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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按语】
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本篇“适变”所论术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
正论十六
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
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经文】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故作“正论”以质之。＇
【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经文】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著《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译文】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经文】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著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财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心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官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诬佚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顺和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而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礼；中央宫