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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呻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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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你干啥去哩?”  
翁上元一回头,“去公社接人。”看到翁大元的帽子拿在手里,他吼着:“还不赶紧戴上,把你的耳朵冻掉了。大清早的,你跑出来干啥,快回去!”  
翁大元没有动,问:“爹,到公社接啥人?”  
“接城里下放的一个什么右派,姓南。”翁上元回答说。  
“啥是右派?”  
“说(尸求)的你也不懂,快娘的回去,冻掉了耳朵,小心揍你!”说着,竟把鞭子伸过来,鞭梢在翁大元的耳根子上划了一下。翁大元吓得跑远了。  
掌灯时分,翁上元才回来。进屋便蹴在火炉边,把那冰坨般的手,直直地朝火上烧。咝咝地冒出青烟,缕缕焦臭便随着那青烟直直地灌进鼻子里。然而他竟很惬意,舒坦得直笑。  
“姓南的右派呢?”翁大元问。  
“自己卸行李呢。”  
翁大元跑到那大车边上,见那架车的牲口也拴进棚里了,呼噜呼噜地直咳嗽。那车被顶车杠顶着。一个穿黑色中式棉袄的汉子正弓身扛车上的一只大背包。那背包绑得滚圆,白白地结着一层霜。那人吃力地扛上肩,猛地挺身,以期扛稳了迈步。但却啪地掉下一个东西,他便紧张地低下头,那包便哧地滑下来,落到了地上。他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是一副眼镜。他朝眼镜上哈口气,用袄袖擦了擦,就又戴到眼上。他再要搬那只包,竟搬不动了。努力半天,依然不动;他颓然地咧一咧嘴,手拼命地往袖里抄。他被冻坏了。  
翁上元出来了,一把就拎起了掉到地上的背包,另一只手拍拍那人身上的霜粉,“南先生,走吧。”  
这便是姓南的右派。  
南先生吃惊地看了翁上元一眼,紧接着便连连哈腰,“多谢,多谢。”那个样子很是滑稽。  
随翁上元走了几步,他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车转身子往回走。原来车上还有一个大网兜,网兜里有两只崭新的铝盆和一只雪白雪白的瓷盆。他吃力地拎着,走得趔趔趄趄,将要迈坎时,一下子蹬脱了,身子前后左右摇晃,在一番挣扎之后,竟砰地摔倒了。那网兜甩得远远,盆们亦顺势脱了那网线的羁束,在坎坡上潇洒地翻滚,且叮当奏清响;那暮色中的山环里,便有一群雀子喳地飞起来。  
翁大元感到极好笑,放开嗓子乐。这就是城里人,这就是南先生。  
南先生被领进翁送元曾住过的屋子;那屋子凌文静走后就没人住,怕勾起一些伤心的东西。那屋子的桌柜上都趴满了土,南先生不知怎么办才好,便用嘴吹。一下吹不动,便吹两下;力气用得不小,尘土纹丝不动。尘土积得太厚了。翁大元抽出罐子里插的掸子,从柜子的一头掸起,那土规规矩矩地跟着样子走。“应该这样,这样。”翁大元一边掸着,一边对南先生说。南先生还是连连哈腰,“多谢,多谢!”把东西放妥贴了,翁上元对翁大元说:  
“大元,你去找柴禾帮南先生生火,咱太累了,先去歇了。”然后朝南先生一点头,“要什么就跟大元说,他是我儿子。”南先生朝外送他,一边送一边连连哈腰,“走好,走好。”  
大元就给南先生生火。南先生想帮他,他手一摆,“你歇着吧,咱会笼①。”  
①笼:京西土语,即生火。  
翁大元很快就把火笼着了,煤在灶里噼叭响起来。“着了,你可以在人口上烤烤手了。”翁大元的脸上鼻子上都抹黑了。南先生掏出一块白手绢来要给他擦,他手一搪,袄袖子往脸上一蹭,小脸儿便又白了。南先生又哈腰说到:“多谢,多谢。”  
翁大元白了南先生两眼,问:“你叫什么?”  
南先生连忙站起来,“敝姓南,东西南北的南,叫南明阳。”  
翁大元摇摇头,“不认识。”  
南先生便摊开掌心,在上面划了一个“南”字。  
翁大元依然摇摇头,“不认识。”  
“您叫什么?”南先生问。  
“甭您,小孩子叫你,咱叫翁大元。”翁大元世故地说。  
“三个字怎么写?”南先生问。  
“不会,谁娘的知道咋么写。”  
“没上学吗?”  
“没上。  
“为什么没上?”  
“嫌道儿远。”  
“在哪儿上学。”  
“公社那块,好几十里。”  
南先生噢了一声。  
炉火上来了。翁大元给南先生烧了一壶水。  
“您去睡吧。我自己来。”南先生说。  
“甭您,你。”小孩子很认真地说。  
“噢,你回去吧,我能行。”  
“等水开了,咱替你把火封上。”  
两人面对面地坐着,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就等着那壶开。  
壶开了,翁大元利索地给南先生灌到暖壶里,剩下一点儿倒在门边的一个铁盆中,“这,留着你晚上洗脚。”  
翁大元把火封好了,对南先生说:  
“你看到门上开着的那半扇窗户么?那是通气用的,可别关上;夜里冷点不要紧,别中了煤气。”  
“多谢关照,多谢。”南先生很感动。  
翁大元想说点什么,又咽下了。左右上下看了一下屋子,说:“你歇吧,咱走了。”便迈着老成的步子走远了。  

二  

第二天,翁上元便召集全村人的会议。翁送元去世以后,翁上元被任命为继任支部书记。会议就在那个大会场上召开;来的人不太多,村人已厌倦开会。  
翁上元把话筒压了压,“现在开会。”那声音传出去,嗡声嗡气的;在会场上绕了三圈,方才落地。这话筒子的确可以造势,小声嘘出,却大声震起。难怪翁送元买了它,可惜那时没扯上电。话筒里的声音一响起,说闲话的人就平静了,这东西居然能压得住阵势。  
“大伙儿注意了,咱村里新来了一位城里人,是城里的教授——南先生。”南先生从台上的一角站起来,一边笑着一边哈了好几个腰。大家觉得可笑,便哗地笑成了一片。  
翁上元说:“莫笑。我问了,教授么,就是老师的老师,先生的先生。从现在起,南先生便是咱村的社员,大家都认识一下,以后多照应点儿。”  
南先生便又站了起来,双手合揖,又连连地哈了几个腰,“敝姓南,东西南北的南。本人犯了错误,请父老乡亲多多批判,一定好好改造,好好改造。”  
倏地,大家都不笑了。场子里静极了,一束束鼻息便突然显得滞重。  
翁上元打破了这种沉静,“南先生是写书的,写书犯了错误,上边告诉咱他是右派,在咱村里劳动改造。上边还说,要注意利用这个典型,经常开一些批判会。今天就召开第一次批判会。”他看了一眼南先生,“不过,咱得强调两点,这一哩,对南先生不许打,他是个白面书生,不经打;这二哩,干农话儿的时候,大家不许捉弄他,要实打实地教给他,上边还要检查改造成果,咱不能交不了差。”  
“啥叫右派,他写的啥么书?”有人问。南先生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要接受质问。  
翁上元摆了摆手,“这些说了你也不懂,甭说了,咱图个耳不听,心不烦。”  
“也是。”  
这批判会便冷了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啥批判会呢?既不知道人家犯的什么错,又不许打;翁送元活着可不会是这样。也说不准,他后来除了种种烟,不什么也不管了么?这人那,到哪儿说哪儿,过一会儿是一会儿。就是就是。  
整个场子出奇地静寂。被批斗人南先生感到极不自在,寒冷的冬日里竟也流了满脸的汗。他的腰部隐隐地疼了一下,那是在大学里被小将们打的;小将们打他之前,从来不跟他商量;刚才还静如处子,一会儿就凶如恶煞。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变脸,所以总是战战兢兢。他不知道山里的爷儿们怎么变脸,便内心忐忑。  
沉静了好一会儿,翁上元咳了一下,“大家伙儿没啥说的了是不?那咱喊几声口号吧。”  
“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他平平地喊了一声。  
大家这才知道南先生叫南明阳,便也跟着喊,“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翁上元再喊了一遍,群众也跟着喊一遍。三遍口号过后,翁上元说,散会。群众就都走光了。  
剩下个南先生怔怔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翁上元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南先生,走哩。”  
南先生一惊,“完事了?”他怯怯地问。  
“完事了。”  
居然就完事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摇了摇头。  
回到住处,翁大元过来了,“我爹叫咱给你扛了几件家伙儿。”他朝墙根指了指。哪儿整齐地摆了几件农具。  
“我爹叫我告诉你,家伙怎么使,到时有人教你;干活儿时悠着点,你刚来乍到,还不习惯。”翁大元说。  
“对了,你抽烟不?”翁大元问。  
“不抽。”  
“我爹叫咱给你拿来一个烟笸箩,还一杆烟袋,就撂在你的柜上,不抽就不抽,就放在你这儿吧。”  
南先生看到了那杆烟袋,杆子还是铜的,烟锅头是新的,锃明瓦亮。他摩挲着,居然哭了。  
“哭啥,就一把破烟袋,没几个钱。”翁大元认真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哭,把眼泪抹去,很难为情地笑笑,“你们山里人真好。”  
“人倒不赖,就是穷。”翁大元说。  
听到一个孩子很世故的说法,南先生感到翁大元早熟,便逗弄他,“怎么个穷法?”  
“大老爷们儿连条裤衩都不穿,连我爹都不穿,脱了裤子就露鸡巴蛋儿。”  
南先生听了,不禁破颜,赶紧用手把嘴捂上。  
“你咋那么乐?跟个酸娘儿们似的。”小孩子严肃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笑,“大元,回头我教你识俩字。”  
“识俩字就识俩字。”翁大元点点头。  
这时从房梁上掉下来一只小蛇,在柜板上蠕动着;南先生失声尖叫。翁大元从容地走过去,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捏,那蛇便伸直了身子,驯顺地呆着,一动不动。他把小蛇捏起来,放到门外,说一声“走”,那蛇便很听话地爬远了。  
南先生大为骇异。眼睛盯着翁大元,送去质询的目光。  
翁大元一晃头,“咳,这不稀罕。从小,蚂蚁、蚂蚱、螳螂、蜥蜴,我都捏过,只要咱一伸手,它们就都老实了。”  
“那你就不害怕?”  
“不害怕。倒是它们有点怕我。”  
“为什么?”  
“咱也不知道哩。”  
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  
第二天的活计是起猪圈。起猪圈是农村冬季里的一个主要活计:把猪圈里的冻粪起出来,放到猪圈外的场子里,再由人用背篓背到堰田上去,当底肥。山里人都会起猪圈,把冻层招开一条缝,镐刃伸到底层去,一用力,便把一大块冻粪撬下来;然后再用镐背把冻粪敲碎,粗细均匀的猪粪便起出来了。由于都懂得窍门,村里人起粪,又轻松,量又大。南先生不懂得起法,挥起镐子直直地朝冻层招去,一招招出一个小白点;便更用力气,镐子反而弹回来,弄得人站立不稳。看着趔趄不稳的南先生,人们都乐,这一乐,他更显尴尬,脸色就愈苍白。他拼命地与冻粪较劲,粪没起出多少,虎口已裂出血来。翁七妹心中生出一股怜情,走过来教他方法。南先生虽是个知识分子,对起粪的窍门却理解得异常慢,久久掌握不住要领,翁七妹很有耐心,一遍一遍地教他,不厌其烦。南先生很感动,觉得这农村姑娘很妩媚,是灰色的山村景色中的一抹亮色,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南先生终于会起粪了,他感到他已开始进入乡村生活,悬空的心有了落地之感,情绪稳定下来。  
他的乐观情绪来得过早,在一些生活琐事上,他吃了大苦头。  
初来的几天,翁上元给他安排了派饭,到社员家里用餐。淳朴的乡亲努力给他做些好吃食,他吃得也愉然。后来队里给了他一些玉米和谷物,叫他自己起伙,他便进了身心无措之境。  
玉米可怎么吃呢?可以熬粥。他的粥熬得或稀或稠,并且总是熬糊了,粥里有呛人的糊味。熬糊了的粥不能倒掉,因为他是个被改造分子。便小口小口地啜那糊粥。啜了小半碗之后,便再也吸不下去,因为腔嗓里都像蠕满了虫子,烧撩得难耐。他没有吃饱,便一声不吭地爬到土炕上。半夜饥肠挛动,辘辘如歌,蒙面而泣。玉米还可以蒸窝头,打糊饼(又称“贴饼子”)。他蒸的窝头,总是不抱团,笼屉里蒸出的,是一小撮一小撮的粘稠物。他打的贴饼子,总是从锅体上出溜到锅底的沸水之中,把饼煮成粥。他便用碗盛着这非干非稀、非饼非粥的吃食,背着人们的目光,偷偷下咽。他吃得稀里糊涂。  
这是玉米面的制作。更让他尴尬的是那满口袋的整玉米。这整玉米,粒粒金黄,美丽如诗。但不能整个吞下去品味,须辗成玉米粉。怎么辗呢?须上碾。山里的辗便是老皂荚树下的石碾子。妇人们转于辗道上,缓行如吟,飞动如蹈,倒也是一幅隽永的风情画;但一个男子要是手执辗棍,耐着性子,走出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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