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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先生！”
翁七妹的叫声，使他回过神来。他不敢看她，脸红了。
六
要过年了。
一进腊月，村里的碾坨子就将昼与夜碾连襟。家家都碾黄面，家家都蒸枣子年糕。腊月十八那天是村里吃糕的日子。都把盛满枣子糕的蒸笼敞开盖子，稳在灶膛的温火上，任香润的雾气于室内线绕。街坊邻居便一个一个地上屋来，从蒸笼中取一片糕子吃。吃过，便说一声好，再到别的家去吃一片两片。这一天，每个人都要登所有村人的门，尝所有村人的年糕。即便平日有些隔膜的人家，也要走到。走到了，便一切淤怨都得以化解——这叫怨文不过年。当然也有褊狭的人，故意不登你的家门，让你哭笑不得；对此，村人自有处理的办法，便是将属于那人的一块年糕扔到院中去，口中喊一声：“就当喂狗了！”便再也不牵挂那一方恩怨。南先生是外乡人，跟村人素无恩怨，便在翁上元的引领下，每家都走走，在每家都吃两口年糕，并且每家都送给他两块；所以，他虽然没碾黄面，但他不缺年糕吃。
吃着百家的年糕，他竟忧伤起来。他对他的两个学生说，春节期间不开课了，放假。他是怕接触那叫《哭眉阝子》的剧本，那悲切的情感让他受不了；那把悲切情感唱得很妩媚了的人，同样让他受不了。
他整日窝在屋里，想心思。
除夕那天，他被翁上元请过去，一起吃年饭。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也跟村人一样了。酒饭之后，翁上元对南先生说：“走，咱们到皂荚树那儿去，熬年。”山村的除夕是通宵醒着的，叫熬年。到了大皂荚树下，村里老少已来了不少；翁上元叫人砍来很多柏树枝杈，堆了阔大的一堆。他点了火，柏枝便噼叭地烧起来。这叫烧百岁火，因为“柏”谐“百”，是企盼人人都能活到百岁，永远厮守的意思，所以又叫“守岁”。村里的男人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手里都拿着一捆柏枝，到了以后，便扔上去，叫篝火烧得不断档。青苍的柏枝在火上烧，柏油就烧得流溢，火焰就芬芳无比。众人喊着“去邪，去邪哩！”便大口大口地吸进去，都嚷痛快。南先生吸了一口，果然通体清爽。那柏枝响亮地燃烧着，把一颗颗质朴的心撩拨得不再平静，就围着火堆跳起来，跳着杂沓而强劲的韵律。南先生也跟着跳，耳朵里却听不尽热烈的叫声。他想起了除夕之夜与他的尹文听一个大音乐家的《欢乐颂》的情景。那一刻的欢乐，安静而强烈。
到了午夜时分，人们呼啦地散去，跑到各自的屋檐下。每家的屋檐下都有长长的炮辫子舒舒展展地朝一只洋铁桶中顺下去。人们都点着了火，鞭炮在瞬间炸响在一起，村里的天都颤抖。这是一种绵绵的颤抖，会一直颤抖到山村的哑口娩出一轮火红的太阳。
在鞭炮的热浪中，有一排排更高亢的声浪掀过小村的山头。那是翁上元带着一班猎人放出的排子枪。他们站在高高的石壁上，齐唰唰地端平了枪，对着无边的一片青苍，渲泄出一道道的轰鸣。翁上元大喊着：
“伙计们，莫吝惜那一点狗屁不值的火药，平时，是为那帮畜性，今儿个，是为咱自己！”
这是对贫穷而幽僻的生活的一种反抗，让人感到一种甜蜜的畏惧。
在山里人无遮无拦的激情中，南先生却有些困倦了；他从簧火旁悄悄地走开，朝他的住处走。
走到村街的一座谷秸垛旁，他见到一团影子努力地往垛里钻，那谷秸垛颤抖着，垛顶上的草哗哗地朝下落。他以为是一只村猪在拱垛，便走上前去，试图把它轰出去。走到近处，却看到耷拉着的一团老青布棉裤的腰，团着的裤腰上高耸着一张赤裸的青白色的臀。听到走的脚步声，人的身子急急地朝垛的深处钻去，外露的臀便翘得更加风致。
一个妇人的声音：“快点弄吧，个大冷的天儿。”
那个高耸的臀便不管不顾地耸动起来。草窝里传出呜呜的低吟。那秸垛子也颤抖着，终于坍了下来，把那张寒冷的臀完完全全地包裹起来……
南先生心跳不止，急急地跑回了住处。
躺在床上，眼前总是浮现那耸动的青白色的臀。他口干舌躁，翻身下炕，喝了一气老凉水。南先生那城市的肠胃，已经乡村化了。合上眼，那张臀就又耸耸地伸到他面前；一团迷惘袭来，竟喘息起来。他感到他腿裆间那个寂寞沉睡的伙计，蠢蠢地骚动起来；很快便在棉被的平地上树起了一座尖尖的峰巅。那座峰巅是那么好笑又是那么的令他畏惧。他想推平它，抽紧了臀腹；那尖峰竟然摇曳起来。他不知所措，用力掐弄那蠢动的伙计；摇曳的尖峰反而升起一股莫名的快感。他低声骂了自己一句。但这一声骂却像一个引子，竟把城里那张床上，同样青白的一张臀引到他面前。
“尹文！尹文！”他高叫着，陷落到一片死海之中，像那坍下来的谷垛，紧紧地把他包裹。眼前一片黑暗。天！心底叹了一声。
翁大元请他吃初一饺子，他才从昏梦中醒来。
他腰腿酸痛，动作吃力；刚欠起身子，便又躺下，无可奈何地对翁大元说：
“夜裹着凉了。”
翁大元说：“这好办，我给你捏捏就好。”
翁大元叫他俯卧，在他腰脊间捏拿。从尾梢到颈顶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临了，翁大元拍了一下南先生的屁股，“起来吧，包你没事。”
南先生竟轻松地爬起来，下到地下，除了腰腿尚有一些沉滞感之外，并不妨碍走路。
南先生惊叹不已，“大元，你学过按摩？”
“没学过。”
“你常给人捏腰吗？”
“有人找就捏，一捏就好。”
“你有特异功能。”南先生说。
“我不懂。”翁大元摇摇头。
“你应该上学，多学点知识，那你就懂了。”
“行，请你多教我。”
“我教你，不如你到学校去学。”
“知道，等我大一点了再去学校。”
“瘫子李水你给捏过吗？”
“捏过。我一捏他就疼得要死，我自己手脚也发麻，捏不好。”
“那为什么？”
“我自己留心过，一般的腰腿疼咱能捏好，硬伤捏不好。李水是硬伤。”
“有这等事？”
“有。
南先生连连称奇。
七
开春，刘淑芳生了第三胎。是个女胎，因不足月，生下来就死了。
刘淑芳哭闹不止，惊动了村里上下，不少妇人去安慰她。原来，产前的头天夜黑，两口子吵了架，被翁上元一脚踹在肚子上，第二天就早产。
死孩子就放在炕上，在小襁褓中，肢体健全，模样喜人，妇人大叹可惜。
翁上元蹲在地上，一声不吭。他心中悔恨不已。
刘淑芳哭闹着，让他滚出去；说是不见他还好，一见就烦得要死。
翁上元一声不吭地走出屋子，朝远处走去。
“支书挺仁义个人儿，怎也能办出这事？”一个妇人说。
“他仁义？他是黄鼠狼问病鸡，假仁假义！人前他装得厚道着呢，人后比谁都不是东西。”刘淑芳也一改平常的贤淑，扯着嗓子说到。
“这人都咋回事呢？”一个妇人问。
“咋回事也不咋回事，这人都差不多。”一个婆娘答。
“这人那，最是人的是人，最不是人的还是人。”一个说。
“就是，就是。”
“这事咱甭拱火，谁的粉儿谁搽，谁的好儿谁念。”
“就是，就是。”
……
“淑芳，你也甭想不开，上元心中有邪火，你得体贴他。”一个说。
“就是，就是。不就一个崽么？咱婆娘生孩子跟屙屎似的，明年再生。”一个说。
“想不开也得想得开。只要留着咱这肚子，就什么都有；咱女人的肚子，除了装大粪，不就是装孩子么！”一个说。
大家就都乐了。刘淑芳也乐了。
见刘淑芳乐了，妇人们就更有兴致了。
“咱女人甭太金贵了，越贱越受用。说城里的女人到医院里生孩子，有时那人都生死了；咱乡下人，炕头上撒把炉灰就生，也没见死人的。”
“就是。咱女人跟男人立什么垒？他活着你瞧他不顺眼，嫌他对你不好，要是死了呢？一死就塌了天；你再有脾气你骂谁去，你再有气朝谁撒去？！咱还是贱着点吧。”
“对哩。咱女人贱就是贵，越贱越贵。他打你你不叫谁知道？伤疤你不给人看谁知道？他日咕你就让他日咕你，他乐意怎么日咕你就让他怎么日咕你。你不说不道谁知道你被日咕了？这屋门一开，你还是个全合人儿；二婶子还是二婶子，不会是二侄女。”
“这女人就得想得开。人在外，嘴要严，懒男也要说三分好；男人也要说他七分强。把自家男人说（尸从）了有什么好？那爬墙跨篱笆的坏男人专找（尸从）男人的女人欺侮。家丑不可外扬，家贫不可外扯。家贫咋着？不是有一个笑话么？穷人门后头挂一张肉皮，出门前用肉皮擦擦嘴，走在街上，总是油光瓦亮，没人敢小瞧，跑堂的都得对你点头哈腰。”
……
在婆娘们的乡土哲学阐发得热烈的当口，翁上元朝着南先生的住处走来。
南先生的屋里已早有了一个翁大元。
南先生已经知道了刘淑芳的事。
“我恨我爹，我也恨我娘。”翁大元说。
“为什么？”
“他们在人前对谁都好，一回到家就对自己不好；俩人总是吵架，让人烦透了！”
……
翁上元进了屋，“大元，你也在这儿？”
翁大元不理他爹。看了南先生一眼，跑出去了。
翁上元劈头就问：“南先生，你有女人没有？”
“有。”南先生知道翁上元说的女人就是指妻子。
“在家？”
“不，离了。”
“谁提离的？”
“她提离的。”
“我肏！这娘儿们可够刁的！”
“不能这么说。”
“你真（尸从），让娘儿们甩了，你还敬着她？！”
“她是个好人。”
“好个屁！你们城里男人都神经，竟让女人骑。”
“这你不懂。”
“咱是不懂，也不想懂。咱就知道，那女人就那么回事。”
南先生笑笑，“你跟淑芳怎么回事？听大元说，你们尽吵架？”
“个死崽子，嘴倒快！”翁上元说：“怎么回事？瞧着不顺眼，又不想离，就吵呗，不吵不舒坦！”
“淑芳可是个好女人，人懂事又贤惠。”
“那是饺子皮儿，里边是什么？是烂肉！”
“你可也是个好人，女人有什么短长，你应该会包容。”
“我是什么？也是饺子皮儿，里边装的是酸肉！”
……
翁上元发泄完了，叹了口气，“其实，刘淑芳对咱不赖，也舍得跟咱吃苦。”
“那你应该对她好点。”
“心里也想对她好点，可真一做起来，就不好了。”
“为什么呢？”
“心里总觉得她不干净。”
“那人不是死了吗？”南先生对刘淑芳与翁息元的事也略有所闻。
“他死了，可我没死，做娘的放不下。”
“你观念太旧。”
“新不了。咱山里人值钱就值在这儿。”
南先生被刺了一下，但还是笑着说：“要想值钱就痛苦，一不值钱就幸福。”
翁上元一怔，“你说得咋跟娘儿们似的，娘儿们就这样，人一贱就舒坦，就幸福。”
“男女都一样，痛苦的时候都会哎哟。”
“你当教授的学问大，咱不给你争，走，跟咱走一趟。”翁上元说。
“干什么？”
“去跟我埋死孩子。”
……
翁上元把死孩子严严实实地抱出来，身后传出刘淑芳的声音，“把孩子安置好点儿。”他回头应了一句，“知道。”两个人之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翁上元小心翼翼地抱着死孩子，像呵护着一个梦。南先生扛着一把锹。
他先到了一块堰田边上，把孩子递给南先生。南先生连连后退，“抱着吧，怕啥，死孩子比活人干净。”南先生只好接过去，心悸不止。翁上元用铁锹掘了一个坑，左右张望了一下，就又填了。“不成，这儿不成，雨水一大就下来水，会把孩子冲走。”他说着就去接那孩子。南先生说：“还是我抱着吧，换来换去的，我更不踏实。”
翁上元选了崖顶的一块位置，掘了几锹，就又停下来。“这地方风光倒是风光，土太薄，会冻着孩子。”他哪里是给死孩子找葬处，倒像是给活人寻居所。最后，他在一块崖石的壁上，找到了一个洞穴，洞穴不大，刚可蹲下人身。他用锹一掘，穴里的土居然很厚，他笑了。他掘了一个深深的坑，坑底和四周都铺上了石板，然后把孩子放进去。最后看了孩子一眼。“总算咱父女一场哩。”他说。眼里竟泪花盈溢。用石板封上顶，便小心地覆上土。入土还不为安，他竟用石头认认真真地把洞口垒死了；然后在洞口又埋下了一棵荆子。“开春就发芽哩。”他说。做完这一切，他从怀里掏出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