂布置了教室，让全校教职员都来听我讲这一课。讲
了下来，各科老师又给我许多鼓励。后来，我把教学这课的体会写成了《挖
掘教材的思想教育因素——一课的教学改革尝试》一文，
发表在《历史教学》杂志上②。后来，我还总结发表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劳
动教育的几种作法》③等教学经验。
从1965 年开始，中学历史课改为只在初二、初三和高三讲开设。高三讲
① 《历史教学》1963 年11 期。
② 《历史教学》1965 年7 期。
③ 《历史教学》1965 年11 期。
授的中国现代史每周仅一课时。中学历史教学的地位每况愈下。我所在的学
校是一个有36 个班的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此时全校历史教师由7 人削减为
只有我一人，高三的历史课只好每4 个班为一组集中在大礼堂上合班课，历
史课只学不考。这对我满腔的热情确实是泼了一瓢冷水。我曾对是否一辈子
当历史老师产生过动摇。我语文基础好，曾有改行教中学语文的想法。当时
全国正在掀起向王杰同志学习的活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思想多么单纯啊！
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王杰的日记，深为他“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的精
神所感动，并用王杰日记中写的“班长和战士的职责不同，为党工作是一样”
的话来对照自己、激励自己。我克服了想改行的思想，下决心在这个不被人
们重视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切。那年《历史教学》杂志举办“当王
杰式的教师，培养王杰式的学生”的笔谈，我应邀参加了讨论，并在文章中
提出“作为人民教师，不仅要把王杰同志的革命精神接过来；还要把这种革
命精神，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传给学生，让王杰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精神
代代相传。”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因曾在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而暗地
受到审查。大概是从我的文章中找不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才免遭
厄运。“文革”中历史课被取消，我改教语文，并逐渐成为高中语文骨干教
师。“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历史课，我主动要求回到历史教学岗位。那时
因语文是主科，我又是骨干，开初领导还不同意哩！在我一再要求下，我终
于又走进了历史课堂，担任高、初中的历史教学。以后连续承担了市、区、
校10 多次观摩课、研究课。我在教学中，逐步形成了以讲授法为主、兼用其
它教学方法的、生动具体的、思想性、启发性、感染力和逻辑征服力较强的
教学风格。我所教的班，无论是文科班还是普通班，无论是高中班还是初中
班，学生普遍对历史课有浓厚兴趣。据我对初84 级221 名学生学科学习兴趣
的调查，绝大多数学生把历史列为第一或第二热爱的学科。我任教的三届文
科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了好成绩。其中，1979 年学生高考历史人均分高于省
人均分33。4 分，1982 年人均分高于省9。4 分。1984 年，我任教的初二年级
接受全市第一次统一命题考试，取得了人均92 分的优秀成绩。1978—1984
年期间，我还结合历史教学从事教学研究，独立完成了《中学历史教学法概
要》、《中学历史教材教法通论》两部专著，后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浙
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又与北京周发增先生合作，共同编著了《历史教学与
爱国主义教育》一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为历史教师要搞好历史教学必须了解学生，使教学尽量从学生的实际
出发。在中学任教的22 年中，我曾担任过11 个班的班主任，5 届班主任年
级组长，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了解学生；也为我通过历史教学、历史课外活
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创造了条件。我所带的班，班风正，纪律好，多数被
评为先进集体。我曾就“怎样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怎样开展学习雷
锋活动”等问题多次在全校交流经验。
1984 年9 月，我由南开中学调到了市教育科研所任历史教研员，承担全
市中学的历史教学指导、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为中学历史教师服务，为教
育行政部门有关教学决策服务。我到教研部门后和教研组的同志一起，在全
市范围内进行了历史教学社会功能的跟踪调查和历史教学现状的调查。这次
① 《历史教学》1966 年1 期。
调查使我看到历史教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进一步增强了搞
好历史教研工作的光荣感；同时也看到历史教学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已成为
更好地发挥历史教学社会功能的障碍，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为提高中
学历史教学的地位，我四处奔走呼号。我曾给四川省副省长、省教委主任写
信，恳请他们采取措施加强历史教学；我曾在省政协会议上以委员提案的形
式吁请全社会都来关心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我曾代市教委起草了加强中小
学文科教学和贯彻“两史一情”教育纲要的意见等文件；我曾到许多单位作
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也曾到许多学校为学生讲学习历史的方法。为加强历
史和国情教育研究，1991 年我承担了主持国家教委“八五”教育科研重点课
题《基础教育中的历史和国情教育研究》的任务。这个课题以研究基础教育
中的历史和国情教育的内容、渠道、方式、方法为重点，并从历史和国情教
育的现状出发，研究如何确立历史和国情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采取措
施，加强管理；研究如何在中小学各科教材的编写中和学科教学中贯穿历史、
国情教育；研究如何使学科教学中的历史、国情教育同对学生的日常德育工
作、学科课外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研究如何发挥教育基地的作用，
形成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历史、国情教育网络。我们这个课题下属
6 个一级子课题，16 个二级子课题。参加课题研究的有重庆、深圳两市的4
个社会单位，14 所中小学，57 个教学班，研究人员、实验教师共200 多人，
包括教育部门的领导、中小学各科教师。课题具有行政领导、科研人员、实
验教师相结合，市、区（县）、校相结合，学校、社会、家庭相结合，内地
与沿海经济特区相结合四个显著特点。各子课题组从自己的研究任务出发，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历史和国情教育在
实验地区和学校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参加本课题研究的深圳南山区，过去历
史课不受重视，学生学习历史积极性不高，1991 年在全市中学会考中初中历
史及格率仅为50％，名列倒数第一。开展课题研究后，历史课的地位提高了，
历史教学质量也得到提高，1993 年初中历史会考及格率为97％，高中历史省
会考及格率为96。9％。
1994 年4 月，我去深圳得知课题研究大大地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历史和国
情教育时，感到无比的欣慰。我和课题组同志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这些年来，为帮助历史教师业务进修，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研究
能力，我曾为本市历史教师以学习历史教学大纲、研究中学历史教材、介绍
史学研究成果、传递教改信息、指导教学研究、交流业务进修等方面为内容，
举行过近100 次专题报告、专题讲座。我还应邀到新疆、安徽等省（自治区）
讲学。1987 年以来，我先后参加了乡土教材《重庆历史》和九年义务教育初
中历史教材（内地版）的编写工作。我主编的《重庆历史》，已由西南师大
出版社出版。我参与主编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材得到了国家教委中小
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们的肯定，在试用中受到好评。我还认真学习人教社专
家们数十年来编写历史教材的丰富经验，并结合我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对
中学实际的了解和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对编写内地版历史教材
的理论思考。我撰写的《关于历史教材编写的几点思考》一文，1991 年在南
京中、日、美历史教育学术交流会上作大会交流后，由《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杂志加“编者按”发表。该刊在按语中称，本文“提出了教材编写中的几个
原则思想”，对广大历史教学工作者“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①。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自1980 年参加在开封举行的“全国历史教学法讨论
会”以来，我出席了历次全国性的历史教学学术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出席了
1985 年、1987 年、1991 年、1993 年、1994 年分别在我国北京、安徽、南京、
上海（北京）和日本东京举行的历史教育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幸得到国内老
一辈著名历史教育家白寿彝、苏寿桐、李纯武等先生的指教，有机会与日本、
美国、英国、丹麦、韩国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从
中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育、我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
这集中反映在我撰写的《我所了解的日本历史教学改革》②一文和1994 年8
月我在东京东亚地区第三次历史教学研究会上的报告中。③。。
我在中学任教时的历史教学研究，是在繁忙的历史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之
余进行的；到教研部门后，我除担任历史教研员外，还一直兼任中学教研室
主任的行政工作。我从事教学研究、撰写数十篇教学研究的文章以及从事教
材编写，也是在繁忙的教研、行政工作之余进行的。我终年没有节假日，每
天都要工作10 多个小时，家庭生活也过得很简单。为了我钟爱的历史教育事
业，参加工作30 多年来我一直是超负荷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