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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自己看久了，也受不了，叫我充满愧疚。锡箔很有用，且十分醒目。
锡箔富弹性，拿在我手上的心现在变得有模有样，像个地球仪，银光灿烂，
闪闪发光。我几乎觉得另一只手似乎应该拿根宝杖，才相称。。但事实上，
整件事除了说格调低劣之外，别无话说。我于是拿了条围巾，把手和锡箔裹
着的心包了起来，感觉安心了些。我只好暂且假装伤了手，以后再想办法一
了百了把心给扔掉，当然是不能连手也锯了。
我于是打电话（真打，不是幻觉）给丙，他现在是绝不可能成为丙了。
我可以感觉得到手中紧紧抓着的心的每一个悸动，每一个跳动。而我对那个
无法去体验的美丽经验，心中涌起了一阵无奈的苦痛。我跟他扯了个不高明
的谎话，说是突然重感冒。他嘛，听了之后，声音僵硬，似乎不太高兴，但
斯斯文文隐藏了起来。就像我可能做的一样，说说笑笑，略略带了点刺，小
心谨慎选了句结束语。打完了电话，我坐下来思索我的处境。
我坐在那儿。
我该怎么办？
我坐在那儿。
我得跳过之后四天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有必要，因为我的记忆实在无
法一点一滴的去回忆。很可惜，那该是故事的重心。总之，我拉上了窗帘，
拿下电话听筒，开了灯，把围巾解下，松开锡箔，检视我的心。我有五分之
二世纪长的经验要检视，然而第一个晚上还没检机完毕，我就进入难以形容
的状态：
或许假如我能拔出皮肤上的神经腺
组成一张红网，快速拖进海中捕鱼。。
到了第四天夜晚我已精疲力竭，无论是靠意志、意图，还是靠欲念，
我都一动也动不了那颗心——它不但黏在我手指头上，像块黏糊糊的糖果，
事实上且已在我手指和手掌上长了肉了。
我再次用围巾和锡箔把它包起来，熄了灯，拉开百叶窗和窗帘。这时
大约是早上10 点，伦敦的一个普通日子，既不热也不冷，天不青也无云，
不下雨也不晴，街道并非了无生气，但也不美。所以我也没抱着什么希望期
待什么特别的景象。心里，一边想着别的。
突然，我听到了笃笃笃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脆、响亮。那可
能只是槌子槌石的声音，但我还没见到人，就已知那是高跟鞋的声音。她在
我窗子对面的人行道上疾走，鞋跟踩得那么重，敲得整条街的噪音都集中在
那笃笃铿铿的响声里。在她走到波特兰大道转角时，两只伦敦鸽子成对角向
下俯冲，快得像两颗子弹朝她的方向冲去。看到了她，鸽子即时成直角冲上
天空。她转过了街角。这一切，要写下来，得花点时间，但所发生的，却是
瞬间的事：那女人全身的力量透过高跟鞋邦邦敲在路上，她在街角转了个正
角，走了；而鸽子在她身边又转了个急转弯，急速穿过荡漾的空气。没什么，
当然，没什么——她一路走去，鞋跟嘀哒响，鸽子停在我的窗花上，咕咕叫。
一切都没了。那声音和动作美妙准确的结合，都消失了。但刚才确实发生过，
让我看了快乐无比，振奋不已。在这个世界，我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开始发
觉手指上黏着的心松动了。它塞在围巾和锡箔下，我虽无法一下子把它给甩
了，但也差不多了。
我了解，那样坐在那儿分析我这颗心40 年来的每一举动，或每一跳动，
又或每一悸动，并不明智。我根本走错了路，那样会使我这颗颜色血红、尖
酸、开心的心，永远永远连结在我的肉上。。
哈！你以为我完了！你以为。。
瞧吧，我一怒之下会把心滚出去
跳起，像个手球，撞倒
墙壁，脸孔，路轨，雨伞，鸽子的背上。。
不行，这样做没有用，徒然使事情恶化。我该做的是做点什么出我自
己的意料之外的事，就像那女人、鸽子、尖锐的鞋跟声和丝白的翅膀，出我
意料之外。
我穿上大衣，把包着围巾的臃肿手臂放在胸前，要是有人问：你的手
怎么啦？我可以回答：手指给门夹了。我于是走上了街。
在人群中行走并不容易，我担心他们会奇怪：那女人的手是怎么啦？
这样一来，我就难以忘记自己。而那颗心，一路上不停的在我手上悸动、震
动，提醒我。
我上了街，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是不是该找个人吃顿饭？还是到公园
去逛逛？还是去买件衣服？我最后决定到园湖边去绕池走走。四天四夜没睡
觉，累了。我走到牛津马戏站去搭地铁。中午时分，都是人。我觉得很不自
在，但却不需担心。在伦敦，我敢说，你就是脱光衣服在路上走，也没人会
回头多看一眼。
我搭扶手电梯下月台，看着旁边上行电梯上经过我身边的脸孔，那是
我的习惯。我边看边想（这也是我的习惯）：这些陌生人竟会和我在这种场
合相遇，多么奇怪，更奇怪的是我们再也不会相遇，又或，即使再遇，自己
也不会知道。我走到了拥挤的月台上，看着一张张脸孔（那也是我的习惯）。
然后上了车。车厢人很多，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虽没有上下班时那么挤，但
都坐满了。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决定睡一会儿。太累了。刚要入睡，
却听到一个女人自言自语，其实是高声宣告：
“一个香烟金盒子，唔，不错，
可不是，我说，一个金盒子，对。。”
那声音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使我张开了眼：在我座位另一面，大约离我
八个座位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士，身上一件廉价的绿色大衣，手上没戴手套，
脚上咖啡色平底鞋，长袜是黑耳线织的。她一定家境相当不好，这年头，这
种装束的人不多见。引我注意的倒是她的姿态。她半扭着身体坐着，扭头从
左肩回望，对准她邻座一个老头的肚子。但她显然视而不见，她那对年轻的
眼睛，并没看到任何东西，她看的是里面。
她显然是单独一人，在拥挤的车厢里，她这种举止倒并不叫人太难为
情。我看看周遭的人，大家咧嘴微笑，或是相互交换眼神，或是眨眨眼，或
是理也不理，各有不同。
但她对我们所有的人，一概视若无睹。
她突然伸直了身体，转身坐正，看着正对面的人说道：
“那你是这么想的了，你这么想，
你这么想，对不，你，你想我会
在家等你，可是你给了她一个金
盒子，而。。”
然后单薄的身体顺时针转动，带着浅色头发的狭长的头向左半转，空
洞的眼神越过左肩，再次怔怔地瞪着那男人的肚子。他不自然地笑了笑。我
探身向前，一个一个观看我那一排的人，只见她对面那个人，一个年轻人，
脸上的表现也很不自然，但却兴趣盎然。我发现我们大家都在看着她，这个
年轻、单薄、苍白、惨遭不幸的人。她却无视我们的存在，大声说出她所想
的。而又一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也没有什么预示，在站与站之间，
她突然向前扭了扭身体，显然不是因为火车在邦德停了又开，惊醒了她的梦。
她向坐在她对面的人说道（那年轻人已下了车，换了一位头发曲卷、半自的
标致妇人）：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不是吗，假如你回来时
一脸笑容，一脸欢愉，那我就知道，
可不是，不用你说，我已知道，我也已对她说了，我
说，我知道他给了你一个香烟金盒子。。”
说到这儿，她突然带着同样的顺时针动作，停了口，可能是被迫，也
可能是接不下去，她半转过身去瞪着那大肚子——那中年男人仍坐在那儿。
火车到了大理石拱门站，他下车去了，投给车厢，应该说是车厢里的人，一
个宽怀的微微一笑，似乎说：相信你们一定知道这位不幸的女人铁是神经有
问题。。
他的座位没人去坐。那一站没人上车，而两个站着的人不想去坐她旁
边，接受她的瞪视。
我们都坐着不动，平静地看着前方，对自己，或对他人假装不知道那
可怜的女人神经出了问题。事实上，大家应该采取点行动。可是我连该怎么
向她说都不知道，我该说：太太，你疯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家？还是：可怜
的东西，别这样了，没什么用的，你知道的。离开他吧，那样他会清醒过来。。
而过了一会儿，经过她的内在机制调整之后，她又转回身来，对那标
致的妇人开口说话，妇人极为克制地接受她的指控：
“对，我知道！啊，没错！还有我的
鞋子呢，鞋子呢，一个香烟
盒子给了她，死女人，
一个金盒子。。”
她停嘴。转身。开始瞪视，向身旁无人的座位。
太奇特了。那是种冻结的悲哀，怎么说呢？那是种没有激情的激情。
我们看到的是一段十分具体的不快情绪，看到了某人悲惨的骨髓，或者说，
一出悲剧的骨髓。然而剧中却没有感情。她像个演员在上演“告夫记”，或
是“薄幸郎”，还是“偷情记”什么的。她只不过在背台词，只要背对了，
其他的懒得理会。
不论她是半扭着身体，眼睛一眨不眨瞪视青绿色的，丑陋的毛椅套，
还是坐直了身体，指控对面标致的妇人，她都有一种死板，十分吓人，对，
那也是我们感到可怕之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她很有可能（假如内在机器失灵的话）变得一言不
发，永远，就着她半扭，或是坐正的姿势，或是两者之间——对，我们都想
象得出，她那某种毫无道理的姿势，永远僵住的情况。我们似乎看到了某个
女人的外表正在经历某种事先设定的动作。
她根本不在那儿。坐在那儿的是什么，是谁，我们无法知道。当然我
们也可以想象，她消瘦温和的小脸粲然一笑，完全忘怀她所扮演的。然而她
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大理石拱门站和皇后道之间的火车上，也不知道她当众指
控她的丈夫，还是情人，也不知道我们在看她。
而我们，看着她，感到窘困、羞愧，却与她完全无关。。
突然间，我感到，在围巾和锡箔下，我的手指变轻了，我的心滚开了。
我飞快地把它从掌中拿开，唯恐它又决定再黏回来。我拿开围巾，把
一颗式样美好的心平放在膝上，像情人节卡片上一颗银色的心，当然，这一
颗是三面立体的。这一颗心，与其说是无害或是用词不当，不如说是艺术腔
重，只是品味甚差，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我看出车上的人在看着我的心，不
再看那可怜的疯女人。他们的表情看来很满意。
我站起来，走了三四步，走到她身旁，把锡箔包着的心放下，她瞪着
眼看它。
有一下子，她没反应。然后，带着一声呻吟，还是一句如释重负的自
语，加上全然戏剧化的伤痛，她探身向前，捧起了闪亮的心，双手紧抓，抱
在胸前，前后摇来摇去，还把脸颊靠上去，眼睛瞪视顶端，仿佛对着她丈夫
说道：看，我拿到了什么。我才不管你和你的香烟盒，我有了颗银色的心。
车子到了诺丁山门站，我站了起来，身后留下了车上乘客满意的点头
和微笑，他们在恭贺我。我下了车，上了月台，搭了扶手电梯，走入大街，
前去公园。
没有了心。完全没有了心。多幸福。多自由。。
听到那声音没？那是笑声，对。
是我的笑声，对，是我的。
吾友茱蒂丝
自从我听到了一个加拿大女人兴致勃勃的，像是终于找到了标签，把
一稀有品种钉上了标记似的，心满意足地说，“她啊，当然了，就是你们英
国典型的老处女嘛。”之后，我就不再邀茱蒂丝出来认识朋友了。
这之前几个星期，有个美国来的社会学家，从茱蒂丝口中探听到她年
届40，独身，独居，于是问我，“我猜她是放弃的了？”“放弃什么？”我
问。其后的谈话不值一提。
茱蒂丝不常参加宴会，施加压力之后，她会参加，倒不是（感觉得出
来）为了给人面子，而是为了矫正她自认的性格上的缺点。“我实在该多认
识点朋友，”有一次她这么说。我们恢复了早先的友谊模式：夜晚相聚，偶
尔看场电影，或者她会来个电话说，“我现要去大英博物馆，会路过你那儿。
要不要一道喝杯咖啡？我有二十分钟时间。”
茱蒂丝的情形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用来形容她的同语“老处女”，
却引起我们对其他人的遐想，例如我那两个老姑妈：年纪都70 出头了，独
身，一个从前在中国当传教士，一个是伦敦一家著名医院的退休护士长。两
位女士一道住在乡村小镇上一间大教堂的隔邻。她们花费许多时间服务教
会，参与善举，和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关心亲戚的孙子辈、重孙辈。但如
果我们看到她们的房子50 年来一桌一椅都没变动，就妄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