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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反经-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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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经文】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阴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

  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

  胡人便于马,赵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悸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

  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一午于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译文】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黄石公说:

  “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

  【按语】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摆脱道德的屏障。这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

  的主张。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在本篇中,赵蕤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苏秦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候,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象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

  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几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以其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菜板上的鱼肉了。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没处讨,据说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重用他,官到都尉,后来因与刘邦作战失败,陈平怕被项羽杀掉,又转而投奔了刘邦。可见,这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而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象黄石公所说的,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品目第三
  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你知道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经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

  “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已;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咸情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译文】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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